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0年，郭宝昌拍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也就是处女作）电影《神女峰的迷雾》，他决定审查通过以后先拿到北京电影学院去放映(所有的新片，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先看的)。

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十六年了，才“处女”了一下，回去向老师汇报；二是示威，被整多年，回娘家扬眉吐气一下。

但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在“神”剧中扮演吴新竹的演员侯克明(现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坚决反对。他说现在电影学院里有一帮小子，专门以起哄为能事。

有一次，“八一”厂的一位老导演拿他的新作来放，这帮小子大呼小叫丑话迭出，鼓倒掌叫倒好，愣把这位老导演气跑了，说再也不进学院的门。

还有一位“西安”厂的导演拿新片来放，愣叫他们给哄哭了，什么面子、礼貌，一概没有!现在一般的导演都不敢在学院学院领导严厉批评过几次均无效。

郭宝昌说我这片子还不至于吧!

侯克明说肯定起哄，并仔细分析了一下说有三处可能挨哄，劝郭宝昌罢手。

郭宝昌还就不信这个邪，我还没次到这种地步吧?我偏去!

侯克明又说他拿片子去放，叫郭宝昌别露面，放完了再告诉郭宝昌现场情况。

说得这么恐怖，反而惹起郭宝昌的火性，一定要去，看看这帮混账小子怎么起哄，也长长见识。

《神女峰的迷雾》讲述了女画家赵欣在神女峰写生时发现两个青年在悬崖边斗殴，便跑去报案。当夜，在丽江的河湾处发现了一具男尸。经查，死者是市轻工局副局长潘菲之子陶荣荣，即斗殴的两青年之一。原来，教师吴新竹与未婚妻出游神女峰时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套失传多年的古书，便带回一本研究。陶荣荣发现后，趁吴新竹取走其他书时，进行抢劫。在赵欣的协助下，查明了凶手是博物馆收发员、盗窃集团头子秃鹰。最后，公安人员逮捕了秃鹰，珍贵的文物又回到人民手里。

郭宝昌有个习惯，看电影不愿旁边有人，总坐在右前方没人坐的地方。克明坐在郭宝昌旁边，隔五六排的后面，坐着一帮学生，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

开演了，场子里很静。字幕过后，第一场山洞戏刚完，女主角出场有一个大近景，忽听背后有个人大喊:“好大的脸!”立即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哄笑，克明悄声告诉郭宝昌:“这就开始了。”

等袁苑往下一跳，后面那人又大喊:“起音乐!”但此处无音乐，后面那人大声说:“我x，没起!”当女主角全景出现时，那人又大喊:“推!”但是这个镜头没有推，那人带有自嘲地喊道:“我x，丫挺的不推?”满嘴的脏话!

三次没哄起来。您想想那镜头真要是起了音乐，真要是“推”了，下面会怎样地起哄!

从此场内安静了，而且随着剧情，偶尔发出一些赞赏的笑声和轻轻地议论声。待演到“审瘦狗”一场，当瘦狗说“向毛主席保证，说瞎话我不是人”时，场内竟爆发热烈的掌声。直到换了本儿，下一场开始了，掌声依然不断。

片子放完了，场内掌声雷动。克明松了口气说郭导，您成功了!这他妈叫什么事!他们没哄起来我就成功啦?后来才知道，坐在郭宝昌后面那帮小子，就是导演系七八班的学生，也就是后来威名赫赫、声震中外的“五代”精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群之流，高声呐喊的正是何群。

郭宝昌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破格批准以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这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27岁）。下达生产令投产《一个和八个》，张军钊任导演，张艺谋、肖风任摄影，何群任美工师，郭宝昌为“不挂名”的艺术指导。大学毕业不满一年，就全部独立拍片，这在中国电影界是“史无前例”的。

《一个和八个》取材于郭小川的同名长诗。影片讲述了八路军指导员王金蒙冤入狱，但仍以民族解放事业为重，感化、教育同狱的土匪逃兵，使他们用实际行动赎罪并投入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的故事。

《一个和八个》样片一看完，只见张艺谋哭丧着脸对郭宝昌说，对不起郭爷，这批样片拍得不好，您那么支持我们，我们拍成这样太惭愧了。

郭宝昌看得出他决非假谦虚，决不是假客气。

张艺谋说“砖窑”一场本想把背景刷黑，这是错用了墨汁来刷，反映在胶片上变蓝了，墨汁有胶凝固以后有反光，整个儿砖窑的气氛全破坏了。

郭宝昌又震惊了，这么点儿小事至于这么哭丧着脸吗?

