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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李大姐已经离开我们了。”1981年2月的一个早上，宋庆龄刚刚醒来，就听到老保姆李燕娥离世的噩耗。一阵眩晕之后，宋庆龄长叹一声：“没有办法，恶病致命呐！”
李燕娥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整整陪伴宋庆龄53年。在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利诱李燕娥，让她监视宋庆龄与共产党的交往，都被李燕娥严词拒绝。想到这位老伙伴一生的付出，宋庆龄又是一阵心酸，叮嘱保姆记得在自己死后，和李燕娥合葬在一起。
不久，李燕娥的骨灰迁返上海。宋庆龄再三叮嘱，李燕娥的墓碑上一定要刻上“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的字样。之后，宋氏墓地的图纸被送到北京，和宋庆龄商议李燕娥的安葬问题。
宋庆龄戴着老花镜仔细观看图纸，对二人安葬的位置作了安排。按照宋庆龄的想法，上海方面很快筑好了李燕娥的墓穴，并为她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安葬仪式。宋庆龄看过仪式照片后，内心十分宽慰。
自从李燕娥辞世后，宋庆龄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邓小平听说之后，赶到宋庆龄的寓所前去探望，随后发出宋庆龄享受国家元首待遇的指示。
到了5月，宋庆龄被确诊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愈发严重。邓小平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建议授予她名誉主席的称号。
当天下午会议结束后，宋任穷和廖承志受党中央委托，驱车来到宋庆龄的寓所，向宋庆龄通报了这个好消息。病中的宋庆龄听到后十分激动，眼含热泪连连点头。多年来最大的夙愿，终于在临终前得以了却。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再次来到宋庆龄寓所探望，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谈话中邓小平希望她安心养病，并说：“您如有不测，我们会妥善安排。”宋庆龄听后点头微笑。
其实邓小平和宋庆龄的相识并不算早。早年间，宋庆龄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活动，孙中山病逝后，宋庆龄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继续投身革命，赢得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致尊重。
而比宋庆龄小11岁的邓小平，从小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16岁赴法勤工俭学，18岁加入少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革命，20岁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回国之后，邓小平协助冯玉祥办校，将中山军事学校办得朝气蓬勃，被誉为“第二黄埔”。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小平借口离开了冯玉祥，来到武汉担任中央机关秘书，而宋庆龄此时也同在武汉。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蒋、汪二人分别致信宋庆龄，妄图利用她来增强反革命的声势，结果被宋庆龄严词拒绝，并撰文发表痛批蒋、汪的行径。
宋庆龄的行动引起了共产党人的一致敬佩。在南昌起义之后，宋庆龄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同毛主席等22人一同发表宣言。
在前往莫斯科前，宋庆龄再次发表声明，强调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宋庆龄由此也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当时只有23岁的邓小平对宋庆龄有了深刻的印象，60多年以后，邓小平对宋庆龄的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他称赞宋庆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国民党内真正的左派。
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邓小平和宋庆龄在不同的地方为革命不懈奋斗，但一致的革命目标，让素未谋面的二人早已经彼此信任。
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陈毅和邓小平本打算第一时间拜访宋庆龄，因听说宋庆龄患病，因此决定推迟几天再去拜访。结果就在这推迟的几天中，解放军找房子入住，就找到了宋庆龄的住所。
当时谁也不知道那是宋庆龄的住所，当战士们敲门要进去时，门房当场拒绝，并没有说明不能进驻的理由，只说不能住。解放军战士当即反问为什么不能住，还下令下午必须将房子腾空，双方因此发生了争执。
宋庆龄听到大门前的争吵声后，亲自下楼对解放军战士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
陈毅听说此事后，第二天就和邓小平一起到宋庆龄的寓所拜访道歉。这也成为邓小平和宋庆龄的第一次见面。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和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共同为国事操劳。而在十年政治风暴期间，邓小平和宋庆龄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1966年，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时处境艰难的邓小平也出席了大会。
1973年，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就致电问候宋庆龄，并带着家人前去探望。在宋庆龄的寓所，大家交谈十分融洽，彼此都感到非常开心。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首先就是迫不及待地与夫人一起看望宋庆龄。这一次见面和上一次一样，邓小平争取到了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他们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有着一致的认识，对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也有着相同的期盼。
在这之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而宋庆龄则利用自己在海内外的关系，不遗余力地为国共第三次合作奔走呼号。
1980年，邓小平提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宋庆龄当即致信中央，要求辞去领导职务，率先垂范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工作。在解放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方面，宋庆龄坚定拥护邓小平；在一切外交场合，宋庆龄也多次与邓小平一起出席，表明自己的立场。
1981年宋庆龄病逝之后，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亲自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
1982年宋庆龄逝世一周年之际，邓小平亲自推动成立宋庆龄基金会，并担任该基金会的名誉主席。这个基金会是我国唯一以国家名誉主席名字命名的，旨在继承和发扬宋庆龄毕生致力的儿童文教科技福利事业。
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尽管国务繁忙，但仍抽空参加民间外交，多次以基金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基金会的工作。
1985年，宋庆龄基金会打算兴建“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邓小平听说之后，将自己刚刚获得的稿费全部捐出。科技馆落成后，邓小平的名字被刻在了捐赠者姓名的石碑上。
次年，邓小平又将自己英文版著作的4000多英镑版税，全部捐赠给基金会。同年，在宋庆龄逝世五周年纪念日，邓小平为宋庆龄纪念碑亲笔题词。
邓小平以各种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基金会名誉主席一职的重视，表达了对宋庆龄的崇敬，以及对基金会工作的大力支持。
1992年宋庆龄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召开前夕，高登榜向邓小平办公室汇报工作时，表达了希望邓小平继续担任名誉主席的愿望。邓小平办公室经过请示，给了“同意”的明确答复。
事实上，自从邓小平进入晚年后，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具体工作，并辞去身上所担负的各项职务。而“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一职，却成为邓小平离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后，终身保留的职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