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本来已有定论，因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上写的就是“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开了三天，因而确定是1935年1 月 7 日至9日开的。对此，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过去从未有过异议。
但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征委”)1983年2月《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将会议时间改为“1935年1 月15日至17日”,此后，多种史著、传记与纪实著作，均沿袭了同一说法。
对此，我觉得不妥。现将理由说明如下：
(一)我虽然不是会议参加者，却是会议的直接见证人。在我的记忆中，军委首长和总部作战指挥机关随二师进城后，当天晚上，中央领导就在楼上开会。
这一情景，我印象很深刻，因此我认为“党史征委”提出的隔了七八天才开会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二)“党史征委”改动时间的第一条理由是：
1935年1月7日21时10分，军委电报通报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我二师今二时(按7日晨2时)已袭占遵义。”
同日23时再次电告各军团：“总司令部决九时(按：应为8日9时)移至遵义城。”
1月8日，军委主席朱德又在《关于我军9日行动部署》电报中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
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9日进驻遵义的通令，颁发了口号和进城的“八项注意”。
军委进驻遵义后，1月10日5时40分又电告各军团：“军委纵队昨日(按9日)进驻遵义，将继续留此工作。”
另外，报告还引证贵州邮务长、遵义县长、国民党九十三师等资料，都说红军是1月7日占领遵义的。
据此，“党史征委”的报告认为，我军1月7日占领遵义，总司令部8日移至遵义，军委纵队9日进驻遵义，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随军委纵队行动、因此，1 月9日前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以上按语均为报告原有)。
我军确实是1月7日凌晨占领遵义的，但是，总司令部却不是8日进遵义的，因为1935年1月3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江界强渡乌江后，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同志就决定率领总司令部随该师跟进，没有同军委纵队一道行军。
军委电报中说的“总司令部决9时移至遵义城”,而“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正好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即总司令部这个指挥作战的领导机关是同军委纵队(军委的其它机关)分别行动的。
如果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同志不同其组织指挥领导机关——总司令部一道行动，怎么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及时实施指挥呢?因此，“党史征委”1月9日前不可能开会的结论是建立在毛泽东等随军委纵队行动的假设上的，与事实不符。
李维汉说：“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
从总司令部第一局实力统计上看，1934年10月2日，实有指挥员8人，工作人员44人，战斗员26人，共计78人。同年12月18日，实有指挥员13人，政治员1人，战斗员17人，工作人员64人，共计95人。
说明博古、毛泽东等从长征开始就随一局行动，而不是随第二纵队和军委纵队行动。
同时，“党史征委”在军委电报“总司令部决9 时”之后加的按语“应为8日9时”也没有根据、总司令部是紧随二师行动的，二师在7日2时占领遵义，总司令部完全能在当天9时进驻遵义。
在我的记忆中也是当天上午进城的。
这两点不成立，1月9日前不能开会的结论就不能成立了。
“党史征委”改动时间的第二条理由是发现了以“恩来”名义发出的电报通知。(电报原件见下页)
按原电的抄件刊登如下：
1935、1、13、 周恩来致五军团电
— — 关于(李)卓然、(刘)少奇一月十四日赴遵义开会通知
卓然、少奇：
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
恩来廿四时
这份电报仔细一看就有以下问题：
1. 电报原件6行，我专门送给保卫部门作了技术鉴定现附录如下，证明：
“第1行第1至10个字和第2、3行文字系一人书写；
第1行第11个字至15个字与第4、5、6行文字系一人书写。”
这份66个字的电报，如将第一人写的电文删去，则不知哪年、哪月、哪日发的电报，也不知要什么人参加政治局会议。
2. 当时，周恩来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人团成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但并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按那时的习惯，他不大可能以个人的名义给李卓然、刘少奇发报，要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 一般都应以博古的名义或中央的名义发报。
如果是原稿，必定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机要科才能译发；否则，别人拟写的电报，机要科是拒绝译发的。而这份电报第1行的“周恩来”和第6行的“恩来”是两个人所写，都不是周的亲笔，不可能是发电的存稿。
而红五军团1937年参加西路军西征，在甘肃高台城失败，如果这份电报稿是五军团收电人的存稿，则极少有保留至今的可能。对这样由两个人拼写的电稿就信以为真，作为开会日期的依据，是很不慎重的。
