投稿/张君辉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部分虚构情节

古人云，“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许多人，经历许多事，走过许多路。但等到年逾古稀，悬车之年时，往往回想起的，还是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

1972年11中旬，时隔两年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当时已经在生产队当了一年计工员的我（1971年末我中学毕业，因为没办法上大学，所以毕业后就回到生产队当了记工员），在得知已经有两位接兵首长来到我们公社征兵后，我立马就背着父母跑到村里，找到大队民兵营长报了名。

报完名后，看着民兵营长手里拿着的那厚厚一沓的报名表时，我的心就紧张的砰砰直跳。要知道，当时的我，已经十九岁。本来在去年，在1971年11月末，还在公社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我，就准备直接从学校里报名入伍（在当时，部队里中学学历的战士比较少，因此从学校直接报名当兵，竞争比较小），但没想到的是，部队1971年末没有征兵。

因此，当年年底毕业的我，只能“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回到村里继续开始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因为我是中学毕业，再加上数学也比较好，所以在回到村里不久，我就担任了我们生产二队的计工员。在七十年代，在当时，生产队记工员的工作就是每天傍晚收工后，在每个社员的劳动手册上记清——“今天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活，应记多少工分”（在当时，大队里每个参加劳动的社员，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劳动手册）。

记工员这个岗位虽说小，但其实并不轻松。要知道，这劳动手册可是大家年底分粮时的凭证，一点也马虎不得。因此，在当时，还有着这样的一句顺口溜，“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因此，当时看着大队里来报名的青年那么多，我知道自己如果想去当兵，就绝不能坐以待毙，就必须要做点什么。恰好这时候，我想起了在看过的一个电影里（在当时，每隔一段时间，公社电影队就会去到各个村庄，轮流放电影），主人公为了能成功去当兵，就找到接兵首长，向他们表明了自己渴望穿上军装，走进部队的梦想和决心。

想到此，为了让自己能成功当兵，我也决定学习电影里的情节，去公社找接兵的领导，表明自己当兵的理想和决心。再加上，前两年在公社中学上学时，我曾见过两次我们公社的武装部长（姓王，为人很和善），也知道该去找谁。心里有了主意后，我便立马跑去三婶家，借来她家的那辆村里唯一的二八自行车，开始朝着公社武装部出发。

到公社武装部，找到王部长后，平时一向不善言辞，一紧张说话还结巴的我，竟流畅且自信地向王部长说明了我的情况和我要当兵的坚定决心。当时，王部长在听完我的话后，感觉我自身条件还可以，中学毕业，人挺机灵，个子虽说不高，但也不算太低（当时的我，身高一米六八），于是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在最后，在我临走时，王部长还笑着鼓励我说，“加油，小张，你有文化，还懂礼貌，要是能成功当兵，到了部队可错不了，将来有出息了，千万别忘了我。”虽然知道是鼓励，因为能否成功去当兵，还要看自己的条件符不符合要求，但王部长的一席话，无疑让我坚定了自己当兵的信心。

报完名后，就是征兵体检。得益于我不错的身体素质（从小在农村长大），虽说个子有点低，但我还是顺利的通过了征兵体检的全部科目（内科、外科、五官科和血压）。但我深知，通过了体检，并不意味着自己就能去当兵了。因此体检刚通过，我就又开始琢磨起了下一关——定兵关。

我知道，自己去找王部长表明过决心，公社肯定是没问题，但接兵首长愿不愿意要我，还是未知数。因此，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要行动起来，所以我再一次的去到了公社武装部。到武装部跟王部长见面后，我再次诚恳地向他说明了我的来意——想见见接兵干部（要见接兵干部必须要通过公社武装部，因为在当时，只有武装部才知道接兵首长们什么时间来，住在什么地方）。

