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陈云在向军委纵队传达《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中说：
“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党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当时，我知道的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毛泽东。
按照上述决定和分工，毛泽东开始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参与了中革军委的领导。但从职务与分工上看，当时毛泽东既不是中央常委的负责人，也不是中革军委的正、副主席，但是，由于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先后接受了毛泽东对中央三人团“左”倾路线的正确批判，采纳了毛泽东对红军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在中央的威信就迅速得到了提高。
为了发挥毛泽东的智慧与核心作用，朱德积极支持毛泽东出来在军事指挥上唱主角。因此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行动与战斗指挥，朱德、周恩来都很尊重毛泽东的意见。
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25日我军到达习水。此时，我先头部队侦悉四川军阀刘湘的郭勋祺模范师已从綦江南下进至离我仅一天路程的温水。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遂在由习水向土城进军途中，察看沿途地形，准备利用该地道路两侧的山谷地带，集中优势兵力，合围歼灭敌人。
27日，中革军委到达土城，当毛泽东得知尾追之敌仅郭勋祺部一个旅，当即向中革军委建议，以一军团翌日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三军团三个师、五军团两个师占领土城镇以东2—4公里处两侧的有利地形，伏击歼灭川军郭勋祺旅。
中革军委迅即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于28日发出作战命令。当时由毛泽东、周恩来在总司令部坐镇指挥，朱德亲临三军团第四师督战。
未料战斗打响以后，我军连续奋战三四个小时，战果未能扩展。原来以为敌人仅郭勋祺一个旅，实际还有潘佐旅3个团共1万余人且川军装备和战斗力比黔军要强，后续部队又在增援。
毛泽东发觉上述判断错误后，立即派人通知一军团第二师急速返回增援。这时，我五军团阵地已被敌突破，我军遭受很大伤亡。敌人抢占山头，并步步向土城进逼， 一直打到了土城镇东面白马山总司令部前沿。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击退了敌人的攻势。下午2时，跑步返回增援的一军团第二师赶到了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连续还击，敌受重创，被迫退却固守。
经此一战，中革军委立即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分析了形势，提出根据目前敌情，必须改变原定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而应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然后转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这一建议再次得到朱德、周恩来等的同意。
当晚，我们总部作战科迅速把军委部署一渡赤水河的电报传达到各部队。
为了使部队及时渡河，周恩来还亲自带着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勘察架桥点。我是当晚的总部值班参谋，周恩来除三次带我到架桥现场督促外，又三次单独派我到架桥点检查架桥进展情况向他汇报。
由于架桥顺利，部队于第二天上午全部安全渡过赤水河。此后我军在古蔺、叙永等地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集中。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扎西水田寨开会，讨论了军事行动和常委领导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在会上就土城战斗的得失作了发言，他总结了此次指挥作战的教训，同时指出由于我军及时渡过了赤水，改变了被动局面。
2月7日，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在扎西大河滩再次召开干部大会，确定第二次整编。
第一军团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第三军团取消师的番号，编为四个团；第五、九军团亦取消师的番号，各编为三个团；这样，加上直属中革军委的干部团，全军共编为十七个团。(见后页表)与此同时，为鼓舞士气以利再战，朱德、毛泽东分别到一、三军团作动员报告。
朱德在一军团召集的动员大会上说：我们现在到了黔、川、滇交界的扎西山区，这是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封建社会，山寨王修筑的土围子多，交通不便，易守不易攻。我军遭冷枪，伤亡、减员多，真有点像宋朝陆游诗中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样子，
我们不能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还有不少从井冈山下来的同志，记得我们7年前上山的情景吧，眼下全军还有3万人，怕什么?比那个时候多好几倍呢!我这个人从来是乐观的，因为我坚信，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军队， 一定会被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工农红军所消灭。
部队机关在这里进行整编，留下了一部分人和枪在这三省交界的山区打游击，牵制敌人。大军则东进，同蒋介石打运动战，打他个冷不防，敌人就莫奈其何了。
今天是2月11日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春(村)”的好时光!我把“村”字改为“春”字，就是春天，有青春活力、施展才能的意思。下一仗，我们一定能打胜，要树立坚定的信心!
毛泽东站立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
这一次，我们再不吃那种亏了，吃一堑长一智嘛!现在采取声西击东的战术，再渡赤水，消灭王家烈，打回遵义去，誓为死难烈士报仇，好不好?“好!”
