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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葬在虎城身边,就怕自己不合格……”1993年,杨虎城的遗孀张蕙兰在弥留之际,向子女们表达了自己最后的心愿。孩子们听到张蕙兰的话,纷纷含泪而泣:“娘的恩德照千秋,我们感激您,人民感激您。活着您不能跟父亲在一起,死了一定要葬一块!”
就这样,杨虎城的墓旁很快多出了一块新坟。但令人奇怪的是,墓碑上并未写明是“杨虎城夫人张蕙兰”,而是“陕西省政协委员张蕙兰”。
强行被许配来的二夫人杨虎城一生先后有过三位夫人,其中第一任夫人罗佩兰和第三任夫人谢葆真为很多人所熟知,唯独第二任夫人张蕙兰鲜为人知,甚至在她活着的时候,各报刊从未报道过她的任何消息。
1916年,杨虎城在反袁作战中负伤之后,回到老家蒲城,在开药铺的老友张养清家中养伤。张养清敬佩杨虎城的为人,便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他的女儿便是当时只有12岁的张蕙兰。
杨虎城一听立马推辞,因为他在不久前,刚刚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罗佩兰结婚。
罗佩兰本是四川人,母亲因为经常帮人做些洗洗缝缝的零工,结识了陕西商人张西铭。张西铭见罗佩兰聪明伶俐,就认她为义女,并将罗佩兰带回了陕西大荔县自己家里。
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长的杨虎城,当时正率军驻防大荔县。与张西铭相识后认识了罗佩兰。两人相互心生爱慕之情,杨虎城就托人到张西铭家说媒。经张西铭同意后,杨虎城和罗佩兰结为夫妇。
对于杨虎城和罗佩兰的婚姻,张养清其实早已经听说,但他以罗佩兰常年随杨虎城出征打仗,家中老母亲无人照料为由,竭力说服杨虎城迎娶张蕙兰,并主动提出让自己的女儿作偏房。
杨虎城是有名的孝子,想到自己常年在外,老母亲在家的确需要人照顾,便答复张养清回去和母亲商量一下。没想到张养清却哈哈一笑:“你娘早就相中啦!”
原来,早在杨虎城离家的时候,张养清就曾主动探望过杨虎城的母亲,并以低一辈的身份称呼杨虎城的母亲为“姑母”。后来杨虎城的母亲生病,也多亏张养清送医送药。
那个时候张蕙兰每天跟着父亲去送药,深得杨虎城母亲的疼爱,曾表达出想让张蕙兰作自己儿媳妇的想法。张养清听说之后非常高兴,便和杨虎城的母亲商量,两家结一门亲事,无论张蕙兰当女儿还是当媳妇,哪怕当丫鬟都行。
就这样,杨虎城的母亲和张养清作主,定下了这门亲事,而杨虎城却对此事一无所知。
杨虎城听说母亲同意这门亲事,便依了母亲的想法。没过多久,杨虎城重返前线,杨虎城的母亲便派人将张蕙兰接进了家门,并开始以母女相称。
第二年,杨虎城的母亲派人把儿子叫回来,正式和张蕙兰拜堂成亲。
张蕙兰嫁到杨家的时候,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根本不懂婚姻是怎么回事。等年纪再大一些之后,张蕙兰在婚姻问题上有所悟,对父亲张养清产生了不满,断绝了父女关系,再不回娘家,也不允许自己的父亲进杨家门。
直到张养清去世下葬的时候,才在婆婆的再三劝说下,回家乡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尽管张蕙兰将怨气都撒在了父亲的身上,但对于丈夫杨虎城,却是由衷的敬爱。
1921年,杨虎城的部队准备开拔榆林之际,一直随军的罗佩兰发现怀了孕。杨虎城不忍妻子继续奔波,便将她送到了母亲身边照顾。
杨母见大儿媳怀孕归来,自然是喜不自禁。但让杨虎城意外的是,二夫人张蕙兰对罗佩兰却是尊敬有加。
