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分裂行径

1935年9月9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以后，不顾同他一道的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坚决反对，违抗党中央关于两个方面军全部北上的决定与指示，擅自给在潘州率领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发密电，指令右路军全部南下，如党中央坚持北上，就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和一方面军。

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这份密电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立即从牙弄赶到下巴西第三军军部，同住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和彭德怀等一起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与会者一致认为事态严重，如继续在原地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应迅速脱离危险区。

会议决定党中央次日凌晨率领第三军与军委纵队和先前已抵俄界的第一军会合后，按照毛儿盖会议决定北上向甘、陕进军。

这就是有历史意义的巴西会议。

有关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企图危害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在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的前后均有披露。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已公开发表文告和回忆文章，对张国焘的密电和叶剑英的功绩，已有阐述和定论。

为了使人们了解“密电事件”的真相，澄清历史的本来面貌，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我想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密电事件”发生的经过

经过包座战斗，敌人的后续部队已不敢轻举妄动，我军北上有了很有利的条件。但是，直到这时，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尚在阿坝地区。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反对，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东渡(实际上，朱德派人试验可以渡过),执意按兵不动，并强令已东进到墨洼的第五军返回阿坝。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不仅拒绝向班佑北进，而且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的南下主张。

5日，又电告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后续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到这时，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之一的陈昌浩态度已经改变，同意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徐向前亦感到为难。

为了说服教育陈昌浩，争取张国焘，动员左路军迅速北上，当时住在潘州村附近牙弄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周恩来、王稼祥因病住在下巴西红三军军部)于9月4日至8日连续几天到潘州村总指挥部住址开会。会议就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他们住的那间大屋里进行。由于陈昌浩态度蛮横，气氛十分紧张，屋里不时传来争吵声。

9月8日，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劝说下，陈昌浩被迫同意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名义联名致电张国焘等，提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端不利”,“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未料，张国焘先是在8日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的红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理。”

同时又于当晚22时命令徐向前、陈昌浩暂停向罗达前进，准备南下。

9月9日，陈昌浩以总政治部主任兼红军前敌政治委员的身份，召集右路军高级干部到潘州村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传达张国焘命令并进行南下动员。

当天，我去机要室看电报，恰逢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电文译出后，我和陈茂生一看，两人都大吃一惊。

原来这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一份密电。

电文的主要内容是：

×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我和陈茂生知道情况十分紧急，决定将密电先交给叶剑英参谋长。我马上到会议室，把叶参谋长请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参谋长就在外面站着看完电文，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然后手一摆，说了声：“你们回去吧!”表现得异常机警和镇定。

就在这时，叶剑英参谋长借故离开会议室，亲自奔赴距潘州村约3里的牙弄毛泽东住处，把密电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阅电后，便要叶剑英将原电带回交给陈昌浩，自己则偕同张闻天、博古等从牙弄赶到下巴西红三军军部，就是本章开头记述的召开巴西会议的情况。

与此同时，叶剑英回到潘州村后继续参加干部会议，并将密电交给了陈昌浩。陈昌浩看了张国焘这份密电后，立即指示红四军驻甲吉、钦多的部队，对党中央和红三军进行监视与警戒。

当晚，叶剑英参谋长把我和陈茂生叫到一起，叮嘱我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到这份电报之事。”

接着，他照常办公，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到夜静的时候，叶剑英参谋长来到作战科，看到屋内没有别人，便悄声问我：“吕继熙，有甘肃、陕西省地图吗?”

我当即向他报告说：“包座战斗结束后，我在三十军收集到一份完整的十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尺甘肃省地图，现存在作战科。陕西省地图没有。”

叶剑英参谋长说：“你把这份甘肃省地图给我。”

我随即从文件箱里取出地图，交给了他。

就在这天深夜，叶剑英参谋长冒着极大危险，乘人们熟睡万籁俱寂之际，悄悄起身，以筹粮的名义，带领军委一部分直属队到下巴西河边通向牙弄的分道路口，同事前约好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和另一部分军委直属机关的人员会合后，拂晓时到达牙弄、阿西茸，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

