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黎平会议见闻
1934年10月16日晚，我们军委两个纵队和红军主力一起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计划，分别从十个渡口南渡贡水，准备从敌南路军防区突围西去。
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前进、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红八、九军团作两翼掩护，红五军团殿后，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以甬道式队形西进。
21 日，红军主力在安远、信丰之间与敌激战，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尚不清楚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在“朱毛出去是少数，大部分留在中央苏区”和“朱毛出去是主力，留在苏区是少数”的判断中举棋不定，只好一方面命令其北路军集结待命， 一方面又电令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和西路军总司令何键火速出兵在汝城、宜章一带组成两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
但这时敌陈济棠因早与我军达成妥协，已将其主力撤至大庾、南雄等地采取守势，何键部主力则尚未集中。至11月8日，我军相继攻克汝城、城口，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接着我军乘机西进，未经大的战斗、即在郴县宜章之间胜利突破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至此，蒋介石方判明红军战略转移的军事意图，急调何键等部共40万大军在湘江沿岸三百里地方布置第四道封锁线，从四面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1月25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和政治训令。
为了保证军委两个纵队安全渡过湘江、主力红军在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激战一星期，竟使用全部主力作甬道式的两侧护卫，终于以折兵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经此一战，红军从开始转移时的8万余人锐减了一半。
红军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由于担负湘江战役总掩护的任务，在渡江前后，遭到敌人重重围追，大部分壮烈牺牲。
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以来行程缓慢，损失惨重，我觉得主要教训是：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没有把战略转移当作保存有生力量寻机消灭敌人的运动战略，而是把它变成一次大搬家，结果造成我军主力负担沉重，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和机动作战能力。
在这个阶段的西进过程中，我军为了确保党中央的安全，始终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 一个军团在后，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的甬道式队形前进，队伍看似浩浩荡荡，但各部队互相牵制，主动性难以发挥。
另外，由于转移时决定带上许多笨重的炮弹制造设备(如官田兵工厂的机器)、印刷机械(总部和中央政府的石印机)、以及野战医院的X 光机、电台的发电机和蓄电池，十几个人才能抬动的机器等一大批辎重、造成大队人马，前呼后拥，几万人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似走非走，拥挤不堪，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行动。不仅使部队疲于奔命，而且丧失了许多歼敌良机。
另一条教训是，当我军进至宜章以西地区后，没有利用何键的湘军与蒋介石的薛岳、周浑元部的矛盾，寻求有利战机，歼敌一部，打开局面，而是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我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此后当发现敌人大兵压境时，仍然没有及时扔掉笨重设备，继续拖拖拉拉负重行动，致使在渡湘江时，未抓紧空隙迅速通过，反而南受桂军白崇禧、北受湘军何键部的夹击，后受薛岳部的尾追，导致我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蒙受转移以来的最大损失。
这里加一段小插曲。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学作品，是这样描绘红军过湘江情景的：
“博古哭丧着脸从渡江司令部事先搭好的隐蔽棚里钴出来，拍打着满身的泥尘，眼前这溃不成军的队伍简直可以说糟透了， 一片凄凄惨惨的悲凉景象。他的心乱极了，深感我军的处境困难重重， 一筹莫展。他深知自己与野战军的遭遇关系之重大，但又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摆脱这个恶魔般的遭遇，竟下意识地掏出别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痛苦地一边朝自己的脑门子比划着， 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还是去见马克思吧。’ ……”
这种描写是在歪曲历史事实。
我军在湘江战役中虽然伤亡惨重，但全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打得极其英勇顽强，撤退工作还是组织得严密有序的，绝不是“溃不成军的队伍”,“一片凄凄惨惨的悲凉景象。”
而且过湘江那天，博古、李德是同朱德、周恩来一道带领总部直属队(第一梯队),于下午出发，急行军30多公里，午夜赶到江边，从浮桥上过去的，根本不是“从渡江司令部事先搭好的隐蔽棚里钻出来”的。
过江以后又继续摸黑西进，到天亮才宿营。我们一局参谋都紧随首长行动，从没有听说有博古要自杀的情形。这种“艺术加工”不仅对博古的“左”倾错误不能算是严肃的批判，而且对于这位离开人世40多年的先烈和当时红军队伍的形象也作了不应有的丑化。
过湘江以后，全军士气确实比较低落。这不仅是因为我军损失严重，更主要的是原定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但不能实现，而且蒋介石已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对我军穷追不舍，把我军逼进广西十万大山地区而无法立足的境地。
到这时，部队中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就从上而下地公开表露出来。我们这些知道核心机密的参谋人员也都在问：当初中央确定的战略转移的根本目的何在?红军的实力如何保存?我们的路在何方?(见下页附图三)
就在这一严峻形势下，中央红军在渡过湘江后继续沿着崎岖难行的西延、龙胜山区西进。