杨虎城带着罗佩兰刚进门,张蕙兰让婆婆坐上席,让杨虎城和罗佩兰分坐在左右,自己站在三人面前,先向婆婆施礼,再向杨虎城和罗佩兰施礼,然后给三人各敬了一杯茶,并称呼罗佩兰为“姐”。
待罗佩兰呷了一口茶之后,张蕙兰当着婆婆和杨虎城的面保证,今后一切听从她的吩咐,自己决不违抗她的意思。听了这番话,罗佩兰赶忙起身与张蕙兰行拥抱礼,杨虎城母亲在一旁看的喜笑颜开,对张蕙兰很是满意。
杨虎城回到部队后,一直在家中曹操持家务的张蕙兰除了照顾婆婆,还要照顾罗佩兰的饮食起居,甚至连洗脚、倒洗脚水这样的小事也包揽在自己身上。罗佩兰稍有不适,张蕙兰立刻派人寻医问药,并与罗佩兰同睡一张床,以方便照顾。
1922年12月,罗佩兰在张蕙兰和婆婆的精心照料下,顺利生下一子。杨虎城为儿子取名“杨拯民”。
杨虎城家里的坚强后盾杨振民出生之后,杨虎城给母亲、胞弟和张蕙兰各寄了一封书信,并附上了自己的近照。一次,张蕙兰正捧着杨虎城的照片发呆,被罗佩兰无意中看到,随口说了一句:
“这张照片和上面的字,话中有话呀!”
张蕙兰急忙斟来两杯热茶,让婆婆和罗佩兰坐下慢慢说。罗佩兰结合时局和杨虎城在照片上的神态,猜测杨虎城在榆林遇到了难题,表示自己得去救他。杨母不忍心刚出月子的儿媳和出生三个月的孙子受苦,便征求张蕙兰的意见。
张蕙兰当即表示,姐姐这么着急肯定有她的道理,自己愿意将罗佩兰和小拯民送去榆林。
1923年春节刚过,张蕙兰雇了两顶轿子,带着罗佩兰母子踏上了寻夫之路。当时通往榆林的道路早已经被北洋军阀和土匪占领,张蕙兰一行只好借道山西,沿汾河经太原渡过黄河进入榆林。
在路上走了整整近一个月的时间,张蕙兰一行终于到了榆林,见到了杨虎城。不出罗佩兰所料,此时的杨虎城正在病中,手上的权力也受到当地军阀极大的限制,虽然给他派来一个大夫,但病情却越治越严重。
张蕙兰知道自己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当即表示自己这就启程回家。杨虎城本想留张蕙兰住些时日,但张蕙兰以回家照顾老娘为由,拒绝了杨虎城的挽留,两天后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张蕙兰走了之后,罗佩兰为了不让当地军阀生疑,暗中找来一位可靠的大夫。白天让军阀派来的大夫看病开药,但不给杨虎城吃,晚上将自己找的大夫请来,为杨虎城诊病。
果然,在罗佩兰的精心照料下,杨虎城的病情很快痊愈。
1924年,罗佩兰生下了女儿拯坤,继续随着杨虎城四处奔波。在途经三原县时,罗佩兰本就欠佳的身体变得更差,杨虎城便在当地买了一处院落。刚刚安定下来,罗佩兰就被查出患有肺结核,为了防止传染,长子拯民被送回老家,交张蕙兰抚养,女儿拯坤由当地奶妈抚养。
1926年,为了策应北伐军顺利北伐,杨虎城主动出击,将北洋军阀吸引到陕西境内,并坚守西安,拖住刘镇华的“镇嵩军”。刘镇华久攻西安城不下,就在蒲城搜捕杨虎城的母亲和长子,企图胁迫杨虎城弃城投降。
结果镇嵩军在蒲城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也不见杨家人的踪影。他们哪里知道,杨家人早已经在张蕙兰的安排下,来到了三原县杨虎城刚买的宅院里。
就在冯玉祥、于右任率兵直逼西安城,准备与镇嵩军决战时,病入膏肓的罗佩兰再也坚持不住,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亲手将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了张蕙兰。
就在罗佩兰逝世的第二天,西安终于解围。虽然国民军获得了胜利,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4万守城军民被活活饿死,尸体无处掩埋。
