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小说《鬼吹灯》中,有一句著名的口诀:“窨沉棺,青铜椁,八字不硬莫近前。”
虽是虚构的小说,但从中能看出中华文化对于“棺椁之事”的重视与敬畏之心。在礼法上,对于一些约定俗成的“身后事”,更是不得破例而为之。
史料记载,宋朝宰相司马光,在年轻为官时,接手了一个“离奇”的事件,并为朝廷解决掉了一个燃眉之急。
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呢?
皇祐三年,也就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赵祯继位的第29年,国子博士刘庆孙上奏,要给为国捐躯的父亲刘平招魂,并以国礼安葬,以纪念其丰功伟绩。
刘庆孙这封看似“合情合理”的奏章,却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原因很简单,虽然在《宋史》的记载中,刘平是为国捐躯,死于战场,但是在当时,朝廷中的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刘平其实根本就没有死,而是兵败被俘了。
这就很奇怪了,一个没死的人,为什么会被官方认定为“战死”?又为什么要给一个明知没死的人“招魂”呢?
民间常有“招魂”配阴婚的习俗这件事还要从那场著名的“三川口之战”说起。
仁宗康定元年,也就是11年前,北宋与西夏之间有过一次重大的战役,当时宋军的主要将领有三位:主帅刘平,副帅石元孙,后军都监黄德和。
黄德和是个贪生怕死之辈,见西夏大军骁勇善战,他便率部临阵脱逃了,这也直接导致了刘平与石元孙最终兵败被俘。
显然,这场战役是以宋军的失败收场,但由于当时信息闭塞,主帅与副帅又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朝廷就单方面地认为,刘平与石元孙已经“战死”了。
著名的三川口之战于是,为了宣传宋军将领的英雄气节,宋朝便为刘平塑造了一个“宁死不屈”的形象,说刘平被俘后,在西夏军中整日咒骂,不吃不喝,最终为国捐躯。
而逃回中原的黄德和,则因“临阵脱逃、陷主帅于死地”之罪,被宋仁宗钦定“腰斩”,这在“基本不会有死罪”的宋朝,可谓是极其严重的酷刑了。
“三川口之战”后,整个宋朝都将刘平认定成了“烈士”,并对其家属年年恩赐,朝堂之上喊的口号,也都是诸如“向英雄刘平学习”之类。
直到5年后,一个人的突然回归,让整个朝廷陷入了巨大的尴尬之中。
宋仁宗赵祯像庆历五年,北宋与西夏签署了停战协议,为了表示诚意,西夏主动释放了一些当初宋朝被俘的将领,于是,石元孙回来了。
石元孙的出现,不仅说明了他自己还活着,还带回了刘平也没有死的消息。
众所周知,宋朝是以文治天下的典型,最看重的就是礼法和颜面,而石元孙的回归,就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了宋仁宗和满朝文武的脸上。
这一下,许多官员的脸上都挂不住了,以副宰相陈执中为首的一些人认为,必须要剥夺刘平及其家属的所有待遇,对石元孙军法处置,以儆效尤。
“三川口之战”后的北宋疆域陈执中要让西夏人知道,大宋是怎么处置贪生怕死的降将。
眼看石元孙就要身首异处之时,好在朝廷中还是有明白人,当时官场上风头正劲的范仲淹,直接驳回了陈执中的提议。
范仲淹认为:不能处死石元孙,更不必让西夏人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
理由很好理解,难不成我们想要让西夏人知道,我们的皇帝是怎么对付为了大宋奋勇杀敌的将领?看看咱们的朝廷是怎样在美梦幻灭之后恼羞成怒?