而王部长，在听完我的话后，也是欣慰的点了点头，而后便领着我去到了接兵干部们的住处。当第一眼见到两位接兵干部时，我真是羡慕的不得了，同时心里也在暗暗的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穿上跟他们一样阳光、洒脱、挺拔的军装，也能去到各地接兵。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两位接兵干部中一位稍年长的就先说了话，“小伙子，快过来坐下，今年多大了，念过几年书。”听到接兵首长的话，我虽然快速走了过去，但哪里敢坐下，于是只好站着结结巴巴地回答了接兵首长的询问。因为有点紧张，我回答的不是很好，但我能看得出来，这位接兵首长还是蛮喜欢我。而后，在又交流了几句话后，王部长就让我先出去了。

等我刚出去几分钟，心里那激动的心情还没平复下来时，王部长就走了出来，然后笑着对我说，“小张，你先回去吧，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我看老王（就是那位稍年长的接兵干部），还挺喜欢你，没准等你到了部队，还让你给他当通讯员呢。”虽然知道王部长的话是安慰，因为能不能成功去当兵，还是要看自己的条件符不符合，但我的心里还是非常高兴。而后，我便再一次骑着三婶家的那辆二八自行车，一路兴奋地回到了家。

但这一切，我都没跟家里人说过，因为我生怕父亲知道后，不让我去当兵（当时十九岁的我，是家里的独子，我只有两个妹妹，父亲和母亲都想让我留在他们身边。再加上我还是中学毕业，因此父母就想让我去村里的小学当民办老师）。但我“去当兵”的心意已决，才瞒着父母悄悄的报了名。

漫长的等待，就像是度日如年。终于，在十天后，我等到了两位接兵首长和武装部长来我家家访。当两位接兵干部和武装部长一起来到我家时，还蒙在鼓里的父亲和母亲一时都愣住了。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我就立马端茶倒水，让父亲陪接兵首长们寒暄唠嗑。随后，我又连忙跟母亲一起，去厨房准备中午的伙食。

两位接兵首长和武装部长刚开始没打算在我家吃午饭，但在我的“软磨硬泡”下，还是答应了下来。不一会儿，饭好了，菜也做好了，“首长们”吃的那个香。看我一直站在旁边，两位接兵首长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也让我坐桌。但我没坐，只是站在一边忙活着，一会儿给他们倒酒，一会儿给他们添菜。两位接兵首长很是感动，一直夸“这孩子好，这孩子懂事”。听到接兵首长们的夸赞，我父母很是高兴，脸上也一直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酒足饭饱后，两位接兵首长要离开时，嘱咐我的父亲说，“这孩子我们要了，这两天让他在家好好准备。”

父母送走了两位接兵干部，脸上刚刚的喜悦也全消失了，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很舍不得我离开家。毕竟，我这一走，至少就是三年。因此，看着父母悲伤的样子，我的心也酸酸的，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但我还是强忍着悲伤，坚定地对他们说：“爸妈，请你们放心，儿子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就这样，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家乡，在1972年12月27日傍晚，我们这批1973年的兵，踩着1972年的尾巴，坐着闷罐火车，在暮色下踏上了前往部队的征程。

在闷罐火车的轰隆声中，列车一路前行，当12月28日的清晨到来之时，我突然感觉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之大。在当兵之前，十九岁的我，从没出过远门，甚至都没离开过县城，因此对外面的情况也了解不多，所以当时看着车窗外的一切，我真是感觉十分新奇。同时，由于是闷罐火车，一节车厢里能看到外面的只有几个小窗口，因此新兵们都纷纷挤在小窗口旁，都想以更宽广的视角，看看那车窗外的世界。

在车厢里，我与我们新兵班的李副班长坐在一起。李副班长是新兵，也是唯一一个还没到部队，就当上副班长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当上副班长的，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当时只是凭着感觉。但到部队后，相处的日子久了，我发现自己的感觉并没有错，直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跟李副班长，依然还是很好的朋友。

经过闷罐火车两天两夜的车程，我们终于在1972年12月29日下午，在终点站下了车。下车后，我感觉与上车前相比，少了很多人。见我疑惑的样子，老兵班长告诉我说，前三个连队的新兵都在中途下了车（我们是新兵四连和五连）。