郭宝昌说千万别来什么对得起对不起什么的，这批样片很棒。张艺谋说不行，回去以后要补拍，郭宝昌说现在绝对不行。

在去易县外景地的路上，郭宝昌向张艺谋陈说厉害。

当年新手上片，只要第一批样片拍砸了，只要第一批样片补拍，只要这消息传到厂里，就立即有被停拍的危险，因为人事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而且是握有实权极有影响力的人正摩拳擦掌拭目以待，小刀儿磨得贼快，随时准备捅你一下子。

张艺谋满脑子艺术，对周边环境形势之险恶毫无戒备心理(这在后来《黄土地》中更凸现出来)。

郭宝昌说对于这批样片要大造舆论，要说“好得不得了”，更不能提补镜头的事。

车到外景地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摄制组全体人员几十口子全都站在村口迎接，急等着要看样片，实在令人感动。

全体驱车奔了县电影院，刚好影院散场，观众退尽。

全体看了样片。

样片放完，场内鸦雀无声，何群突然站起大叫:“我x的咧，这拍得叫什么这叫，这他妈能看吗?我x，怎么成了...”

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怎么就把何群这混小子给忘了。郭宝昌脑子里“嗡”的一声，忙冲上去把何群拉到一边说:“你他妈活腻味啦?喊什么你?”

郭宝昌把对张艺谋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何群恍然大悟、满脸尴尬。

回到外景驻地开了一个会，统一了认识:

一，这批样片好得不得了，立即送回厂里审查。

二，用不着补镜头了。

三，“砖窑”一场重拍，但要在这个外景点儿全部拍完以后，临撤退前补拍，而且不是“补”，是增加戏，增加几个镜头。

可新鲜事物的起步绝非那么简单，传统观念的惯性束缚着几乎所有人的思维，看完样片后首先是演员不答应了。他们对样片的风格极不理解。“八一”厂的一位老演员气呼呼地说:“拍的这叫什么?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我都没看见我那脸在哪儿，好容易看见一个，还在画面边儿上，还一半儿在外面，里边儿只剩半拉了!”

这种情绪很普遍，郭宝昌找这位老前辈谈了话。第二天又开了会，祝贺第一批样片的成功，并希望大家理解新的观念，支持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中国电影需要突破。

《一个和八个》剧照

下午，郭宝昌去了拍摄现场，再次使他震惊，这是“五代”给郭宝昌上的第二课。

现场围观的老乡甚多，郭宝昌也帮着维持秩序，有一个人竟站到场子中央，郭宝昌把他向外推说老乡往后往后，这人说郭导，我是演员，着实叫郭宝昌一愣，郭宝昌又推第二个，又是演员，过一会儿郭宝昌又去推那第一个，还是当做了老乡。这人就是辛明。他说您怎么老推我呀!

郭宝昌心说我还从来没这么眼拙过，任何戏我都可以从千百个老乡中，准确地抓出扮演老乡的演员，扒层皮都认得出是个“城市老乡”，可这个戏我居然一再上当。

他们把演员剃光了头，淋上水，在太阳下曝晒，使头皮和脸色一致。

他们不满足于服装做得旧，叫演员穿上衣服在土地上乱滚，在土墙上乱蹭，每个镜头前都往演员的头上身上撒极细的土沫，那真名副其实，一丝不苟。

他们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使郭宝昌深受触动。晚上回来又开了总结会，郭宝昌表示了深深的敬佩之意。第二天，郭宝昌返回北京，要把样片发回厂，由厂里审查，郭宝昌又担心了。其实那位老演员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一旦这批样片不被审查人理解，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一起哄，整个摄制组就有夭折的危险，所以审查时他郭宝昌必须在场。