下面响亮地回答。“那好，就这样干!”毛泽东那种既承担责任，又生动活泼、激励士气的讲话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这样，毛泽东的威信不仅没有因土城战斗失利而降低，相反，因富于自我批评，开诚布公，及时总结教训，改变战法，比以前更高了。
中央红军集结于扎西以后，川滇敌军很快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进。为了迅速摆脱川、滇两敌的夹击，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以开展战局。
2月11日，中央红军分三个纵队由扎西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
从24日到28日，我军在五天之内连续攻下桐梓、娄山关、遵义。
不幸的是在28日攻占遵义老城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壮烈牺牲。这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军事干部。
邓萍，四川泸州人，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时加入共青团，不久转入共产党。1927年到湖南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做兵运工作，次年参加平江起义。
历任红五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第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牺牲时26岁。
邓萍牺牲后，由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接任红三军团参谋长。
遵义之战，我军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才能和红军的英勇善战。
为了更好地发挥毛泽东的卓越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经朱德提议，中革军委于3月4 日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任前敌政治委员。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从组织上正式恢复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蒋介石在遵义吃了败仗以后，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
3月11 日，中革军委在鸭溪附近的苟坝，在讨论是否要攻打薛岳部固守打鼓新场的一个师时，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伯承等多数人发生意见分歧。
大家都说要打，毛泽东分析敌我形势，极力主张不打。他当晚首先说服了周恩来，暂时停发战斗命令。第二天早上再开会，又说服了其他同志。
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提出今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那么多人指挥，否则定会贻误战机，影响我军行动进程。经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特在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这样，就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地位。朱德虽然没有参加三人小组，但他愉快地表示尊重中央决定，支持三人小组的工作，毛泽东等也同样尊重朱德，请他继续参与军事决策，实施对红军的作战指挥。
此后，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对薛岳部及周浑元纵队的进攻，避开强敌，转兵西进，以调动敌人，为北渡长江寻求新的机动。
3月16日，红军再次西渡赤水，重入川南，佯作北渡长江姿态。蒋介石急调各路敌军纷纷赶向川南围追堵截。这时，红军又突然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 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赶来增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中央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方向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迫使敌龙云部惊慌失措，急催薛岳派在曲靖以东的第三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这时我军主力则神速地向北方向前进，直奔金沙江岸。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到3月4日、3月11 日担任中央红军前敌政治委员、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以及原有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才从组织上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核心是有一个形成过程，并不是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确立了的。
毛泽东具有上述三种职务之后，完全从党和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团结全党共同奋斗。他积极支持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朱德则恢复了反“围剿”时期那种密切协作、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
笔者所见，当时的重大战略决策、行动方向等均由毛泽东提出，征求朱德、周恩来的意见，取得共识，然后由朱德、周恩来具体制定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或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的名义下达命令。他们三人同心协力配合默契。
但从历史文件电报中看，从遵义会议到同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前，均没有毛泽东的签署，就是因为上述原因。
毛泽东对犯了“左”倾路线的同志采取了团结 批评团结的方针，对博古让他继续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长征到四川时曾出任一段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对不认错的凯丰、李德也给予适当工作，在生活上同过去一样关心。从而使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亦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这是毛泽东以党和革命利益为己任，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具体表现，亦是他善于开展党内斗争，解决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艰巨困难的超群领导艺术的典范。
所以说，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形成了他的领导核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由反五次“围剿”与撤离中央苏区的失败，变为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毛泽东的伟大丰碑。
这一时期，总部机关发生了一件痛心的事：
3月下旬的一天，四渡赤水后，我军在贵州息烽县境内行军，突遭敌人飞机空袭。二局副局长钱壮飞跑进原始森林隐蔽，从此再未见他出来。
虽经多方寻找，也未找到下落。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
一是被敌机炸中牺牲；二是被深藏在山区森林里的反动民团杀害。
钱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立场坚定，埋头苦干，思路敏捷，机智灵活。但性格内向，爱静，听到机器声也心烦；平时也不摆龙门阵，不说笑话，有空就钻研情报业务，能写一手好字。
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但他从未透露过在白区工作的情况，真是守口如瓶。