下车集合点名后，因为新兵连营地距离车站不远，所以我们这些新兵就在老兵班长的带领下，以排为单位，列队步行前往新兵连。当时，听排长列队时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是四川人，跟我的口音差不多，在这离家千里之外的他乡，听到那熟悉的乡音，真是感觉十分亲切。因为路程不远，所以还不到二十分钟，我们一行新兵就步行着到达了新兵连营地。到了营地门口，首先让我感到惊喜的，就是大门正上方挂着的一条，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士光荣入伍”的欢迎横幅。

走进营地大门后，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排红砖红瓦的平房。这些平房的大小布局一样，都是南北开窗，东西两侧开门。东边是连队首长们的办公室（也当做卧室），西边是连队器械室、保管室和小仓库，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盥洗室（盥洗室里的洗脸槽很高，我们这些南方兵洗脸时总是够不着，闹出了不少笑话）。

东边和西边的平房中间，是一个大空堂，也是我们全连战士吃饭、睡觉的地方。上下铺的木架子床沿着南墙一排摆开，北边则摆放着十几张长条饭桌，我们吃饭、学习和开会都在那里。

虽然新兵训练很不容易（训练强度很大），但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青年，在经过三个月的锻炼和成长后，都开始向着成为一名合格战士进发。

在七十年代，部队对于中学学历，还是比较重视的。因此在新兵下连队的过程中，我也曾有过几次“悬念”，第一次是我要分到机械连，但后来有了变化。第二次是我要被选去学开车，结果也没有成功。最后到临分兵的前一天晚上，连部文书（姓王，1969年的老兵）才把我叫到连部，见了面，我心里很是忐忑，但王班长却笑着对我说，我最后的去向是去二连当通讯员。

我想，我能成功被选上当通讯员，能在连首长们身边工作，一是因为我是中学毕业；二是因为当时的我，看着也比较机灵；三是因为我个子不高，当通讯员非常合适（个子太高的，不适合当通讯员）。就这样，在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就去到二连，当了通讯员。

得益于我们连长（姓周，1962年兵）和指导员（姓吴，1963年兵）的关系十分融洽，因此我在通讯员岗位上的工作也十分顺畅。就这样，我在二连当了两年通讯员后，在1975年3月，当年的老兵退伍后，我下到一排三班当了班长。在班长的任上，我又脚踏实地、努力刻苦的工作一年后，在1976年3月，我被任命为一排副排长（在当时，我们连队还保留有副排长的岗位）。在一排副排长岗位上工作9个月后，在1976年12月末，我踩着1976年的尾巴，在当兵满四年时，成功提了干，被任命为一排排长。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难忘当时营教导员宣布我提干命令时的场景：那天晚上吃饭前，我们全连照例列队在食堂门口，这时教导员走到队伍前面，宣读了我提干的任命，“现在宣布命令，由张君辉担任二连一排排长。”尽管我心里早有准备（在两个月前，已经进行了提干体检），但真当教导员念出我提干的任命时，我还是被深深的震撼到了（要知道在当时，作为一个农村兵，能成功提干留在部队，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而连长，更是在宣布我提干命令的那天晚上，特意来到我们宿舍，找我谈了心。在营房外昏暗的路灯下，连长坐在我的身旁，认真的说，“小张，恭喜你成功提了干。当兵四年就能当上排长，无疑你是咱连战士里的佼佼者。我知道，这很不容易，但你同时也要明白，你的战友们，他们同样也想提干，他们同样也付出了努力，而且有的可能还要比你更努力，但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你是幸运的，因此我希望你不要产生浮躁的心理，要注意照顾大家的情绪。”

听完连长的话，我认真的点了点头，然后对连长说，“连长，你放心，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做，请你和指导员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连长听完我的话，笑了笑，在拍了拍我的肩膀后，就转身走了。

而我，在上任一排长后，也时刻牢记着连长的话，丝毫没有产生任何浮躁、骄傲的情绪。同时，不管是排里的老兵，还是新兵，我都一视同仁，做到了不偏不倚。并且，在工作中，我也常常以身作则，带头干活。就这样，我终于得到了连长、指导员和战友们的认可，成为了一位合格的排长。

