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8月初，党中央、军委纵队和张国焘先后到达毛儿盖。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即出尔反尔，以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为由，仍然竭力主张红军西进，无视两河口会议的决定。
为此，党中央政治局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次举行会议，批评了张国焘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决议在阐明了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特点以后，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决议针对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和破坏红军团结的严重错误，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同否定党中央路线、夸大敌人力量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
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同时，鉴于张国焘的无理纠缠已大大延误了我军北上的时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军委决定改变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迅速分别经阿坝、班佑通过草地，占领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
据此，红军总部特将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经阿坝北进；将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组成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和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经班佑北上。党中央、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
从下述各表可以看出，在黑水、毛儿盖会议之后，原红军总司令部机关人员至此已一分为三， 一部分随叶剑英到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工作， 一部分则跟随朱德、刘伯承到了左路军红军总司令部，另一部分则留下随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纵队北上。
其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为右路军的领率机关，红军总司令部为左路军的领率机关，而红一方面军总部则是党中央的指挥机关，因而也是全国红军的最高统率部。
原红军总司令部人员变动以后，还给新组建的总司令部三局配备了五部无线电台与机务干部，给左、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每个军部均配备了电台和报务、机要人员。
8月15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开始由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前进。此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主力跟进。
途中，张国焘再次向中央发电报提出左路军西进主张。针对张国焘这一错误意见，2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又举行会议，进一步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尖锐批评了张国焘的红军主力西进的错误主张，再次强调了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的正确主张。
8月下旬，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亦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过草地与包座战斗
毛儿盖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叶剑英参谋长召集前敌总指挥部各局、科的有关同志，传达了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具体布置了右路军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指挥部的同志们迅速投入进军的准备。叶剑英参谋长也和我们一起去筹粮，收购青稞，炒麦磨面，准备干粮。
8月中旬，前敌总指挥部对右路军北越草地的部署作了调整，决定分左、右两翼平行北进。以前敌总指挥部率三十军、四军走右翼，由洞垭、腊子山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党中央率一军、三军走左翼，由屈定桥、徐支梗沙入草地，经色既坝、年朵坝到班佑。
8月18日，前敌总指挥部从毛儿盖出发，踏上了泽国草地的艰难历程。
所谓的草地。就是川西北草原。它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段，历史上一直为松潘管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它纵横达300公里，海拔达3500米以上。葛曲河、墨曲河纵贯草原，由南向北，注入黄河。河道在这里迂回摆荡，水流滞缓，导致叉河、曲流横生，牛轭湖星罗棋布，并形成大片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人在此间行走，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沼泽泥潭之中、被沼泽淹没而死。
草地的气候变化无常，十分恶劣。时而烈日炎炎，酷热难当，时而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们进入草地的时候，正逢草地的雨季，使本来已泥泞滞水的草地更显得茫茫雨烟，又湿又烂。部队就在这没有道路、没有人烟的泥潭水草里艰难行进。
由于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大家没有帐蓬，无法栖身，雨天草湿，又很难点火起炊，同志们经常只好忍饥挨饿继续赶路。
我们过草地时用以充饥的除了野菜外，所幸的是还有鱼。我们沿热曲河行军，在河边休息时到河里洗脚， 一群一群的无鳞游鱼便簇拥而来，随手一抓，就能捉到半斤重一条的鱼。
因为当地河溪从未有人涉足，藏民又视鱼为神，从不捉食它。当然，偶尔的“美味”,不能根本改变我们行军的恶劣境况。
就在这样艰苦的行军中、有的同志由于体弱多病，疲惫不堪，终于倒下去了。叶剑英参谋长此时就当场召集我们，为牺牲的同志哀悼。他十分沉痛地说：“倒下的同志是为了北上抗日，为了革命光荣牺牲的，我们活着的同志，要永远纪念他们，继承他们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叶剑英无论对干部战士，都是情同手足，关怀备至。他历来认为，红军的每一个干部战士，将来都会成为一颗红色的种子，革命的种子，都会开花结果。可以想见，当他面对牺牲在北上途中的阶级兄弟，是多么痛心啊!
