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党一直叫嚣要反攻大陆。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妄图把新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封锁。美国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停留在台湾海峡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的飞机也时常侵入我国的领空。

各种敌对势力派遣特务进入香港，因为香港是与大陆最近的自由港。

在香港，政治间谍活动猖獗，经济间谍也无处不在。

华润公司的贸易活动和日常经营受到严重挑战。

此外，香港奸商也用各种手段进行经济信息方面的活动，了解华润的采购动态。

那时候做生意主要靠电报，面谈生意很少（广交会开始后才改变）。香港的一家医药商曾截获了华润的购药电文（截获方式不明）。

国内经常要求华润买药，购买量很大，这样的电报多用国际通用明码。收到电报后，华润业务员就出去采购，他们经常要货比三家，了解行情。每次，采购单上比较重要的药品，香港各家药店都没货，只有一家药店有，因此，这家店的价格就抬得非常高。由于急于抢购，再贵也得买。几次下来，华润人发现这里面有问题，就找其他药商询问：“你们进过盘尼西林吗？”其他药商都说：就在你们来的前一天，某某药店把我们的货都买走了。

问题的原因很快就找到了，华润改变了电报密码，这种现象就消失了。

还有一件事：香港一个商人冒用“华润公司”的名义，租了一条华润曾经租过的轮船，去东北运货。这个船长跟华润人去过大连，所以跟大连码头工作人员很熟，结果就办成了，运回香港1000吨大豆，还有大批中药材。到香港后，卖给了一家洋行。这家洋行与华润有业务联系，在谈其他事的时候，说起了这件事。华润公司马上派人去查。问题很快就查清了，我们把货品扣了下来（但是，还是把租船的运费付给他了）。后来，这个人又在上海行骗，被上海公安局抓获。

这件事也暴露出我们工作上的马虎和不规范。此后上级主管部门制定出一些规定，通知各海关：没有华润公司的发货单和提货单，不准装卸货物。

这条规定一直沿用到20世纪的70年代。

华润购买黑铁管也出了问题：

在香港宣布“禁运”前，在华润“抢购”的形势下，华润扩招了大批员工，由于数量剧增，进人不像以前那样严格挑选了，出现了鱼目混珠现象。这些人中，有的可能是私欲膨胀，有的也可能是有意混进来搞商业情报。有一次购买黑铁管，邱文敏在装运时发现，质量很差。邱文敏负责五金进口，了解行情，他随即开始调查，发现是一个姓吴的员工为了拿回扣，把次品当作正品买了回来，价格高出20%多。华润马上派人办理退货，后来拿回了差价退款近50万港币。

华润开除了这个员工，后据了解，这个人是香港某家公司派到华润来的内线。

这一连串事件在华润产生了很大震动，华润公司利用这些事教育大家。邱文敏在大会上讲话，要求大家在工作中要负责任，要珍惜每一分外汇，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

从以上一系列事件中，杨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保密工作一定要加强。如果保密工作做不好，可能会造成巨大损失。

杨琳去了广州，找到省委书记叶剑英。杨琳提出：把华润的电台搬到国内来。

叶剑英马上批准了这个要求，并派电讯部门负责人林青协助安装。林青在30年代也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与杨琳很熟。

广州解放前，为了配合解放广州和接收广州等工作，杨琳在广州开办了一家独立的“励兴公司”，余秉熹、李瑞文曾先后负责。李瑞文是叶剑英的老朋友。励兴公司承担了很多“统战”、“策反”等方面的联络工作。

励兴公司对外是一个小卖铺，卖咸鱼等海味品。

李瑞文

李瑞文祖籍广东梅县，1898年出生在印尼，1930年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回到上海，创办工厂。抗日战争时期迁到香港，结识叶剑英，并受叶剑英委托，募集抗日物资。香港沦陷后撤到衡阳。1943年，钟可玉在延安生重病，曾南下在他家养病。1945年结识钟可玉的丈夫袁超俊。1948年元旦，在华润工作的袁超俊通知李瑞文速到香港，随后加入联和行，化名李纪杨。

