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一章 滦县·3·民风

高志远画像

3、民风

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中国谚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上的人，由于生存环境不同、生存方式不同、地理气候不同、人文历史不同，其思想观念、为人处事、文化性格特征等，自然各有不同。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的生存环境，有着这样的历史激荡，滦县，形成了自己的民风。

民国《滦县志·重(续)修志序》记，滦县“地界要冲，交通四达、华夷杂处，伏莽亦多”，“人民雄秀，尚节义”(陈曾斌)，“滦故为文学之邦，士大夫揖让进退，皆彬彬有礼，重然诺，尚气节，文字朴茂，经术甚深”(袁菜)，“其地居民，沐前哲之清风，耕凿优游，夙以勤俭节义见称于世”(李蒸)，“民风之厚，·····-尤甲于他邑”(吴大业);

其《人民志·(二)风俗习尚》“编者按”记，“滦境东南多水，西北多山，近山者仁，近水者智；滦居山水之间，宜秉冲和之气，然山多戴石，无坡陀奥衍之形，水尽披沙，少堤岸谦润之势。民生其间，性情肖之。故貌多朴野，不修文饰，话近憨直，每少纤回。旧志谓人物劲悍者此耳。古称滦为夷齐桑梓之乡，民易兴起，则以其行有圭棱，砺廉耻而尚节义也”；

其“士”条记，“金元以前，滦为边地，尚才武，习戎马，而声教未被，以文学著者殆寡。明成祖定鼎燕京，徙民以实畿辅，右文治而左武功，滦俗乃文武并尚。清代重道崇儒，敷文教，增学额，邑人遂彬彬然礼乐选矣”；

其《人物志丁·(十)笃行》“编者按”记，“滦县民风质朴，尚道德，重然诺，晚近虽渐染浇薄，而乡里之间，砥名厉节、特立独行者，尚不乏人”；

其《故事志中·(三)文献徵存》载毛瀚《重修孔庙碑记》记，“维滦昔为孤竹国，地接青幽，俗混华夷，固尚勇猛”，高第《创建魁星楼碑记》记，“滦为畿辅名郡，横山亘其北，岩山崎其南，濡河由东北而来，襟带于左，别故河从乾地历城西转南而合流。山川拱抱，钟秀良多矣。且也披孤竹之风，淑横渠之余翰泽，贤才蔚起，固其宜也”，孔传灏《重修孔庙碑记》记，“滦素称淳朴，前代气节，甲于燕东”。

滦县“人民雄秀，尚节义”、“重然诺，尚气节”、“固尚勇猛”、“淳朴”的突出性格，民国时期的杨三姐告状和评剧《杨三姐告状》的演上舞台，可为著例。

评剧《杨三姐告状》剧照

民国七年 (1918)，滦县高家狗儿庄 (今属滦南县)地主兼商人高贵章生第六子高占英。占英流氓成性，与其嫂有奸，因其妻二姐劝阻，怀恨心，与嫂及族叔合谋杀死二姐。

十六岁的二姐胞妹杨三娥随母到高家吊孝，见高家做事可疑，二姐手指有伤，疑系被害，赴滦县告状。

县“帮审”受高家贿赂，冤不得伸，三娥不服，到省城天津上诉，得检察长亲审，经开棺验尸，证实二姐确系被害，高占英毙命。

次年，“兆才的同乡，杨三娥的表兄，滦县甸子村的李兴州，在哈(尔滨)向成兆才介绍了杨三姐告状的经过。兆才愤恨之余，奋笔疾书，赶写了评剧第一个表现当代社会斗争生活的现代剧目《杨三姐告状》”（王乃和《成兆才年谱(补充修订稿)》，《成兆才先生纪念集》，河北出版社，1957年12月第一版）。

剧作家、戏曲评论家、原中国评剧院院长郭启宏称赞成兆才“挥斥指点，敢作敢为”，“杨二姐冤死已经真相大白。翌年夏月，高占英却仍囚于天津监狱，迟迟未有判决。显然，迟迟未判死罪，便是刑事有缓，其情弊可想而知。据说高家不惜倾家荡产贿赂当局，松动此案，起码的希望是把死罪免去。这时，连风云一时的杨三娥也束手天策，只有家中坐等。就在这个当口，成兆才‘笔’毙了高占英，戏以《枪毙高占英》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剧名上演了！”（郭启宏《成兆才论》《戏曲研究》1983年第九期）

鲜为人知的是，成兆才还创作、演出过评剧《安重根刺伊藤博文》。安重根，字应七，朝鲜爱国志士，1907年投身朝鲜抗日义兵运动，失败出逃。次年，率百余人返回朝鲜，对日作战，失败后再次出逃。

1909年，在获知使朝鲜丧失主权的《乙已保护条约》始作俑者、日本前首相、第一任日本“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将赴哈尔滨，与俄罗斯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会谈之后，潜往哈尔滨。10月26日9时，以三枪击中在哈尔滨火车站下车的伊藤博文，致其当日不治身亡。安重根当场被俄国宪兵逮捕，后移送日方。

1910年3月26日，安重根于旅顺监狱内身着纯白传统朝鲜服装被绞死。

成兆才从报纸上看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新闻，对安重根甚感钦敬，遂将其事迹编为剧本，并搬上舞台演出，宣传了安重根的爱国情怀、英勇壮举。（参见李洪发《时代菁华艺苑典范——论成兆才先生时代题材戏》，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滦河文化研究》2008年第2期）

孤竹有因“让国”而被尊为“清圣”的伯夷、叔齐，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古往今来，滦县，多的是“尚节义”、“重然诺”的“雄秀”、“贤才”。

成兆才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