往南宁发片的同时，郭宝昌给生产办主任写了一封信:我没回去之前任何人不得看样片，片箱不得开封。

郭宝昌那时还有点儿“破”权力，领导也信任他。

十天后，郭宝昌才回南宁，片箱果然原封未动。

当晚，厂里放两部片子，散场后将所有的人驱逐出场，只留下厂长和书记二人，郭宝昌陪他们看样片，边看边解说;其实郭宝昌说的都是他的学习心得。

样片放完，二位领导称赞不已。

此后，郭宝昌筹备自己的新片，再也顾不得《一个和八个》。待影片完成后立即轰动厂内，领导也喜不自禁，立即去京送审。

此片开拍前，电影局审过剧本，并特请陈荒煤（电影局局长）把关，他认为本子很好，只是结尾太过悲惨，希望改得光明一些。这帮牛犊子们不改，争到最后决定拍两个方案，按原作方案拍一条，按陈荒煤意见也拍一条，两不耽误。

那时送审，由于多次发生审查现场局领导和创作人员发生冲突，后来规定，凡审查现场，创作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只可“龟缩”在招待所，听候宣判;而且审查意见并不署名，只盖公章，整个感觉有点儿“虎”怕“牛犊子”了。

思来想去不妥，郭宝昌心说我必须进审片现场。

郭宝昌便去请陈荒煤，想请他一人审查。他若通过放行，便可省去许多麻烦。

郭宝昌知道审查这关，人一多七嘴八舌是肯定通不过的。陈荒煤一直待郭宝昌不薄，欣然允诺。

审查当晚，郭宝昌带着片子和剪接师驱车前往局里，张艺谋等人只能在北影招待所等候。

车行半道，郭宝昌问剪接师片子结尾接的哪个方案，剪接师说是原作方案。

郭宝昌一下子就急了，太不懂事了，荒煤同志审查怎可接原作方案。

剪接师说哥几个都说第二方案太影响全片质量了，郭宝昌说这第二方案能通过就不错了，只要通过就是伟大胜利，拿到通过令以后，再去耍赖要求换原方案也不迟。

郭宝昌叫司机立即打道回府去换方案，剪接师说第二方案带着呢，郭宝昌叫他一进放映室立即换方案，有九十分钟的时间足够了。

等到了局门口，剪接师进去了，郭宝昌被拦在门外，不得进入，怎么求也没用，谁也不能破坏局里的规定，急得郭宝昌直转磨。

这时，陈荒煤的车开到了门口，郭宝昌属于“老奸巨猾”一类，立即冲上前替他开车门，扶着他下车走进了大门直奔放映厅，郭宝昌扶着陈荒煤边走边说着话，一路上无人敢拦。

看片子时，郭宝昌坐到陈荒煤身后，第二本还没放完，剪接师从放映间跑下来悄悄告诉郭宝昌第二方案已接好了，郭宝昌松了口气。

片子放完了，郭宝昌紧张地望着陈荒煤。

看得出陈荒煤很高兴，他说这些年轻人很了不起嘛!

郭宝昌忙问有什么意见?

陈荒煤说没有。

郭宝昌忙问那就通过了，陈荒煤点点头说通过。

没想到如此顺利。郭宝昌由衷地佩服这群年轻人，有魄力!当年这个本子郭宝昌是没敢接的呀，可这一关他们闯过来了，不服这帮年轻人行吗?

郭宝昌从局里出来，立即跑到东四邮电局打长途向厂长和书记报喜，那份喜悦自不必说。

郭宝昌又赶到北影招待所，哥几个欢欣鼓舞，郭宝昌叫他们立即回南宁做拷贝发行，而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原作的结尾换上，只要发行了谁说也没用了，反正有陈荒煤兜着底。郭宝昌以为万事大吉了

第二天，郭宝昌到北影办事，居然看见这帮哥们儿一个没走!

郭宝昌问他们为什么不走，何群说我们等某部长题字。

太奇怪了，题什么字?题《一个和八个》的片名，郭宝昌一听真如五雷轰顶，这不是嘬死吗?拿到了“通过令”还不赶快“夹着尾巴逃跑了”?万一上边有这样那样的人事关系、万一有什么恩恩怨怨、万一某部长要看片子、万一....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他们不听，说与某部长的儿子是铁哥们儿，万无一失。

郭宝昌无奈地走了。

郭宝昌一向对请首长题字怀有看法。有的连片子都没看就请首长题词，片子好也还罢了，片子不好，不是有损首长的形象吗?这样的做法于中国影视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人也永远变不成“真老虎”。

毋庸讳言，《一个和八个》寻求题字之举实属这帮年轻人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郭宝昌十分反感。

后来，艺谋、何群等人成了“真老虎”那是靠自己的天分、才能、刻苦、勤奋所得。所以，正经的从影人员，还是在艺术上多努力吧!

