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代表中国，“润”则取自“毛润之”，“华润公司”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公司。

如今，华润集团已经成为国资委所属的最大的海外中资企业。由于地处香港及其所担负的特殊使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华润公司“诞生与发展”的辉煌历史鲜为人知。

说起华润的诞生，要从华润公司的创始人秦邦礼（博古的胞弟）说起；说到秦邦礼，要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央特科说起。

备注：秦邦礼，是原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秦邦宪(博古)的胞弟。因长期在白区和海外秘密从事党的经济工作，他一直隐姓埋名，先化名杨廉安，又化名杨琳，而杨琳这个名字最终被沿用下来。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和机要工作，认识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央设在上海等地的联络地点及其联络方式了如指掌。

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在南京截获这一消息后，连夜派女婿刘杞飞赶往上海，通过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陈云把这个情报转报给中央。

在陈云的协助下，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立即把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转移，使国民党妄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未能得逞。

5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特别工作委员会，陈云同志接替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并亲自兼任特科一科的科长，担负起筹集经费、地下交通、营救被捕人员和安抚烈士家属等工作。由于原特科人员的身份已全部暴露，随时都可能被捕，必须转移。陈云只好起用新人并组建新的联络系统。

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博古（秦邦宪）把自己的弟弟秦邦礼介绍给陈云，此时白色恐怖笼罩大地，23岁的秦邦礼就在这个危机时刻走向革命，成为陈云的部下。

秦邦礼190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是博古（秦邦宪）的亲弟弟。两人从小就在一个班读书。1916年父亲因患肺结核去世，当时秦邦宪才9岁，秦邦礼8岁，妹妹秦邦范6岁。由于失去了直接的经济来源，一家只好卖掉房屋，暂住在族叔家中，靠田地及遗留的存款放债为生。1922年，14岁的秦邦礼为了资助哥哥和妹妹读书，主动放弃学业，去无锡复元钱庄做学徒工。不久，秦邦礼参加了无锡钱业职工会，担任执行委员，并与无锡党组织的高文华建立了联系。

1927年11月，秦邦礼参加了严朴（又名严达人）领导的无锡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秦邦礼被迫离开无锡前往上海避难，在亲戚庄千禄的介绍下在一家小店铺里做起了店员。秦邦礼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由于细心聪明，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店铺的主要业务，并将店铺经营的有声有色。这为他以后开展党的红色实业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邦礼此时还不是党员，对于这个进步青年，陈云一方面大胆使用，一方面用心培养。秦邦礼化名杨廉安。

陈云交给杨廉安的工作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以经营店铺为掩护，布置“机关”。

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和联络站都要搬家，寻找可靠房东成为特科的一大难题。当时，上海的空房虽然很多，但租房的条件之一是要由“殷实店铺具保”。于是，陈云率领特科人员，一面利用各种关系寻找可靠店铺，一面自己开店铺。

陈云交给杨廉安两根金条，让他开店。杨廉安用它开了一家“米店”，这是新特科开办的第一家店铺。有了这个店，我党租房子或者营救被捕党员的时候，就可以出面“打保单”。这家米店专做无锡大米的生意，很快就赚了钱，接着，杨廉安又开了一个“家具木器店”，专门用来布置机关。

一次党组织正在开会，突然遭遇国民党警察的搜查，开会人员将文件放在使用的家具中，并把事先准备好的麻将拿出来，做成一副刚刚在打麻将的样子。由于家具有特制的夹层，国民党警察并没有查出什么有用的资料。等国民党警察走后，秦邦礼借“家具要维修”的名义，派人将家具搬回家里，从而保全了会议的重要资料。

米店和家具店一方面为党的工作提供掩护的场所，一方面又为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生活和后勤保障。秦邦礼采用滚动发展的办法，在一年之内先后又开设了糖坊、南货店和文具烟纸店。这些店铺既可以作为联络站，又可以出面“打保单”，营救那些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的人员。

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机关又一次面临威胁，许多领导人经特科安排先住进这样的联络站，而后秘密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瑞金）。周恩来当时住进了一家“烟纸店”，虽然现在我们无法考证这个店是不是杨廉安所开，但可以肯定，这些店铺都是在陈云领导下开设的。

第二类工作是建立交通站。

1931年秋天，杨廉安经严朴和顾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连接上海与中央苏区的交通，陈云派杨廉安到汕头开店。杨廉安在汕头开办了“中法药房汕头分房”，这是经他之手开办的第六家店铺。