就在这极其险恶的自然环境里，红军硬是在革命信念的激励下，凭着顽强奋斗的精神和高度的阶级友爱，经过六天的行军，走出了草地，到达了班佑。
叶剑英带领红三十军的二六四、二六五团作为先锋部队先两天到达班佑。在打退了敌人骑兵的袭扰之后，又前进到了人烟较多的巴西地区，随即带领侦察科长毕占云侦察敌情、地形，筹集粮秣。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总指挥部机关于8月28日抵达巴西。
当即收到中革军委发来的敌情通报：胡宗南已知我军从毛儿盖地区北进，急令其漳腊的四十九师向包座兼程前进，企图与驻求吉寺的康庄团会合，堵击我军北上。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图是趁其在北进途中歼灭该师。徐向前、陈昌浩向毛泽东等请缨歼灭此敌，党中央立即批准并赞扬了徐、陈勇担歼敌重任的主动精神。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按照中央的意图和侦察到的敌情、地形的实际情况，决心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以红四军包围驻求吉寺的那个团，相机歼灭之，以确保由巴西、甲吉、钦多的北进道路在我控制之下，以红三十军全部歼灭伍诚仁师。
据此，我们作战科拟写了作战命令，由徐向前、陈昌浩签署后下达。
由上下巴西到上包座的达戒寺尚有100余里，而且要翻越一座有原始森林的大山，为了先敌占领有利地形，总指挥部首长率机关同三十军的两个师一道.于8月27日不顾疲劳急速行军，在原始森林中披荆斩棘，荫蔽前进。
29日，我八十九师之二六四团向驻守在达戒寺之一营守敌发起进攻，经连夜激战，歼灭该营大部，残敌退至南面的碉堡固守待援。
30日夜，伍诚仁率该师主力抵达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到预定的伏击圈内，徐向前、陈昌浩
命令二六四团稍作抵抗后即撤退到达戒寺北面，当晚敌人再占该寺。
31 日，伍诚仁率该师三个团沿包座河东西两岸向北进，企图迫我军于上下包座之间决战。
当天下午，总指挥部首长在未巴山上发出反击歼敌令，埋伏在原始森林中的八十八师全部、八十九师大部，同时楔入敌三个团中，把敌人分割、包围在三块地域，恰似中间开花，使其首尾难顾。
接着，我军主力三个团向沿包座河西岸北犯之敌发动猛烈攻击。激战1小时，红军重伤敌中校团副黄善辉、毙敌少校团副郑国贤及营长等数人。与此同时，红八十九师一部则向驻达戒寺之敌师部及其直属队猛攻。
伍诚仁见包座桥已丢，乃急令各部收缩，集中于达戒寺及其附近。在红军连续不断进攻下，敌死伤惨重，伍诚仁见大势已去，乃以原守上包座之康庄团第三营残部为掩护，自己率二三百人慌忙逃往踏藏，后被蒋介石以“指挥无力”为由撤职。
就在上包座战斗紧张进行之时，我第四军十师在师长王友均率领下，也对下包座之敌发起了进攻。战斗中，师长王友均不幸中弹牺牲。红军终以猛烈攻势，占领了敌建于下包座一带的碉堡，迫使残敌只得龟缩于求吉寺内。至此，我军获得了包座战斗的重大胜利。
这次战斗的胜利，
首先是敌情掌握得准，曾希圣领导的二局及时破获敌人兵力部署的情报，使首长定下了正确的作战决心。
其次是毛泽东、周恩来向徐向前、陈昌浩征求意见想打这一仗时，四方面军的领导很痛快地表示同意，不顾部队过草地后的极度疲劳，及时下达命令，开始行动，表现出很过硬的作风。
再就是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同叶剑英参谋长和参谋人员一起，爬山越岭，到第一线亲自指挥。
包座战斗，对新组成的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工作亦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一、四方面军的参谋人员在叶参谋长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合作共事，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整个包座战斗中，红军克服了穿越草地后兵员、枪弹、粮食尚未补给，指战员未及休整而极其疲劳等众多困难，取得了歼敌5000余人、缴枪1500余支及获得大批粮食、牛羊的可喜战果。这次战斗的胜利，为红军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包座战斗后，陈昌浩特令我去三十军收集从敌人那里缴获过来的地图。我到该军各师、团部，将他们获得的川、甘两省地图作了清理，找到了一份完整的甘肃省十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全图。
陈昌浩得知有一张大比例完整的甘肃省地图后十分高兴，当即指示这份地图由作战科保存，以应作战指挥之需，其余零散不全的交由地图科收集与管理。未料，这张地图却为后来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帮了大忙。
包座战斗结束后，9月初，第四、三十军驻甲吉、求吉寺、钦多、下包座一带。前敌总指挥部进驻明代古城潘州村。与此同时，党中央、军委直属队及第三军进驻上、下巴西，牙弄，阿西茸一带。
潘州村有大约40余户人家，是一个藏民村落。村庄后面有残存的城墙，据说是明朝遗留下来的围墙。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村中一座小喇嘛庙里，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三人住在小经堂里我们作战科、机要科住在他们左侧的一所屋子里。
工作之余，我回想起刚刚经历的过草地和包座战斗的情形，感叹之下，赋了拙诗一首：
茫茫草原北上行，步途泽沼烂泥泞。
野草充饥粪作薪，尝尽人间艰险情。
班佑屎房定战计，越岭荫蔽原始林。
未巴山上一声令，包座歼灭伍诚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