励兴公司还有一个使命，就是协助我军建立海军。上海、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解放后，为了进而解放台湾，我军要组建海军。华润遂成立了一个公司，对外叫“香港国兰船务公司”，刘双恩任总经理。这个公司专门采购轮船使用的仪器设备，还有登陆艇。买到以后就运到励兴公司。这项工作从1950年5月到1951年7月持续了一年多。

杨琳这次来广州，在励兴公司设了机要员。

不久，报务员李文山、杨铭也回到解放区，再不用半夜起来秘密发报，也不必躲躲藏藏了。

左起：李文山、沈立中、苏平、杨铭（沈立中是华东驻港转运站站长）

华润的机要员此时是徐立人，还留在香港。

华润交通员有好几个：谭沛、陈亲爽、朱仲平、王汉根、邓强、苏少生、麦海，还有一位女士，小李。

交通员每次都单独出发，有的送到广州，有的送到深圳，电报按照“密级”分开。从香港到深圳容易些，再转火车到广州，当时都有一趟慢车，半夜到达。交通员不停地往返于香港和广州、香港和深圳之间，送电报、文件、华润公司总结和报告，还有关于外汇牌价方面的商业信息、外国报纸。

送“报纸、信件”比较容易。

“送“电报”最危险，他们把电报系在腰上，藏在裤腰带里面，万一遇到搜查，就把电报纸毁掉或吃掉。他们所携带的电报还是“密码”，一般不易破译。当时，华润港管委机要处负责人是巢永森，张祥霖是机要秘书。张祥霖写一手好字，他把“电文”写在很小的专用纸上，易藏。

送“文件和报告”也比较危险。为了防止意外，他们每个人带的文件都是一半。从香港出发时，公司秘书部就把文件纸从中间竖着剪成两半，每个交通员带一半。

那时新政权刚刚建立，国内得不到外国信息，包括很普通的外汇牌价和黄金价格，这些信息都靠华润提供。

励兴公司属于一个保密机构，只有省公安局了解内情，广州市地方公安部门不知道。那时人们的警惕性都很高，老百姓发现这个公司很神秘，报告了地方公安局。广州市的公安部门不久就了解到，这个公司经常有陌生人出现，而且大多是香港人。有一天，警察突然来公司检查，搜查了公司办公室的保密抽屉，发现了几封保密电文，看到电文他们马上意识到查错了。当广东省公安局长赶到时，这里已经围了很多人。

这个交通站暴露了，此后励兴公司作为公开的公司继续运营，华润把交通站搬到了深圳。

华润在深圳建立交通站，也是林青派人安装电台、电话等专线设备。

1950年10月，深圳交通站建成。

华润公司的机要员也从香港搬到了深圳，直到这个时候，华润机要员和报务员才“见面”，此前他们互不相识。

报务员是李文山、杨铭，后又增加了刘冲、苏平。

机要员开始有两个：一个是徐立人，另一个是刘振之。到深圳后华东局的田野并入，后来中央又派来了于引（沈远踪）、杨兰敏、王守江。陈建邦为技术员，负责维护和修理设备，他曾在台湾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人好，技术也好，精通英语和日语。

华润在深圳成立了“机要股”，田野任股长。

田野调回北京后，徐立人任股长。这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为了加强机要工作，中央机要局又派王庆邦带领张耕平、邢秀琴、李小宝前来。

1950年10月，华润机要股的办公地点设在深圳雍睦路，这里是一片民居。老百姓常问：“你们几个年轻人不干活，在这里呆着干什么呀？”