3.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领导成员名录》记载(这同我的记忆一致):
刘少奇在长征出发时任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前该军团撤销，刘到红三军团任中央代表，后又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没有看到在红五军团任职的记载。这份电报发给五军团的卓然和少奇，也令人费解。
4. 占领遵义后、由于追敌尚远，比原计划增加了休整时间、并在1月15 日又召集各军团领导开会，参加人数比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多。
因此，退一步说，就算这个电报是真的，也可能是第二次开会的通知，而不能说它就是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证据。
(鉴定书原件见下页)
三、 在分析为什么刚进遵义不可能开会，而要等七八天才开会时，都把会议需要准备时间作为一条理由。有的书稿(《遵义会议纪实》》上还活灵活现地描写周恩来是怎样有时伏在一局办公室的大方桌上起草报告，有时回到楼上自己的住室，握着毛笔坐在桌前的马灯下……,一连写了几个通宵。这都背离了当时的特定环境，用主观推测代替客观事实。
从历史发展看，遵义会议是黎平会议的继续。由于当时战争的紧迫，黎平会议开得比较仓促，只决定了改变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即放弃向湘西前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挺进，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没有来得及检讨和总结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的教训。
因此，当时就商定在向贵州进军途中，应抓紧短暂的空隙时间，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前一段的军事路线问题。
从那以后，在攻占遵义前的十多天行军途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即已开始酝酿这一问题，相互交换意见，进行认真准备。
这在一些领导同志的回忆录中都有反映。我是总司令部第一局的作战参谋，印象很深的是：自一军团渡过乌江后，中革军委首长就指示：应迅速奔袭遵义城，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争取时间，创造条件。
为此，指派刘伯承总参谋长到前线直接指挥第二师先头团(红六团)的攻城战斗。
(对此，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写到：“打开遵义以后，我随军团部紧跟二师进了城”,“我和刘伯承总 参 谋 长 步 入 这 座 城 市 时 ， 看 到 二 师 的 部 队 已 经 在 准 备 宿 营了。”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同志率领总司令部在红二师后面跟进。因为渡过乌江以后连续战斗，原先估计敌情比较紧张，没有预料黔军战斗力这样弱， 一击就溃，能在遵义地区休整十二天，更不象现在这样从容不迫地作会前准备。
所以，事先就通知了到会人员在攻占遵义后立即赶来参加会议。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在后卫位置，迟一天才到达。
(如果那份电报是真的，为什么少奇和卓然不同时到会呢?)
军委纵队则由叶剑英率领在后面跟进，比总司令部晚两天到达遵义。他参加了15日研究北进路线的会议。
四、“党史征委”的调查报告还引用伍云甫的日记：“2月10日阴。驻扎西。上午9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洛甫报告五次‘围剿’决议和目前任务。”
以此证明遵义会议在1月15日召开，更不准确。
因为遵义会议的决议是会后由张闻天起草的，由于土城战斗后连续行军，直到2月10日在扎西向营以上干部传达是正常的。
而伍云甫的日记还记载：“1月9日，由龙坪至遵义。”“10日，驻遵义，参加军委部长会议。”从15日至18日的日记，没有一字提到遵义会议。
伍云甫当时任三局政委，随军委纵队9日进城，10日参加的军委部长会议就是刘伯承召集各部(局)长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因三局局长王诤刚入党，由伍参加会议。
五、认定15日开会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军委1月14日14时致一军团一份电报：“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
而且从14日至17日23时中断了同三军团彭、杨和五军团李卓然的电报联系。其实，根据前面提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又召开了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北渡长江的具体问题，就不难解释。
我认为遵义会议最具权威性的文件是现存的陈云关于会议的传达提纲。
这个提纲是这样说的：
“当时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 ……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 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
陈云的传达提纲手稿写得很明确：“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着重点为本书作者所加)就说明不是占领遵义八天以后开的会。
“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说明当时对选择哪条路线北上、在哪个地段渡过长江，会议并没有讨论，因此在最后作出的四条决定中也没有谈及。
这个问题是后来15日至17日的军事会议上才讨论的。
历史记载各军团按会议决定的计划，于1月19日开始向川南开进。
彭雪枫局长开完会就调回三军团任五师师长，第一局的领导工作由张云逸副参谋长兼管。如果遵义会议延迟到15日至17日才召开，会上又没有确定具体北上路线，那么后来的军事会议什么时候开的呢?1月19日马上开始行动也不大可能吧!