范仲淹的话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是啊,如果真按照陈执中的办法执行,恐怕西夏人看到的,只会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范仲淹像为此,范仲淹给宋仁宗写了一封奏章,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范仲淹看来,尽管刘平与石元孙被敌人俘虏,但也是在奋勇杀敌、弹尽粮绝之后,并非贪生怕死。
作为一个为国杀敌的军人,他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没有必要非让他们“为国捐躯”,这种要求无异于赶尽杀绝。
他建议,不仅不要对刘石二人进行追究,还要善待他们。刘平虽然没有战死,但理应享有“烈士”的待遇。
至于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国的石元孙,给他安置一个待遇丰厚的闲职,让他去一个富庶的地方安度晚年也就是了。
三川口之战,西夏军队初露锋芒众所周知,在宋朝历史上,赵祯之所以被称为“仁宗”,是因为他是一个十分仁慈的皇帝,他听从了范仲淹的建议,给了石元孙一个节度使的官职,将他打发到全州养老去了。
同时,赵祯也没有再追究刘平的责任,继续给予他“烈士”的待遇,对刘家的恩赐也依旧如故。
至此,这场“虚假烈士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了。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范仲淹改革失败,被轰出朝廷后,“破鼓万人捶”的境遇再一次不厌其烦地上演,这件本已盖棺定论的事,也再次被翻了出来。
范仲淹像理由是:当年范仲淹的办法,有失公正。大家都认为,刘平和石元孙毕竟打了败仗,军队的统帅战死沙场、为国捐躯,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朝廷不严惩战败的将军,反而还厚待他们,那以后还怎么管理军队?再遇到战事,将军们就可以保存实力,不再奋勇杀敌。
大不了,打了败仗就当俘虏呗,反正也没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弄不好,有朝一日回到祖国,还能得到优厚的待遇。
而且,满朝文武一致认为,就算不追究石元孙的责任,也必须要追究刘平的责任,因为他俩的“出身”就不一样。
北宋文官这里所说的“出身”并不是指主帅与副帅的区别。简单来说,石元孙的身份打根起就是一个“武将”,而刘平却是一个“文官”。
要知道,宋朝向来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整个宋朝对于武将是持“鄙视”态度的。
无论武将立了多大的战功,也不会向文官那样得到众人的尊重,所以宋朝对武将的道德标准和气节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反观刘平,他可是正经的两榜进士出身,在文官的位置上做了19年,只是为了增加履历、混个“双料博士”的职称,才半路出家,转行做了武将。
北宋武将不过,虽然刘平做了武官,但满朝文武都知道,他骨子里始终还是一个文人,所以文臣们并未排挤他,仍对他十分尊敬。
既然刘平是文官出身,那么所有人对他的要求,也就比武将要高。
作为文官,应该有文人宁死不屈的气节,怎么能跟“不学无术、只会蛮力”的武人一样,缴械投降呢?
而对于这样一个苟且偷生的将领,不仅没有严惩,还给他捧成了“烈士”,做了“英雄”,这让一众文臣情何以堪?
在这样愤愤的情绪下,文官们开始集体炮轰刘平,誓要剥夺其“烈士”的称号,对其严惩不贷。
仁宗盛治一时间,舆论四起,刘家人害怕自己“烈士家属”的待遇被剥夺,自是要想办法,所以才有了刘庆孙上疏朝廷,要为父亲招魂,举办一场国葬的想法。
很显然,刘家人想通过这样一场国葬礼,给父亲刻好墓碑,获得谥号,这样一方面坐实了刘平烈士的身份,另一方面也堵住了别人的嘴。
为此,刘庆孙还为父亲打造了一口尚好的棺材,准备给刘平风风光光地“下葬”。
按说,这种事情,举行国葬礼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为什么还非要“招魂”呢?