为了安全起见，华润又把机要股搬到深圳军管会的院子里，这里也是沙深宝地委的办公处，祁峰在这里任地委书记。华润专门建了一座二层的木制小楼。

华润机要股在深圳一年，1951年秋，又搬到珠海（前山），搬家的原因还是为了安全，那段时间，香港很乱。从1950年起，香港爱国华侨的许多公司都在国庆节这天挂国旗，10月1日，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可是，残留在香港的许多国民党军人，有几千人，在10月10日“双十节”纷纷挂出国民党旗。这些人企盼着蒋介石反攻大陆。

另一个原因，海关检查更加严格，携带重要文件不安全。

机要员经历过两次这样的风险：

由于机要员与报务员都在国内，这时交通员所携带的电报都是“文字”的了，所以任何人得到电文都能读懂。交通员老谭几乎每天都出入于香港和深圳，引起了海关注意，有一次，海关搜身，老谭把电报藏在手绢里了，他假装拿手绢擦嘴，将电报吃掉了。

还有一次，有个机要员带着一份急电半夜过深圳海关，引起我国边防军的注意，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扣住，要搜查。

这个机要员说：“你们不能搜查我，请把我交给深圳军管会。”深圳边检部队把他带到军管会，华润交通站就在这里，才知是一场误会。这次送来的文件是关于“吴石”等被捕事宜，紧急，而且极端重要，必须马上报告中央。

深圳交通站难以工作，杨琳和李应吉决定：把交通站搬到珠海的前山，安排在我边防公安局的院子里。1951年10月前后，交通站搬家。澳门左派力量大些，另外，从澳门到前山，很近。

前山时期的机要员有：徐立人、刘振之、杨兰敏、于引、王守江、王庆邦、张耕平、邢秀琴、李小宝。

前山时期的报务员有：李文山、陈建邦、刘冲、苏平、杨铭、陈永箴。陈建邦负责。

交通员时常更换。我们在采访中见到了徐立人、于引、王守江、王庆邦、张耕平、李文山、刘冲等。

老人们回忆说：交通员好像有两个姓谭的，叫大谭、小谭，还有邓强。

他们说不出交通员的名字。这不能怪他们，这是保密工作留下的规矩：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能知道。

在前山的时期，正是抗美援朝时期。电报的内容主要是采购货物的清单，到哪个港口、到港时间等等，还有一些商情信息。

1952年秋季，在华润公司由中央办公厅划归外贸部之前，华润在深圳再次设立办事处，对外称“南洋贸易公司”，办公地点紧靠罗湖海关（1952年成立外贸部时，中国海关也隶属于外贸部，与华润公司算一家人）。杨琳兼任总经理，科长白凤德。南洋贸易公司员工当年增加到120人。

深圳办事处地处内地，华润在这里开设了一部专线电话，一些贸易问题可在深圳请示外贸部。

深圳办事处挂牌后，华润与国内的信件来往，包括华润员工与家属之间的信件，也全部走深圳。

这样做，既安全，又节省外汇。

至此，建立于1947年的华润电台，经过5年多的风雨历程，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于1952年10月撤销。

此时还是抗美援朝时期，香港东部、北部的海域已经被美蒋封锁，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国的贸易中转地转到波兰和东德。

1952年10月华润电台撤销后，保留了内部机要员，刘鸿恩接替机要工作，他是外贸部派来的，办公地点设在广州，用广东省的电台发报。

在华润公司工作过的机要员、报务员，这些同志从小参加革命，都有一段传奇经历，我们在这里简要记录一些他们的故事。

徐立人原名纪兴平，1927年出生，1944年进入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1947年3月随办事处乘坐美国飞机撤回延安。三天后随中央城工部撤到山西，开始学习机要译电。1948年初在童小鹏带领下，到河北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工作，1949年3月随中央机关开进北平。