12月1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攻占了通道城。12日，军委两个纵队随后进驻该城。
这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同时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地区正张网以待。面对前堵后追的敌人，李德、博古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折转向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无异于自投罗网，硬钻敌人的包围圈，逼着红军去同五六倍于己的敌军作战。这自然遭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大部分同志的反对。
关于这一段历史，各种史书的说法不尽相同。
我的概略印象是，在通道，是毛泽东长征中第一次参加研究军事的会议，事实上反映了与“左”倾路线斗争的公开化。
从历史资料看，中革军委于抵达通道的当天晚上，召开了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参加的碰头会。
会上经过讨论，初步决定红军暂时放弃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西进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当时的决议是确定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随后，红军开始改变行军路线，向贵州前进。12月14日，红一军团突破黔敌防线， 一举攻克黎平，驻防黎平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团在我军攻势下弃城落荒而逃。
16日，军委两个纵队进抵该城，并在黎平休整了四天。
黎平，位于贵州东部山区的一块小平原之中，约有五六百户人家，是我们撤离苏区后进驻的一座较大的县城。当地老百姓在军阀、地主压迫下，生活极为困难，有较强的反抗意识。由于他们受尽了军阀的欺凌.因而对纪律严明的红军态度友好，热情接待，使我们在短短四天里.得到了较好的休整，基本上消除了过湘江、翻老山界大山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
为了解决通道会议所发生的争论，党中央到黎平之后，利用甩掉蒋介石围追部队的空隙，于12月17日至18日，在黎平城总部一局驻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到会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凯丰、李德等。会后听说，会议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进一步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只有这样，蒋介石布置的口袋战术才能完全落空，而我军方可以黔北遵义地区为目标大踏步进军，从而扭转战局。
二是就我军实施战略转移以来特别是通道会议上的这次争论，商定在向遵义进军中，抓紧一个短暂的空隙时间再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党和红军的经验教训，并指定由博古在行军途中草拟报告、周恩来考虑一个副报告，提供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与审查。
鉴于我军退出中央苏区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为了紧缩机关，充实部队，会议还决定：
撤销红八军团建制将其部队编入红五军团；
将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
恢复刘伯承总参谋长职务，并由他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同时，在此之前的10月26日，原粤赣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在军委纵队途经油山地区时随军，并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至此，红军总司令部正副参谋长全部到位。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我们总部各局即着手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总部自身也进行了整编和点验。
从一局的情况看，总人数为95人。这与我们在撤离瑞金之前的人员情况相差不大。
1934年10月2日，第一局干部战士共78人。
10月10日长征开始，因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及其随员相继编入第一局序列，党中央机要科也并入了第一局机要科，第一局全部人员达到101人。这说明从瑞金到黎平，第一局除精简几人外，尚未受到损失。
遵义会议前后
60年代以前，关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及王明、博古的“左”倾蹈线等问题， 一直是按照《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圈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
(以下简称《遵义 会 议 决 议 》 ) 和
1 9 4 5 年 4 月 2 0 日 中 共 第 六 届 七 中 全 会 通 过 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提法为标准，
没有看到听到当时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同志提出过异议，说明上述决议符合史实。
80年代以后，党的第十一庙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周恩来致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被发现之后，党史、军史界的一些同志，甚至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对遵义会议的某些问题提出了与《遵义会议决议》、《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不一致的意见与看法.而且已经写到出版的党史、军史和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国家元帅的传记中，有的文学纪实作品对同一问题有几种说法，使人们不知哪种意见真实可靠，给后人留下不解的疑团。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以史实为依据谈谈自已的看法。
一 、会前准备与会议召开
中央确定向黔北进军后，考虑到刘伯承同朱德一样，是四川人，又在川滇军中任过职，在长江沿岸打过仗，对川黔边地区的地形、民情比较了解，对敌情也比较熟悉，因而决定刘伯承协助朱德专心研究与指挥全军的北上路线与对川黔军作战的对策问题。
而对军委纵队的组织领导与指挥，以及总部机关的日常工作由叶剑英、张云逸具体负责。