六、 李德说，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7 — 8 日举行的会议。”
总之，只要根据历史背景和事实认真分析，以上各点作为15日开会的理由，都是很难站住脚的。
笔者认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是准确无误的。而中央“党史征委”《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对“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1935年1月15—17日”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虽然《决议》全文是在会后委托张闻天起草而成的，但《决议》的原则和基本内容，是1月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这里，陈云传达手稿讲的“即行开幕”与通过“决议”上写的时间，就是最准确的证据，而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后来部署北上渡长江的军事会议是两码事，不应混淆。
《人民日报》1992年12月7日第一版登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布了一批珍贵史料。
其中说：“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作出决议的时间， 一直是党史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选集在收编这一文件时，发现了五个版本，其中一个是‘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印发’的油印稿。编者认为，这一版本确是1935年印制的文件正本，是目前发现的《决议》最早的、最可靠的版本”。
又说：“经过细致考证，编者判定‘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印发’的油印稿，是可靠的。”
据此，公开版在收入遵义会议决议时，作了如下注释：“档案原件所标‘一月八日’有误。这次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于1935年1月15日开始，17日结束的。决议是在会后写成，并于2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另有一份档案原件即标‘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考证结果，纠正了长期以来各种史著中延续的错误。”
对此，我想再谈点看法：
笔者没有看过这五个版本，无权说哪个版本比较可靠。
据我所知，当时的红军机关既没有打字机，更没有铅印机，全靠钢笔写蜡纸在油印机上印。因为蜡纸、油墨的质量不好，每张蜡纸只能印几十到百份左右。而《决议》又要求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中央发下去的份数不够，各军团势必要再用蜡纸翻印，这就使油印的版本不一样，印刷的时间有前有后。因此，只要是原件，五种版本都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哪个版本可靠，哪个版本不可靠的问题。
2月8日，中央红军正集中在扎西(今威信)地区，进行精简缩编和思想政治动员，准备东进二渡赤水，再攻铜梓、遵义。张闻天在接替博古负总责任的第三天，把起草好了的《决议》请政治局通过属于正常手续。
这与过去公布的《决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并不矛盾，更不是什么“纠正了长期以来各种史著中延续的错误”。
因为《决议》的主要内容或基本构思是在1月8日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通过的，这与陈云传达提纲讲的“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也是一致的。
而且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考虑到《决议》点了三位同志的名，而博古、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尚有保留态度，在《决议》正式起草后再正式通过一次也是正常的。
当然也不排除把1月8日误写成2月8日的可能性。
关于遵义会议召开与结束的日期，过去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三天，但一直是按1月8日通过《决议》的前后三天算的。
经过延安整风，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建国以后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凡涉及到《遵义会议决定》的时间问题，无论是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决议》起草者张闻天，还是党史界的权威专家，都对“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没有提出过异议，已成为定论。
应该说这是有根据、符合史实的。
可是，上述中央领导同志相继辞世之后，80年代初有些同志找出了一份前面已经提到和检验过的周恩来发的电报，再加上其他的推测，就断定会议是1月15日开始，17日结束的，《决议》是2月8日政治局通过的，并且进一步说：“这一考证结果，纠正了长期以来各种史著中延续的错误”。
我建议，不要下这样的定论，因为这不利于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与其把精力花在开会的日期和通过《决议》的时间上，还不如多用些时间去研究《决议》的内容。
遗憾的是，笔者至今没有看到对《决议》内容进行分析的著作，却看到了与《决议》不一致不符合史实的论点。这倒是要引起注意的问题，不然，后代人就难以辨别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