1949年夏季，徐立人和刘昂一起，从北京到大连，而后扮作押运员，乘坐华润公司运大豆的货船“多姆斯基”抵达香港。他随身携带了几包密码，还有一份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稿。经过九天晕船呕吐，抵达香港。杨琳和李应吉亲自到船上迎接，巢永森陪他到移民局办理登记手续。在华润的天隆行住了半个月后，他又回国短暂逗留一次，在广州住在励兴公司。再次入港他以李应吉“内弟”的身份住进李应吉的家，李应吉的夫人叫徐景秋，他改名为徐立人（这个名字伴随他一生，他的孩子都姓徐）。

徐立人回忆说：那时重要的电报内容包括：一是招商局起义、两航起义；二是华润“永灏轮”被港英政府紧急征用，请示应对措施，汇报事件进展；三是为海军购买登陆艇。其他电文主要是进出口贸易的事情。

在徐立人任机要股股长期间，代天津进出口分公司管理机要工作，天津的机要员叫田有德，山西人，很年轻，未婚。有一天下午，天气很热，大家干完工作后，去河里洗澡。小河不深，以前常去，没想到那天有暗流，小田一下去就被冲走了。几小时后在很远的地方才找到，已经死去。徐立人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很痛心，他要求我们记下这件事情，为的是安慰田有德的家人，他说：“那时候条件艰苦，田有德的上级领导和家人都没来，是我们为他安排了后事，我们没见过他的父母，如果他父母或家人还活着，知道我们还在怀念他，总可以感到一点点安慰。”

徐立人1951年11月调回中央机要局。

刘振之也是从中央机要局调来的。后来，他和杨兰明结为夫妇，回国后在重庆歌乐山通讯兵学院任教。

王庆邦1927年生，1941年14岁时参加革命，1945年夏季调到中央机要处。1947年3月18日晚，他随着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就在他们离开延安后几小时，胡宗南的部队就进了延安。他和机要处的部分战士留在“前委”，跟随在毛泽东身边，随时翻译毛泽东的电文，毛主席靠电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06年重逢于成都。左起：徐立人、王庆邦、张耕平、郭里怡、刘冲

王庆邦回忆说：“行军时，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走在前面，几个参谋跟在身边，后面就是机要科，再后面是炊事班。警卫部队在前面后面都有，看不见；报务员也看不见。这么近地跟在主席身边，我们感到很幸福，从来不觉得会随时发生危险。有一次，我们藏在山腰，敌人走在山沟，看得很清楚，主席不怕，我们也不怕。经过青化砭战役和蟠龙战役几个战役，主席就宣布：我军已经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这个电报就是我们翻译发出的，前线胜利的电报也是我们最先知道，当时别提多高兴了。那时，物质条件很苦，可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很丰富，我们唱歌、跳舞、下棋，边打边走，到山西后，毛主席纠正了当地斗地主时出现的极左倾向；我们陪着毛主席到五台山抽签，任弼时给我们讲佛经。1948年春就到了西柏坡；1949年春进北平。1950年，中央机要处派我到港管委，接替徐立人。”

那时王庆邦刚刚结婚，他带着身为海军机要战士的妻子张耕平马上动身，离开北平南下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小村子。

王庆邦回忆说：“我们那时的电报主要包括：1、采购抗美援朝所需物资；2、在废墟上建设新中国所需物资；3、对爱国华侨的统战工作；4、准外交工作。译电密码半年一换，刚背熟又换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背密码，我们十几个人像一个人一样，有牺牲精神，保密意识极强。”

王庆邦和张耕平在1952年底调回中央机要局。

刘冲1931年出生，1945年在江苏南通参加革命。1946年到华东军区司令部电讯队。1947年随军到山东，在陈毅身边。

刘冲回忆说：“部队电报多数是‘即刻到’，很紧张。我参加过淮海战役。在山东常跟上海的汪道涵通报，我们的电台一直跟到解放上海。上海解放后，1949年10月，华东财委派我和苏平到香港机构，后来就成华润人了。”