精简整编结束后，我们总部即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着手拟制下一阶段红军各军团的行动计划。其具体部署是，改变转移以来的甬道式队形，红军分两路西进，
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沿清水江南岸向施秉前进，
以红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经台拱以西地区向黄平前进。
此后，我军在向贵州腹地挺进过程中，连续攻克黔东南之锦平、施秉、黄平、台拱、镇远、余庆等县，并于12月底攻占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为了避免我军指挥上的失误、会议决定此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加强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对军委的领导，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
会议还确定了转移过程必须坚持充实战斗连的原则，缩小军委纵队的编制数额，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
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顺利渡过乌江，并向遵义逼进。
6日，红二师第六团攻占离遵义30里的外围阵地，全歼守敌一个营。为了减少伤亡，刘伯承总参谋长决定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兵，智取遵义。当晚，先头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巧施此计，果然一举奏效。红军侦察排和先头部队不费一枪一弹拥进遵义城。守敌王家烈部三个团乱成一片.慌忙弃城逃跑。
1月7日凌晨，红一军团第二师进占遵义。中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同志率军委纵队的先遣梯队 总司令部，按预定计划紧跟第二师之后从东南方向移驻遵义城。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跨入一个有几万人居住的较大城市，看到街上鳞次栉比的店铺和楼房，感到很新鲜。军务在身，我还来不及欣赏这座老城的市容。即和王辉一道跟随朱德、周恩来径直来到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那座两层楼的公馆。
周恩来进屋以后，在楼下、楼上全面视察了一番，接着指派我午后立即带人把楼上大房子打扫干净，布置出一个能供20人左右开会使用的会议室以便当天晚上开会使用，又指示王辉负责在楼下布置一间作战室，作战参谋在该室值班、服务。
为了开好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就住在柏公馆楼上，总部一局局长彭雪枫和作战参谋孔石泉、黄鹄显、吕黎平、王辉、罗舜初、黄功发、谢汉初、曾美(原名曾昭泰)和值班机要译电员、警卫员就近住在楼下几间房子里，并安排博古、李德住在离柏公馆不远的一座富宅，陈云、叶剑英住在靠近柏公馆的一所民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则住在原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易少全的私邸里。
1月7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同志进驻遵义城的当天晚上，召开了有红一、三军团军政一把手、五军团政委以及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代主任参加、李德列席的历时三天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由于这次会议召开的特殊历史条件，特别是我奉命参加了会场的准备工作，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因此，当我在1983年后看到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论证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占领遵义后七八天的1月15日召开时，觉得同自己的回忆出入较大。
几年来我多方考证，专门在下一节写了一个论证材料，作为一家之言，供对党史有兴趣的同志一读。
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也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次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中央会议。从会后的传达中知道，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战略、战术。
博古在会上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先后在会上发了言。
会议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的领导方式和恶劣作风。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北渡长江，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会议最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时指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经常委审查，然后发到各支部讨论。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以后，到达扎西县境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遵义会议结束之后，从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进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
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1月15日又召集各军团首长再次开会，研究讨论过长江的具体行动路线，参加这次军委会议的除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外，还有总部和军委纵队的叶剑英、张云逸、彭雪枫等。
会议决定红军从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在泸州到宜宾之间伺机渡过长江，然后北上。
会议结束以后，各军团与军委纵队即按会议确定的行动路线，于1月19日，开始向川南开进。这时，军委总部机关已再次精简，原来负责训练教育的第五局撤销，其大部分业务合并到一局，同时原一局局长彭雪枫奉命调回三军团任第五师师长，第一局领导工作由张云逸副总参谋长兼管。机构精简以后，总司令部机关人员轻装上阵，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团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