当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瑞金，途中要经过香港或广东，然后走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为了安全还要徒步走山路。这条秘密交通线于1931年1月打通，1月31日周恩来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就交通线一事作过专门的报告。顾顺章叛变以后，中央特科废除了这条交通线上的旧交通站，建立起新的交通站，杨廉安的中法大药房成为转移党员和交换文件的重要机关。此后，杨廉安一连四年奔波在上海与汕头之间，一面做生意，一面做交通员，运送机要文件和钞票，在汕头交由他人转送中央苏区。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将设在上海的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负责人分三批出发。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还有一些我党的早期党员和干部，都是由杨廉安护送到汕头的。据资料记载，经由这条线路进入中央苏区的党员干部超过200人。

第三类是经营工作，包括筹集、保管我党经费

杨廉安开的六家店铺生意红火，赚了不少钱，从1931年到1935年为我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活动经费。此外，杨廉安还负责保管我党其他渠道送来的活动经费，并根据指示，兑换美元。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取“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时，毛泽东在苏区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陈云到瑞金以后，继续担任全总党团书记，并协助毛泽东抓经济，大搞苏区的对外贸易。杨廉安的六家店铺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一直与苏区做贸易，包括采购无线电器材和药品等，有力地支援了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陈云随部队出发。次年5月31日中央在泸定县开会，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同时寻找共产国际的代表，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遂离开长征队伍经重庆抵达上海。陈云到上海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已遭受严重破坏，无法开展工作，指示陈云赴莫斯科。

1935年9月上旬，陈云（又名史平）同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杨廉安（又名方一生）等乘苏联货轮，由上海到海参崴，再乘火车到达莫斯科。他们一路费尽周折，到达莫斯科时已是“十月革命节”前夕，不久，斯大林会见了陈云一行人以及先行到达的潘汉年和严朴。他们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他们都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1936年10月，陈云、滕代远等人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派遣到新疆开展工作。1937年11月，陈云回到延安，12月，陈云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组织部长。

1937年秋，杨廉安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也转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工作。半年后，陈云代表党中央交给杨廉安一个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去香港办公司。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作为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标志，蒋介石被迫允许我党在南京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跟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协商，希望能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得到认可。

1938年1月廖承志等人在香港建立“香港八路军办事处”，香港急需干部。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把老部下杨廉安找到自己办公的窑洞，交给他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赴香港经商，并交代了三项具体工作：

（1）协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外挂牌粤华茶叶公司)中共代表廖承志，把保卫中国同盟转来的募捐款和物资及时运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2）做好秘密财政工作，将党组织带往香港的外币(如美金、英镑等)，以华侨捐款的形式，兑换成法币或银元汇回；

（3）利用商业活动掩护物资采购，按上级下达的采购清单，购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按照组织安排，杨廉安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取经费，再到香港。

1938年1月，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挂牌是“粤华公司”。廖承志主持工作，日常事务负责人是连贯，潘汉年参与领导。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杨琳（秦邦礼）、冯劲特、李默农（李少石）、杜埃、张唯一（秘密战线上著名的“老太爷”）、陈永生、林青、罗理实、黄秋耘、梁上苑、康一民、熊志华、潘柱、李静、余明、张淑芳、钟路、高直、谭乐华。

当时的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转口港，航运业比较发达，工业活动主要是修船和造船，人口150万。由于中国内地爆发了抗日战争，许多资本家为了避免战乱而把工厂迁到香港，于是制造业逐渐发展起来。内地的一些银行，包括当初开在上海的外国银行，也陆续搬到香港。1938年的香港成为相对和平的大后方。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使命主要是：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

1938年春，杨琳一家在上海

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顺利送到抗日前线，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决定：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由这间公司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

经过一番调查和准备，秦邦礼在1938年夏秋之交开办了“联和行”，公司设在香港干诺道中，注册资金为两万美元。

联和行就是华润公司的前身。

秦邦礼初到香港时叫杨廉安，在无锡方言里“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公司的名字与他个人的名字相关联，看上去这家公司更像一间私人公司。这个名字是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批准的。同时，秦邦礼还有一个电报用名，叫杨琳。

钱之光回忆说：“实际上，这是我们设在香港的一个海外经济联络点。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

1938年于香港。后排：杨琳母亲、妻王静雅，中排：秦刚、秦福铨、秦文、前排：秦铭

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香港湾仔。照片里的老人是杨琳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王静雅，左边的男孩是博古的儿子，从1933年初博古到瑞金以后，这个孩子一直由杨琳抚养。另外两个男孩叫秦福铨和秦铭，小女孩叫秦文，她出生于1933年，此时5岁。一家人在一起，便于掩人耳目，也方便对外交往。

杨琳开办的“联和行”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下属的一个秘密机构，二者办公地点相距几百米，便于联系，也便于隐蔽。

何香凝、宋庆龄此时都住在香港，廖承志利用她们的特殊身份开展募捐活动。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家里成立。

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是建立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一个机构，其援助的重点就是抗日游击队，客观上说，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国共合作抗日，蒋介石对宋庆龄这样做也无法反对。

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2月，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我党，在宋庆龄、何香凝的配合下，在香港及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