此战之后,杨虎城痛定思痛,虽然自己推动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却牺牲了西安的百姓。他不愿再当如此狠心的将领,带着一名参谋和两名勤务兵躲到了一个朋友家,开始了隐居生活。
杨虎城一时间不知去向,军中左右慌乱,杨家人更是着急,罗佩兰的丧事还在等着他。于是,于右任便想出一计,在陕西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刊登罗佩兰病故的消息。
不出于右任所料,在罗佩兰下葬前,杨虎城快马加鞭赶回了三原县,一进门便扑到了棺材上,大喊了一声“佩兰啊”,就昏了过去。一番抢救之后,杨虎城终于醒了过来,悲伤的情绪也缓和了不少。
在商量后事时,由于杨拯民还小,杨虎城果断提出自己来当孝子,披麻戴孝打着幡,扯纤引路。丈夫为妻子执孝子之礼,在陕西关中一带实属罕见,一时间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
料理完罗佩兰的后事,杨虎城仍沉浸在悲伤之中,不愿出山接受任命。张蕙兰得知此事后,哭骂了杨虎城一顿,所说的话如雷鸣电闪一般,将杨虎城震醒。
“好,我明天就出征!”杨虎城斩钉截铁地说道:“一家老小,全都交给你啦!”
为杨虎城一家奉献一生1927年2月,杨虎城离开三原回到西安,率军继续北伐。北伐途中,杨虎城遇到了当初同被围困在西安城的谢葆真。同年冬天,两人结为夫妇。
次年,杨虎城部队全部撤出渭北后,三原失去了安全保障。杨虎城的母亲为了不给张蕙兰添麻烦,带着小儿子去投奔远房亲戚。张蕙兰则带着杨拯民和杨拯坤兄妹,离开三原追赶杨虎城,直到到了山东才一家重逢。
杨拯民兄妹一直称生母罗佩兰为妈,养母张蕙兰为娘,如今杨虎城又娶了谢葆真,杨虎城便让两个孩子叫谢葆真为“新娘”。
张蕙兰让两个孩子向谢葆真行礼之后,轮到谢葆真向张蕙兰敬茶。时年15岁的谢葆真对这种礼节难以接受,脸上顿时露出不悦的表情。
后来,杨虎城私下对谢葆真说,当年罗佩兰进家门的时候,张蕙兰主动向她敬茶,而且张蕙兰敬老扶幼,操持家务,劳苦功高。谢葆真得知这些事后,连忙向张蕙兰道歉。
谢葆真生下杨拯亚后不久,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不得不面对母子分离的场景。当时杨虎城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当时中共党组织非但没有批准,还要在杨虎城的部队举行起义。
杨虎城认为此时不是起义的时候,主张静待时机。但由于皖北特委的起义计划已经批准,不能变更,杨虎城为难之中将军务交给了两位部属,自己则带着刚出月子的谢葆真去了日本,将儿子留给了张蕙兰照应。
张蕙兰当时带着杨拯民兄妹,又恰逢杨拯亚患上白喉,无奈之下只好丢下杨拯民兄妹,前往医院照顾杨拯亚。遗憾的是,杨拯亚的病日益加重,最终未能治愈夭折。
孩子没了,张蕙兰的心里本就不好受,后来又有人指责她“有意伤害”。所幸杨虎城深知张蕙兰的为人,认为她绝不会做出那样的事,不允许别人胡乱猜忌。此后,再也没人随意指责张蕙兰。
西安事变之后,谢葆真在北平治病,14岁的杨拯民在北平读书,家里只剩下张蕙兰一个人操持,既要照顾丈夫,又要照顾婆婆,无暇顾及亲生儿子杨拯仁。结果儿子患猩红热好几天,张蕙兰都不知道,等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张蕙兰遭受到这一沉重打击,再加上来自蒋介石的重重压力,精神崩溃了。当时杨虎城正准备出国访问,加上行动受限不能带张蕙兰去外地医治,只能眼睁睁地听天由命。
正在这时,谢葆真和杨拯民闻讯回到了西安。杨虎城叮嘱杨拯民,将张蕙兰和杨拯坤带到北京,换换环境,等病好之后再回来。临别的那天晚上,杨虎城见呆坐在那里,一语不发的张蕙兰,悲伤地流下了眼泪,当着儿子的面鞠躬道歉:
“蕙兰呀,就这样走了,虎城对不住你呀!”