刘冲和苏平（苏贻逊）到香港后，张敏思带着他们到深圳，与陈建邦和陈永箴会合，刘冲随身带来了波长和呼号，与上海取得了联系。开始，电台在深圳保田路，深圳没电，自备汽油发电机，每天晚上起动发电机，发报完毕就关闭发电机，四周一片漆黑。

1952年华润电台撤销后，陈建邦和妻子陈永箴回北京，调入外贸部。

李文山、刘冲、苏平三人都进入海军。苏平在东海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工作。

于引1934年出生，1948年底参加工人协会，上海解放后进入华东财委集训队，学习译电，1950年7月经广州到深圳。老董和沈立中带他过罗湖海关，过关时传来空袭警报，国民党飞机飞过，大家都躲避，好在没轰炸。到香港后，接受刘若明、张敏思、田野领导。当时只有16岁，记性极好。机要员不能随便出门活动，不能去公司，所以，经常站在楼上看香港的街道。

于引说：华东局的公司与华润合并后，搬到深圳，生活上自由多了。机要员和报务员两地相隔10分钟路程，骑自行车送信，还可以骑车上街。但是，形势还很复杂，特务时常搞破坏，附近电影院不时爆炸，为此，公司给他们配备了两支手枪。”

1952年，于引调回外贸部。在外贸部，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杨琳身边工作，那时杨琳任计划局长，他还随杨琳出使印尼。

1950年于引（原名沈远踪）摄于深圳，时年16岁

王守江1930年出生，河北人，从小当儿童团长，解放石家庄时，演《白毛女》，刷标语。1948年入党，进入中央机要局。开国大典时站在金水桥边。不久被派到香港华润。先到华润北京办事处找刘恕拿密码，到广州后，住在励兴公司，把密码交给负责人。王守江记得，在深圳，余秉熹常给他们讲故事，还给他们发水果。供给制零用钱不多，1951年夏天，华润给大家增加一块钱，买荔枝。那时深圳卖洋货多，国产货少，大家都买不起东西。

王守江回忆说：搬到珠海后，柯平（柯正平）常来机要股，还亲自送过信。

王守江从华润调回中央机要局后不久，去了朝鲜前线，在和谈代表团机要局工作。1954年起任叶剑英办公室机要秘书。

1952年秋华润在深圳建立办事处。与1950年以前的机要工作相比，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写这章的过程中，我的脑子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华润机要股多达十五六人，多是现役军人，而且多来自中央机要处，他们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一流。华润仅仅是做贸易，似乎用不着这样一支精干的机要队伍，那么他们为什么来到华润？

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个谜逐渐解开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以后，毛主席撰写了著名的诗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香港靠近台湾，更重要的是，华润有一支“海上游击队”——华夏公司。

那时的华夏已经有十几艘远洋轮船，其中一半是万吨巨轮。加上1950年1月起义的香港招商局的十余艘轮船，这支海上力量不算小。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还没有海军，但是，华夏这支海上游击队是一支“忠诚的队伍”。

在采访中，华夏老船员都回忆起这样一个情节：在1950年初，华润党支部曾组织党员海员宣誓：时刻准备着，愿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献出生命。

此时，地处香港的国民党两大航空公司也已经起义，加上我军东北航空学校培养的空军，就解放台湾来说，我军的制空力量不算薄弱。而国民党则是兵败如山倒的局势。

那时，我党一直在部署解放台湾的工作。

为什么没有实施呢？原因可能很多，但有两条是明显的：其一，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在台湾秘密逮捕了我党设在台湾的“省工委”书记蔡乾（蔡孝乾），他被捕一周后叛变，造成400多名台湾的地下党员陆续被捕。这个损失是惨重的。其二，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将武装援助南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随即，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这些机要员肩负着使命来到华润，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们还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冲封锁反禁运的斗争中，他们夜以继日，保证了华润与国内的联系，保证了华润与华夏货船的海上联系。

参考资料：

①红色华润 (中华书局出品)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编 吴学先撰稿

②华润集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