第二天，果然传来消息，某部长要看看片子才能题字。

对如此危险的信号这帮年轻人竟置若罔闻，说陈荒煤已经通过了，还会有什么问题?

郭宝昌说找个借口，字不必题了，赶快回去做拷贝。

不听。片子送上去了，还等着吃热屁呢!

两天后，噩耗传来，不但字没有题而且指示该片先不要发行，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请文化部领导看一看。

这下，全他妈傻了，“牛犊子”就是“牛犊子”!

郭宝昌去局里游说。局里确实已经说了不算。

郭宝昌想无论如何要让影界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形成压力，便提出既然有问题就要修改，能否请一些专家来会诊，看看片子，集中意见好一次修改完成。

局里斟酌再三同意了。但规定范围要小，以七八个人为宜。

开了口子就好办，索性把结尾换上了第一方案，将拷贝拿到北影，在小放映间组织了几个人看。

这消息早已在影界传开了，闻讯前来的人很多，索性来个开门迎客，谁爱进谁进。顿时小放映间里人满为患，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第一排座位前面的地上也坐满了人，直坐到银幕下面需九十度仰脖儿才能看见。

郭宝昌从小看电影几十年，从未见过一部影片放映中会有如此热烈的反应，都是内行啊!

场内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影片一放完，全体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他们愤怒地问这片子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此消息传开，无数没看到片子的人强烈要求再放一场。

反正也这样了，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干脆租了“新影”大礼堂，影界的朋友们蜂拥而至，有头有脸儿的名人全来了。整个礼堂人挤人、人挨人，几无立锥之地，入口门外都站满了人。这才真叫盛况空前。

影片放完后，全体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一浪接着一浪。郭宝昌就纳闷儿，他们怎么就看不出片中的问题呢?觉悟太低了吗?嗅觉太迟钝了吗?消息立即传到了电影局，郭宝昌被叫去，受到局领导严厉的斥责和警告，并封存拷贝，严禁任何人再看。

郭宝昌急了。不是应该相信群众吗?干嘛这么害怕群众?终于吵得地覆天翻，郭宝昌已经控制不住地满嘴脏话，被秘书大人用力推出了办公室，说怎么可以这样和领导说话?一走进大办公室郭宝昌又和他吵了起来。旁边的几位干部也都跟着帮腔说郭宝昌不对，他们一再说有人说有什么问题。

郭宝昌说你们少说别人，你们说有什么问题?

都不说了，还是位秘书更坦诚些，他说:“我认为没问题，可我说了没用，你最好去找x领导，在局里闹，一点儿用都没有!”

那就找吧!此时《一个和八个》的主创人员全都没有了发言权，郭宝昌去找x领导，他们只能无奈地在楼下坐在车里等消息。

郭宝昌是软硬钉子碰了一轮，走投无路只好又来求陈荒煤。

陈荒煤身体很不好，住在北京医院，郭宝昌十分惭愧地向他描述了事情经过，他显得很疲惫，阴沉着脸听完了郭宝昌的汇报，两眼始终低垂着看着盖在他腿上的夹被。

郭宝昌知道他们使他陷入了非常被动、非常尴尬、非常为难的境地。沉吟半晌，他才喃喃地说:“宝昌，我告诉你，现在这部片子不修改是绝对通不过的。”还能说什么呢?真是对不起荒煤同志啊!

郭宝昌只好说请局里给个意见吧，一二三四五.....全写清楚，只要这样改了就可以通过，我们回去改。

一个星期以后文件下来了，那些意见真是惨不忍睹啊，张艺谋等人拿着意见灰溜溜地回了南宁。改吧!改好以后再次送审，顺利通过，应影协之约又放了一场，场内寥寥无几的也就坐了二三十人，都看得垂头丧气。

一放完，罗艺军便指着郭宝昌大叫:“改得这叫什么?简直是化神奇为腐朽!”