当时的募捐活动主要由宋庆龄出面，具体工作则由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安排。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那场轰轰烈烈的、波及全世界的、长达几年的抗日募捐活动，实际上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这里面，廖承志功不可没，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功不可没，秦邦礼同样功不可没。

华侨的捐款大部分由香港大英银行代收，存入联和行的账号。

募集到的物资则先存放在保卫中国同盟租的两个仓库里；再由联和行安排，送到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分批运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前线。

为了抗日救国，中国人民空前团结。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倡导下，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当时香港人的收入也很少，普通警察的月薪只有十几元到二十几元港币，老百姓更是艰辛。尽管如此，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大家都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

1938年冬天，新四军提出需要药品和过冬用的毛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保盟”一起研究，由宋庆龄出面，发起募捐“两万条毛毯和药物”的活动。香港同胞热烈响应，或捐款或捐物，很快就凑齐了所需物品，还增加了手术器械和文化用品，送到了皖南。1939年，“保盟”还出资委托西北制作10万件棉衣，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宋庆龄还倡议举行义卖活动。到1939年4月，共募集中国工艺珍品4500多件，包括象牙、玉器等，先后运到伦敦、巴黎、纽约举行义卖，何香凝捐出绘画参卖。义卖收入全部捐给八路军。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当属“一碗饭运动”。1941年7月1日晚，宋庆龄在香港湾仔举行“一碗饭运动”典礼仪式，成千上万的香港同胞聚集在马路上，一是要一睹宋庆龄的风采，二是要为此次募捐活动提供捐款。宋庆龄号召大家，捐出购买一碗饭的钱，支援抗日。9月1日，“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何香凝在讲话中高度赞扬香港人民，要求香港的华人团体继续援助祖国的抗日战争。

“保盟”还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捐助了配备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大型X光机，前后送去了数十名外国医生。这些大夫在各个根据地开办了数十所国际和平医院，救治了大量伤员。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夏到1941年秋，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香港送往延安等地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达30余辆。香港、澳门、菲律宾、新西兰等地捐款约500万美元；捐赠物资、医疗器械、药品约120多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

保卫中国同盟主办了一份报纸叫《保盟通讯》，第25期中有这样一份报道：“这次的物资主要是运往五台山和陕西北部的，共有5吨医疗物资，其中包括11箱外科器械和战场手术设备，2箱麻醉剂，2箱外科手套和器材，1箱牙科材料。”

除香港人民及海外华侨的捐助外，国际友人也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把捐款送到我抗日前线。

“中国人民之友法国协会”1938年9月捐款50万法郎；英国“工合”一次捐款10万英镑；美国各界友人和华侨三年捐款达一千多万美元。

“工合”全称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周恩来和秦邦宪、艾黎、斯诺的倡导下，1938年8月成立，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工合”也募集到大量物资和资金。

募捐活动往往声势浩大，尤其是宋庆龄亲自出面的时候，香港街头万人空巷，在这样的环境中，廖承志无法避免地也成了公众人物，加上“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形式，是经过港英政府批准的，所以，他们的活动几乎是公开化的。公开化，潜在危险就大。

与募捐相反，对于募集到的物资和资金，保管与运送则需要绝对保密。原因是，其一，香港聚集了来自各国的特务分子；其二，从香港到延安，沿途军阀混乱，地痞流氓横行；其三，国民党右翼势力破坏国共合作。

联和行作为一个秘密机构，承担起保管和运送这些物资、资金的重要使命。杨琳经历过上海地下斗争的考验，行动十分谨慎，这种谨慎绝不是多余的。

1939年3月13日，港英警察突然查封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粤华公司”，连贯等5人被捕。

14日和16日，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汇报此事：

昨上午粤华公司被搜查，连贯在其家中被捕。

（搜查粤华的原因）1、田中到港，与当局接谈；2、上海英当局之退让；3、两个月来港政府对6个救亡团体加紧警告和检查；4、三八节群众动员规模大了一点，并孙夫人公开演讲，骂英帝国投降法西斯。

（教训）此次最大教训警惕性不够，公开方面与秘密关系方面混，弄不清楚。正与（潘汉）年、梁（广）会商改善中。

后经宋庆龄及国际友人营救，50多天后，连贯等方得获释。

杨琳在自传中写道：

1938年夏，我奉命到香港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募捐工作及接收和转运海外华侨的捐款捐物；在华侨中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和交通器材等；还经常回重庆、西安、武汉，把各办事处得到的外币捐款随身带回香港，兑换成国币汇回国内。

在这段时间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杨琳及其联和行出色地完成了如下工作：

其一，兑汇工作。

世界各地汇到香港的捐款由联和行兑换成国币，杨琳亲自送往延安。同时，西安、武汉、重庆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将各自收到的捐款外币交给杨琳，由他随身带到香港，兑换成国币，再送回国内。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往返于港、汉、渝之间，有时以阔商身份出现，乘坐飞机；有时也装扮成小商小贩，挤火车、汽车。