第二天,杨虎城将张蕙兰送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然后带着谢葆真和儿子杨拯中前往上海,登上了出国考察的航船。
但杨虎城没想到的是,这不过是蒋介石精心设下的陷阱,自此他再也没能和西安的家人见面。
卢沟桥事变时候,杨拯民急忙带着张蕙兰和杨拯坤回到西安避难。不久,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抗日,杨拯民拿着报纸对张蕙兰说,全国开始抗战了,爹爹也该回来了。
没想到这句话让张蕙兰奇迹般地清醒过来,焦急地问杨拯民,他爹和新娘去哪里了。杨拯民说他们出国了,很快就会回来抗战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年末,杨虎城一家回国之后,立刻被蒋介石囚禁在南昌。
自从杨虎城被囚禁之后,一向对孩子们百依百顺的张蕙兰,开始对他们特别严厉,一举一动都要向她报告,放学之后必须回家,哪里都不许去。在张蕙兰的呵护下,杨拯民兄妹迅速成长起来。
由于杨虎城一直没有被释放,张蕙兰相继安排杨拯民兄妹去了延安,投身革命队伍。
1943年,杨虎城的母亲病逝。修建坟墓时,张蕙兰叮嘱杨虎城的胞弟,在婆婆的脚下修建两个洞穴,等他们二人死后,也要继续侍奉老太太。
这边刚刚料理完杨虎城母亲的后事,那边谢葆真生的四个女儿就遇到了麻烦。在谢葆真出国前,将四个女儿留在了娘家。杨虎城母亲去世后,谢葆真娘家的生活非常艰难,加上谢葆真母亲身体越来越差,四个女儿先后回到了张蕙兰的身边。
就这样,张蕙兰像照顾杨拯民兄妹一样,将这四个女孩抚养成人,全部送上了革命道路。之后杨虎城的6个孩子成家,有了下一代,张蕙兰又肩负起养育孙子辈的任务。
1949年初,李宗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消息传遍的大江南北,张蕙兰听说之后,要求孩子们都沉住气,不能出头露面,提防蒋介石耍花招。
不出张蕙兰所料,拒不释放爱国人士的幕后人物就是蒋介石。当时他虽然已经下野,但仍控制着国民党的主要部门,李宗仁发表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后,蒋介石暗中指使毛人凤“少管闲事”,让李宗仁的释放令自此成了一纸空文,并在重庆解放前夕,指使毛人凤将杨虎城一家和秘书全部除掉。
杨虎城牺牲的噩耗传到西安后,杨拯民立刻前去迎回灵柩。张蕙兰经受不住如此重大的打击,躺在床上好几天不能进食。等身体稍有好转,就拄着拐杖去西安城外选墓地去了。
用各界人士募捐得来的钱,张蕙兰买下了7亩地作为杨虎城的墓地,并要将于杨虎城一同牺牲的秘书、警卫员全都安葬在一起。料理完丧事后,张蕙兰独自一人扛起了修建陵园的任务。
从1950年到1956年,整个陵园的修缮和管理都是张蕙兰一人负责。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日,张蕙兰才将陵园的管理权交给了当地政府,自此,杨虎城被定为烈士,陵园也正式定名“杨虎城烈士陵园”。
晚年的张蕙兰深受党中央的关怀,在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建议下,张蕙兰开始担任陕西省政协委员,可以领到一份薪水。由于张蕙兰一生不抛头露面,不让人拍照、写文章,因此在她活着的时候,从未在公开场合见过她的任何消息。
在她去世之后,孩子们将张蕙兰想要葬于杨虎城身边的遗愿上报当地政府,陕西省政府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跟随杨虎城一生默默无闻的张蕙兰,最终被安葬于杨虎城墓穴的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