骂谁呢?又不是我们要改，“宁可封杀也不改!”说得轻巧，厂里投了几十万元，不收回成本厂里职工还不把张艺谋等人吃喽?那也是一群老虎啊!一个电影人，其实就是坐在虎山上。

五年以后，“广西”厂新来的厂长决心再搏一下，恢复了《一个和八个》的原貌，得到电影局首肯，并送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参赛，终于获奖。

1984年，电影《一个和八个》正式公映，观众被影片的视觉冲击力所震撼。《一个和八个》的公映，标志着第五代电影人崛起，宣告了一个电影新时代的来临。

郭宝昌自己筹备已久的影片《雾界》要开拍了。分完镜头以后，郭宝昌把张艺谋、何群、肖风请上了郭宝昌的外景地“大明山”，并叫郭宝昌的摄影师与艺谋同住，以便早晚请教。

郭宝昌把他分的一百六十八个镜头画了一百六十八张图，每天与三位一起切磋、研究，受益匪浅。这是“五代”给郭宝昌上的第三课。

他们又和郭宝昌一起采外景，满山乱跑。郭宝昌要选个入山口，看了多处都不满意，后来终于选定了一个，张艺谋说这地方不错。从阳光明媚的山外跟着人慢慢摇进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可惜前边儿这棵树挡了来路，而且避不开，除非把这棵树砍喽，那就豁亮了。

是啊，那倒是豁亮了，砍树?犯法!抓住了得进班房。

张艺谋说不能砍那这个景就放弃吧。

最后也没选到比这儿更合适的，那就砍吧!

深夜，郭宝昌带了组里一帮“土匪”摸到山口，这个时间看林子的人员绝上不来的。

好家伙，那棵树要两个人才抱得过来，砍!

乱斧齐下，足足弄了俩钟头，树倒了，他们合力将它推下悬崖。

为了毁灭罪证，又挖土铲草皮将地上裸露的树桩埋好，郭宝昌边埋边说:“对不起!对不起了!”为了艺术您就牺牲一把吧，这都是张艺谋的主意!”

《雾界》刚一开拍，“广西”厂又来了一位“牛犊子”一陈凯歌，他自己带了一个本子，那就是后来轰动中外的《黄土地》。可他与厂签约要拍的是另一个本子，他要毁约换本子，而且指名要张艺谋合作摄影，而厂里已经决定叫艺谋上另一部片子了。厂里如何能够答应?

陈凯歌拿着一封陈怀恺老师的信来找郭宝昌了。这给了郭宝昌多大面子!

为了达到目的使《黄土地》上马，可以这样说吧，郭宝昌与陈凯歌耍了无数“狡猾的阴谋”“卑鄙的伎俩”、“无耻的手段”，终于如愿以偿。陈凯歌说郭宝昌是“教父”，其实郭宝昌就是个“教唆犯”。无数的记者(包括港、台)都向郭宝昌追问过这段经历，但由于牵涉到很多好人和小人、受骗者和得益者，所以只能是无可奉告一现在依然无可奉告，给人留点面子。只是受益者至今不知如何受的益。

《黄土地》上马了，“牛犊子”们去了陕北外景地，郭宝昌则又上了“大明山”。本又以为万事大吉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黄土地》下马，摄制组被连夜从陕北召回。郭宝昌闻讯大惊，忙停了《雾界》的拍摄匆匆下山赶回厂里。各种人都在表演，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又是由于“面子”问题，此事依然无可奉告。最后《黄土地》重新上马，陈凯歌胜利了!他们重回陕北，郭宝昌又返回“大明山”。

越是“无可奉告”吧，媒体就越是关注，越是好奇，越是刨根问底，想弄个爆炸性新闻抢个头版头条或红字标题。

郭宝昌回忆：每次采访都弄得我很狼狈。不管我使用了什么手段、何等伎俩，我不是坏人，没做坏事，堂堂正正地想干成一件事一干一件自己想干又于己有利、于中国电影有利、于国有利的好事。电影界太复杂，你想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去干，根本就不可能做成！你必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上蹿下跳，拳打脚踢。累不累?真累!可别无选择。不做铁砧就做铁锤，凯歌、艺谋都选择了铁锤，所以成功!这种选择都使他们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郭宝昌的《雾界》完成以后来京送审，未被通过。郭宝昌太知道个中原因了。自《一个和八个》吵翻以后，他决心不再进电影局的门。去干什么?早已没有了“回娘家”的亲切感。

应影界同仁之要求，《雾界》在西山开了一个研讨会，朋友们给了很多鼓励。会上郭宝昌特别向与会者宣布，“广西”厂又将有一部惊世骇俗之作问世，那就是《黄土地》。朋友们起哄说郭宝昌又在吹牛，在给“广西”厂做广告。