除此之外，还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提干后第一个月发工资时的场景了。当我从司务长手里接过我两个月的工资——62元时（当时排长一个月的工资是54.5 元，两个月就是109元，扣除了11、12月的津贴20元，和两个月27元伙食费后，剩余62元），我激动的一夜都没睡着。62元在现在看来，可能并不算多，但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要知道我当兵第四年时，每个月的津贴也才10元（前四年的津贴分别是每个月6、7、8、10元），一下从10元变成了52元，我的工资实现了大跳跃，我的人生也实现了大跳跃。

按照惯例，提干后就是回家探亲，但因为1977年的春节将至，再加上我想先熟悉一下排长的工作，因此在1976年12月下旬，我提干排长后，并没有着急回家探亲，而是继续留在部队工作。直到1977年2月8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一），我才拎着大背包，穿上崭新的四个兜军装（自我提干排长后，为了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我没有穿过一次干部服，这是第一次穿），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那次探亲假，是我当兵四年第一次回家探亲。因此，当父亲、母亲、妹妹和亲朋好友们看到我时，都十分开心。而1977年的春节，也是我七十一年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春节。说最难忘，不止是我跟家人们享受了那来之不易的团圆之乐，更重要的是，也因为这次探亲假，我得以与我生命中的另一半，成功相遇。

因为1972年底我报名当兵时，公社武装部长对我很是照顾，所以在1977年春节回家探亲时，我也提着礼物，特意去看望了王部长。那天中午，在饭桌上，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我向王部长诉说着我当兵四年来的点点滴滴，也感谢着王部长当年在我报名时，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王部长一直安静的听我讲述着在部队的工作和生活，但等我说完后，他忽然拉住我的手，认真的说，“小张，这次可能有个事，要麻烦你了。”听王部长说完话，看着他认真的神情，于是我也放下手中的筷子，认真的说，“王部长，看你说的。当年你对我帮助那么多。只要我能帮得上忙，你就尽管说。”

听了我的话，王部长笑着说，“我大哥的孩子，跟你在一个地方当兵，也三四年没回来了。这次就是想麻烦你在回部队时，帮忙稍点东西过去。”听王部长说完话，我立马就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就是一件很小的小事（在七十年代，回家探亲时帮老乡捎东西，是一件很正常且常见的事）。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就是因为这次帮忙捎东西，我成功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另一半，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当时，在让我帮忙时，王部长并没有告诉我他大哥的孩子是男兵，还是女兵，但因为部队里基本上都是男兵，所以我也下意识地把王部长大哥的孩子当成了男兵。

可当我在回部队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上午，拎着那一大包东西，去到距离我们连队二十公里外的通信一连找到人时（通信一连有三分之一的女兵），我不由得惊呆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楚楚可人，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兵。看到我愣在原地，那位女兵笑着走了过来，然后问我有什么事。

听到那位女兵的话，我红着脸，然后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我的来意（虽然我已经当了四年兵，但我没有见过几次女兵）。听我说完事情的缘由，那位女兵眨着一双大眼睛，笑着说，“这可怪我二伯了，事情都没交代清楚。再加上我的名字就是像男生名字，这才闹了误会（她姓王，叫王英男）。”

因为我们两个是老乡，再加上我刚探家回来，所以我跟王英男之间，有说不完的话。而且最重要的是，从见到王英男的第一眼起，我就发现自己对她，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而英男，也是时常眨着一双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按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说，当时的我跟英男，就是一见钟情。

但在七十年代，还年轻懵懂的我们，哪里知道这些，只是因为彼此都对对方有好感，我们才开始在休息日见面（因为相距二十公里，我去找她两次，她来找我一次）。慢慢的，在经过了半年的熟悉和了解后，我跟英男才确定了关系。而后，在1978年4月，我第二次回家探亲时，我俩终于如愿订了婚（英男第一次回家探亲）。

后来，在我转业回到地方工作的那些年里，每次我跟王部长在一起吃饭时，在酒酣耳热后，我总是说起，当年要不是王部长让我帮英男捎东西，我们两个也不会走到一起。而王部长，每次在听我说完话后，都是哈哈大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