毛泽东看到叶剑英、杨尚昆把中革军委直属队特别是曾希圣的第二局以及甘肃省地图都带出来了，很高兴。于是立即在地图上找到了从阿西茸、卓藏向俄界前进与第一军会合的小道，决定不走甲吉、钦多、求吉寺那条大道，以避免同驻在那里的红四军部队发生意外。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直属队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全军“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同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入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同时致电右路军徐、陈：“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

9月11 日，党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在前敌总指挥部的见闻

9月10日早晨，就在党中央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直属队从下巴西和牙弄北上不久，我突然看到当时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的何畏，坐着担架(在懋功战斗中负伤)赶来，慌慌张张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率部队向北进发了。

他手里还拿着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笔签署的要红军大学北上的命令。陈昌浩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话与派骑兵去找红四、三十军的军政首长火速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商讨对策。

会议情况我不了解，但会后我知道两件事：

一是，徐向前坚决不同意派部队去追击党中央和红三军，因而驻在甲吉、钦多已经作好警戒的红四军部队，仍在原地没有动。

二是，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领了一队骑兵去追赶，对党中央进行“劝说”。

李特追上红三军后卫部队，见到毛泽东、彭德怀后的情况，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一段描写，他说大部分细节来自1984年4月8日采访杨尚昆将军。

索尔兹伯里写道：

“毛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

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想北上的也请便。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

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 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作者注：毛说对了，几乎一天也不差。)

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逃跑主义’ ……”。

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也写道：

“毛主席和我走在后尾之十团即杨勇团。 … …

毛主席同李特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也劝我不要同他闹了。陈昌浩送信给我，要我停止北进。毛主席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来追击。”

由于9日晚上情况紧急，我和总指挥部侦察科长毕占云、地图科长赖光勋和译电组长陈茂生等原一方面军的同志，均未得到叶参谋长要带军委直属队北上的消息和通知，故我们仍留在前敌总指挥部工作。

10日上午，陈昌浩召开干部会议时，即要我取出这份甘肃省地图给他用。

我当面向他报告说：这份甘肃全图放在文件箱子里，不知什么人拿走了，因文件箱没有锁。陈昌浩一再追问，我都很镇静地作了回答。

事后，陈昌浩、李特对我仍持怀疑态度，但因没有发现破绽，我才幸免受害。

但这件事实际上已影响了他对我的信任和使用，这是后话了。

顺便说明 一 下：

1988年2月1 日，徐向前在《关于军事测绘史的谈话》中说：

“离开四川前，我们通过阎揆要同志从赵守山那里买了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道林纸印的， 一捆一捆的，装了满满一箱子。长征路上， 一、三军团北上时，叶剑英同志带走的就是这份地图。”

这一谈话与史实不符。那时没有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据当时担任毛主席机要秘书的黄有凤同志回忆：

1935年8、9月间的一个凌晨，中央秘书长肖向荣同志突然把我们叫醒，随即也告诉了主席周围的其他同志，要我们立即准备行装随时准备出发。

事后从肖那里得知是张国焘搞阴谋，并交给我一份甘南地区的十万分之一地图，据他说是吕黎平同志交给叶参谋长，尔后由叶参谋长交他转主席的同时还有一份电报。

地图转交给我，替主席保管的。电报的来龙去脉我不清楚，内容也不知道，是肖直接交给主席看后自行处理的。

最后，还要交代一下“密电事件”发生前后我右路军各部队分布情况。

自包座战斗结束后，除红三军作为后卫部队随党中央驻在牙弄、下巴西一带外，前锋红一军逐渐北移，并进抵甘肃迭部县高吉林(俄界)。

红四、三十军则分别驻在沿巴西河到包座河的甲吉、钦多、求吉寺、下包座、达戒寺之间的三角地带。

红三十军向南对松潘的胡宗南部警戒，在包座河桥头上、书写有“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寓有诗意的醒目标语。

红四军在甲吉、求吉寺.向北可沿大道到俄界，因此，对党中央率红三军及军委直属队北上处警戒位置。

同时，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甲吉、钦多到牙弄最长有17里，到阿西茸有26里，是东西两条并行向北的道路。当时，红四军驻甲吉警戒的那个团同潘州村总指挥部架设了有线电话联系，同相距16里以外的下巴西红三军没有架设电话联系、不能交流信息。

因此，说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从这张略图上看是不可能的。(见下页附图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