郭宝昌不是瞎吹牛，早在《黄土地》的剧本阶段郭宝昌就嗅出了它不同凡响的独特气质，郭宝昌向厂领导说此本若拍，必在世界上拿奖，国内更不用说。

厂领导也认为本子不错，但没那么邪乎，说郭宝昌是为了推上马的夸大之词，说郭宝昌吹牛。

那是郭宝昌从影以来看到过的最好的本子，没必要吹牛。

郭宝昌当时只提了一条意见，就是男主人公回部队述职一场太实，与整个的风格不统一。后来凯歌改了，而且改得十分精彩。

郭宝昌回厂以后，《黄土地》后期制作已快完成，陈凯歌请郭宝昌去录音棚看片。这是“五代”给郭宝昌上的第四课。

郭宝昌的感受不再赘述，无数有关《黄土地》的评论都已说尽，人人皆知。

说一点儿外人不知的。

看完片子以后陈凯歌叫郭宝昌稍候，他提来了一个大收录机。

郭宝昌不知他要干什么，陈凯歌叫放映员把“安塞腰鼓”一场再重放一遍。画面刚一出现，陈凯歌立即按动收录机的按键，传出了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声。

郭宝昌惊呆了。

放完以后，陈凯歌问郭宝昌的感受，郭宝昌无言以对，却引起了他深深地思考:那强烈的反差完全对立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声画对位.....郭宝昌想，无论是土得掉渣儿的乡下腰鼓，还是洋得不行的城市迪斯科，他们在人性的勃发、个性的张扬、肉体的解放、心灵的碰撞上都是相通的。

影片渗透了陈凯歌超前的意识和对现实的关照，具有非同一般的美学内涵。《黄土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郭宝昌没有瞎吹牛。

《雾界》被封杀，郭宝昌心灰意冷，决定离开电影厂。

一次偶然的机会，郭宝昌要去深圳电视台了，电视比电影要宽松些吧!临行前，张艺谋、陈凯歌希望郭宝昌把他们要拍的《大阅兵》定下来。

由于有了《黄土地》的成功，《大阅兵》很快上马了。

郭宝昌则不辞而别，潜入了深圳,不管厂里怎样劝说，郭宝昌誓死不回头了。

一年以后，张艺谋去了西安，陈凯歌回了北影，何群则流窜到广州，完成了一次胜利大逃亡。“广西”厂从此落寞。

到深圳以后，郭宝昌才感到这里几乎是文化沙漠，过日子、做生意还行，搞艺术实在是难于施展，只能在夹缝中生存。郭宝昌精心制作的电视剧《椭圆形轨迹》被封杀，而且说不但现在不能播，永远不能播!

郭宝昌感到势单力孤，没有一帮高水准的志同道合的伙伴成不了好作品。

于是郭宝昌千方百计地将摄影大师侯咏调来了深圳。

第一部片，去山西合作拍摄电视剧《雪泥鸿爪》，并请了现在已是著名导演的霍建启任美工师，开始了郭宝昌与“五代”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这个剧的拍摄是“五代”给郭宝昌上的第五课。许多模糊的电影观念，或者是理论上弄明白了实践上依然模糊的观念，通过这次合作清晰了。

八十年代中期，影视界重点研究的是“空间”问题。周传基教授看过《雾界》后曾大为赞赏，郭宝昌请教他还有什么问题，他沉吟一下说“空间、空间、还是空间。”

通过这次与侯咏的合作郭宝昌才真正明白了导演该怎样去组织自己的影视空间。此片拍得很艰苦，完成以后侯咏十分满意。又未获通过。

郭宝昌与侯咏又合作了

第二部电视剧《特区移民》，郭宝昌多年追求的画面终于在侯老师手下出现了。当时深圳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不久，需要积累资金，郭宝昌只好又转回电影，与侯咏合作拍了《她选择谋杀》和《联手警探》两部娱乐片，着实赚了一笔钱，且给厂里拿了奖，总算对得起领导和深圳。

郭宝昌不想在深圳混下去了，一九九0年始周游四海，闯荡江湖，成了“独立大队”。

一九九二年侯咏与田壮壮合作拍影片《蓝风筝》，由于郭宝昌与侯咏合作多部，他知道郭宝昌会演戏，便突发奇想，约郭宝昌去该片中演一个“文革”时期受迫害的老干部，女主角由吕丽萍扮演，郭宝昌演她的第三任丈夫，前两任是濮存昕和李雪健。两个特大腕儿横在郭宝昌的前面，这不要郭宝昌的核儿钱吗!