其实,所谓“招魂”也是一种丧葬的习俗。俗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人死之后,如果找不到尸体,就要通过招魂的仪式,把亡者的魂魄召回来,然后再举行葬礼。
当初唐玄宗的母亲被武则天秘密处死,找不到尸体,为了安葬母亲,李隆基就举行过招魂仪式,这算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招魂案例了。
可是,刘家人没有想到,李隆基是皇帝,想怎么干都行,可换到刘家人身上,却成了一个“自掘坟墓”的馊主意。
这个时候,距离刘平被俘已经过去11年了,而且没有任何消息说,刘平在西夏病逝了,所以,大概率他还活得好好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给一个活人招魂,还要给一个活人举行国葬……那些把礼法看得比命重的文官们,简直都不敢往下想。
唐玄宗李隆基像这太荒唐、太不合礼法、太没规矩了,这要是传到西夏和大辽,还不被敌国笑掉大牙,简直是自取其辱,所以决不能给刘平招魂和国葬。
话虽这样说,可是若不给刘平招魂,又以什么借口驳回呢?
要知道,天下百姓都以为刘平为国捐躯了,如果这会儿昭告天下说刘平还活着,恐怕到时的局面,比现在还要难收拾,毕竟这件事已经牵扯了太多的人。
首先,当年审查此事的执法官员要怎么处理?当初皇帝也是认可了这件事的,若论失察之罪,皇帝自己恐怕也得分一杯羹。
当年负责这个案件的文彦博和庞籍,他们已经是当朝宰相了,你让这两位宰相如何自处呢?
其次,如果说刘平还活着,那他就不能算“烈士”,既然不是烈士,那这些年赏赐给刘家人的金银珠宝,是以什么理由送出的呢?
难不成,已经送出去的赏赐,还要让刘家一件一件登记造册,再给退回来不成?
再有,如果承认了刘平没死,那被“腰斩”的黄德和该怎么办呢?
当初他可是因为“临阵脱逃、陷主帅于死地”之罪被杀的,若刘平没死,而是投降了,那黄德和的罪名还成立么?
如果黄家的后人跳出来要给黄德和翻案,到时候,朝廷岂不是又要打自己一记耳光?
“腰斩”酷刑最后,在以儒学价值观为主流的宋朝,“孝”是治国之本,为找不到尸体的父亲“招魂”,是一个孝子必须要做的事,朝廷根本就没有理由来反对一个孝子尽孝。
综上所述,为刘平招魂和国葬一事,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环环相扣,是个死结。
在许多朝廷官员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等”。等什么呢?等着刘平死。等他确实死了,这件事就合乎礼法了,就可以招魂了。
然而,对于刘庆孙来说,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单纯维护家族利益的一个提议,竟会让朝廷陷入两难,所以,他毫无顾忌地一直追问此事。
满朝文武,黔驴技穷事到如今,“给刘平招魂”成了一件棘手的事,不解决也不行了,可是满朝文武实在是黔驴技穷了,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这个时候,时任馆阁校勘的司马光站了出来,主动接手了这一棘手的事件,他直接驳回了刘庆孙的招魂请求,理由为:不合礼法。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司马光不愧为博学多才的大儒,招魂仪式虽说是一种体现孝道的文化传承,但从儒家的角度讲,这种仪式还真不合礼法。
《全晋文》有言:“胤无丧而葬,招幽魂气,于德为愆义,于礼为不物。”
司马光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葬礼是有一套完备规定的,人死后,尸体要放进棺材,棺材的目的就是“藏形”。
进而言之,非身无棺,非棺无椁(套在棺材外面的为椁),一个没有尸体的棺材,它还能叫棺材吗?
明明没有尸体,却要对着空棺材举行葬礼,凭空招来幽魂之气,这是对儒家道德的背离。
司马光的意思十分明确:这种没有尸体的棺材,不能“招魂”。因为这是“非礼”的行为。
从东晋起,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按照民俗举行“招魂”,并未真的去执行儒家的这一制度,致使人们几乎都快忘了还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司马光却没有忘,他用自己的博学,为朝廷解决了一件棘手的难题。
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朝廷驳回了刘庆孙的“招魂”请求,一切照旧。
由于此事闹出的尴尬之事太多,此后,便再也没有人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