这样一位卓越的情报人才失去了，中革军委首长都很痛心和不安，对我们参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因为没有保卫好这位局长的人身安全，使党的情报工作道受了损失。
四渡赤水战役以后，由于我军不断转向，行动神速，敌人调兵遣将东跑西追，已极大地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敌人的防御力量，为我军北渡金沙江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金沙江谷深、水急，地形十分险恶，红军如不能迅速过江，敌人追兵一到，就很可能有被敌压在谷底歼灭的危险。另外，由于我军初入云南，没有大比例尺地图，对云南地形道路十分陌生，更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
4月28日，军委纵队紧跟一军团之后到达云南曲靖以东约16里的一个平原村庄。为了迅速找到供大部队渡江的地点，总部首长指示各部队必须想尽一坍办法，搜集大比例尺地图，并向当地群众调查，同时派出总部参谋到附近一带侦察。
当日下午4时，总部管理科长刘金定和我奉命带领侦察小分队沿通向昆明的公路搜索前进。幸运的是，当我们刚走了一小时左右，即巧遇敌薛岳的副官携带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地图十份及一批白药乘车经过，被我们中途拦截俘获。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当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陈云等聚集在我们作战科借住的一家农房，先由值班参谋孔石泉、王辉汇报了我一、三、五、九军团目前可能到达的地点，接着总部二局曾希圣局长报告了侦悉到的敌情，然后由我对照刚缴获的地图报告了我军各部队靠近的金沙江龙街、洪门、皎平渡三个渡口的情况。
中革军委首长当即研究决定，由一军团为左纵队，由嵩明经武定、元谋直取龙街；
三军团为右纵队由寻甸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
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纵队，经石板河直插皎平渡，全军迅速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革命根据地。
孔石泉、王辉两位作战参谋旋即根据首长指示，拟写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部署的电文。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指示。
5月1 日，军委纵队进驻小仓街后，即派出由刘伯承、宋任穷率领的军委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向皎平渡进发。
5月3日先遣队赶到皎平渡，当晚偷渡成功，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
这时红一、三军团也分别到达龙街和洪门渡口，但苦于找不到渡船，大部队无法过江。中革军委随即决定，除三军团第十三团留在洪门渡依靠缴获的两只小船过江外，其余红军主力全部改由皎平渡渡江。
5月9日，我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儿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把尾追之敌全都抛在了金沙江以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根据朱德建议，中革军委决定由朱德、刘伯承率领红三军团和干部团攻占通安，包围会理；红九军团在蒙姑、巧家之间破坏沿江船只，阻滞东岸追敌，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
此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主动放弃对会理之敌的围攻，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
5月17日攻占德昌，歼敌川康边防军一部。
19日主力进抵礼州，同红九军团会合。接着根据朱德提议，中革军委宣布组成以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的先遣队先行进入凉山地区，向彝族同胞“借道”,并以朱德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军阀，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族区。
24日晚，红军先头部队进至大渡河右岸之安顺场，歼敌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25日，我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连17 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乘船强渡成功。击溃敌一个营，控制了渡口工事。
可惜此处水深流急，无法架桥，船只也不足，主力渡河困难。中革军委遂决定红一师及干部团继续渡河，沿右岸北上，主力沿左岸北上，火速抢占泸定桥。
29日晨，我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抢占了泸定桥西桥头。当日下午，由该团第二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枪林弹雨，攀过铁索桥，占领了东岸桥头堡。我后续部队随即跟进，歼灭守敌一部，攻占了泸定城。
30日，我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率领下由泸定桥顺利通过大渡河。中央红军渡河后，按原定计划继续北上，先后突破天全、芦山、宝兴之敌人防线，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于6月12日，先头部队到达懋功达维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师。
18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此后中央红军又改称第一方面军。
从遵义会议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是中央红军一段历经艰辛又柳暗花明的岁月。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下，中央红军以仅3万余人的兵力与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相互角逐斗智斗勇，经过4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作战，取得了四渡赤水河、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消灭了大量敌人，不但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而且实现了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计划，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总结这一时期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再一次展示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在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一改博古、李德消极避战的作战指挥方式，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根据情况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变被动为主动，指挥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调动和迷惑敌人，使敌疲于奔命。当敌人弱点暴露时，又立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让敌望风丧胆。
红军在数十几万敌军的追击面前，不是消极退却，而是牵着敌人鼻子走，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用兵如神，中央红军如天兵神降，几次长驱直下，佯攻贵阳，威逼昆明，直令蒋介石晕头转向气急败坏，眼睁睁地看着红军渡江北上。这种灵活的战术，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转移以来我军的战场形势，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而且使全军指战员精神为之一振，进一步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