郭宝昌问壮壮不担心吗?他十分坚定地说不担心。其实壮壮对郭宝昌了解并不多，郭宝昌们长期以来只是“搓麻”的交往，他与艺谋、何群等人还不一样。

艺谋、何群他们在广西经常到郭宝昌家蹭饭，郭宝昌做得一手好菜，因此才有后来艺谋说的:“一流厨师，二流导演”，这本是赞颂郭宝昌的厨艺之话。

壮壮来郭宝昌家，因以“搓麻”为主，吃饭则以简单为好，每次都是炸酱面，不做菜。

当然郭宝昌的炸酱面堪称一绝，为影视同仁交口称赞。壮壮每吃必两大碗，他吃面必就大蒜。

有一次大蒜没了，他不干，叫制片主任下去买。郭宝昌说菜市场都关门了，大概买不到。

壮壮说制片主任没那么傻，连头蒜都弄不来还当什么主任!偏偏主任一脸无奈地空手而回，被壮壮臭挖苦了一顿，说你没那么傻吧，楼下那么多饭馆儿，你不会去要两头!

主任只好又下楼去要了几头蒜上来，壮壮这顿炸酱面才算是吃舒坦了。

这次郭宝昌以演员的身份与壮壮合作，自然受益的角度又有所不同，这是“五代”给郭宝昌上的第六课。他的感觉，他准确的阐释，对表演的理解，细腻的处理，精准的判断，展现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戏演完了，壮壮和侯咏满意之极，给了郭宝昌不菲的酬金，吕丽萍也夸赞郭宝昌说比专业演员还专业。此片未获公映，郭宝昌的光辉形象终未能与观众见面，但同行中对郭宝昌的表演颇多赞誉。

一天夜里快十二点了，张艺谋忽来电话，说，看了郭老的片子后非常激动。

郭宝昌很奇怪说我最近没拍什么片子，张艺谋说是《蓝风筝》，并要立即见郭宝昌聊聊，郭宝昌说太晚了，张艺谋说十二点还晚?

二十分钟后他到了郭宝昌家，对郭宝昌的表演评价甚高，并说郭宝昌是一流演员。

这就有点儿乱，是一流厨师呢?还是一流演员?《大宅门》出笼以后，朱德承又说郭宝昌其实真正的是一流编剧，这更乱了!

于是有了“一流厨师，二流编剧，三流演员，四流导演”之传说，最终演变成了报纸上所说的《张艺谋说郭宝昌不过是个四流导演，不知郭宝昌做何感想？》

郭宝昌没感想，倒不知这位记者是何居心!

一九九六年郭宝昌第一次上马《大宅门》，再次请侯咏合作，侯咏欣然答应，拍了三集多，由于十分“肮脏”的原因(可惜这件事又是无可奉告)，《大宅门》中途夭折。四年后再次上马，侯咏由于已重任在身，不能全程兼顾，出任了《大宅门》的摄影艺术指导。他兢兢业业，有时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和摄制组的人同甘共苦，冒着严寒吃着盒饭不曾有过一句怨言。

郭宝昌：不管外界如何传闻，我与“五代”精英交谊甚厚，是交情，是友谊。我们曾一起共事，一起患难，一起搏击，一起创作。谁对谁也没什么恩，谁对谁也无恩可报。有人说是我成就了“第五代”，这十分荒唐，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之间帮点儿忙，也是做师兄的责任，“五代”也帮我不少的忙，难道我也要报什么恩吗?至于张艺谋、陈凯歌也说过一些话，不过是溢美之词，不能当真的，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少料，我已是老牛，遇见虎知道躲着了。

“五代”的崛起自有其成因，我帮过很多人，大多业绩平平，为什么?“五代”有自身的优势:才华横溢，意志坚强，勤奋刻苦，敬业有加;他们有着顽强的创新意识和叛逆精神，具备精英的素质。不是什么人帮一下子就可以起来的，具备这样素质的人不多，帮与不帮金子总要闪光。我向他们学习的正多。

郭宝昌倒是以为，从艺者，特别是年长几岁的从艺者，要经常注意知识的更新，注入新鲜的血液，吸取青年人的活力，才不至于落伍，才不至于过早地被淘汰。

资料来源：不知道的《大宅门》导演郭宝昌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