其二，接收、转运慰劳品。

由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都属于合法的办事机构，所以，由他们出面募捐所得到的物资也是合法的。但是，如何把这些合法物资运出香港并安全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前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初期运输工作好做一些，办事处及杨琳等率人在香港装卡车，经广东北上，国民党军队沿途检查，看到是宋庆龄“保盟”的物资，一般都放行。1938年5月至8月，北上运送物资都是经过广州。有这样一个例子：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捐款购买的2辆救护车，从香港九龙出发，经广州于8月11日抵达武汉。叶剑英、钱之光等代表我党接受礼物。车是1938年最新的“雪佛兰”，车内有供重伤员用的床位3个，座位6个，还有电扇。车壁上写着：“献给第八路军忠勇守土将士”。

爱国华侨捐献给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

海外华侨百年来一直深受屈辱，是抗日战争让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因此，抗战开始后，他们在国外联合起来，积极募捐，支援前线。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但没有进入香港），国民党军队随即撤退。此后，八路军办事处运送物资的车队就不能走广州这一带了。

为了开辟新的交通运输线，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1月建成。周恩来多次到桂林，此时，白崇禧驻守桂林，周恩来曾与他见面。不久，贵阳交通站建成。这样，沿“西江”开辟了香港——（梧州）桂林——贵阳——重庆交通线。

杨琳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多次通过这条线路运送物资。1938年12月，他们把130箱药品和医疗器械用小船“河运”往桂林。1939年1月抵达，28日，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举办淞沪抗战7周年纪念大会，同时欢迎运送物资的香港代表。

1939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确保运输工作万无一失，还要开辟新的交通线。廖承志在香港致电桂林的李克农：“可否经越南转运？”并派罗理实、张淑芳夫妇从香港去越南的海防建立交通站。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化名胡光）去苏联开完“共产国际”会议，回国途中路过桂林，就住在桂林办事处。李克农跟胡志明商量，请他帮助。胡志明听后，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1939年5月6日，桂林的李克农把去越南转运物资的任务交给了邱南章、殷承祯、龙飞虎3人，又挑选了杨汉章、吴宗汉、朱友学、李泽纯4人为押运副官，还有十几名司机。

他们开车从桂林出发，一直开到了越南北部的同登。再派人去河内，与胡志明同志取得了联系。在胡志明的帮助下，他们与从香港来的罗理实夫妇会合，并在海防港安顿好了驻地。此后，他们开辟了滇越公路，滇越线是：河内（海防）——镇南关（友谊关）——南宁（桂林）——贵阳。

这是他们运送物资的第三条运输线路。

几天后，杨琳从香港乘船到达海防，跟罗理实、邱南章等接上了头，商量好运输计划后，杨琳返回香港。

杨琳回到香港就开始准备物资，并装船。物资很多，其中包括：

运输车10辆（大道奇牌3辆，小道奇牌3辆，福特牌3辆，雪佛兰牌1辆）。

医疗器材、药品，如X光机、显微镜等。

无线电零件、电子管、电线、灯泡、广播器材、发电机等。

衣物、被服等20多个大木箱。

还有准备回国参加抗战的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近20人，他们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香港，其中有4位女士，学过一些伤员护理。男士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如林荣耀、李兴、耘田、梁阿应、何振邦、邱泉水等。

从香港到越南，再到中国，这一路要经过海运、陆运、河运，翻山越岭，货物会反复装卸。为了装卸方便，杨琳要求大家把包装箱打得尽量结实些，还要大小适中，好抬好搬。

为了避免国民党哨卡在检查时找麻烦，他们把电讯器材等战略物资的外包装拆开，而后把器材装进衣物、被子、军毯、鞋袜等救济物资的木箱里。

他们把物资装上船，从香港向越南航去。到越南的海防后，卸船，再装车，陆运。他们运回的物资加上邱南章买的路上用的汽油机油等，共装了50多卡车。

从1939年5月上旬到9月18日，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将全部物资安全运抵桂林办事处。再经河池到贵阳，到重庆，最后送到了延安。

在滇越交通线上，杨琳和战友们曾数次运送物资。10月，又运回一批，包括：卡车20辆，小车2辆，药品若干，华侨青年22人。

1939年9月，日军轰炸越南的河内和海防港，滇越交通中断。

为确保安全，廖承志和杨琳等不得不重新策划，改变运送方式，他们加入到滇缅运输线的行列中：从香港将货物用船运到大鹏湾，绕道缅甸，经云南，再到贵州，送往重庆。滇缅运输线在国际友军的帮助下，在南洋1000万华侨的支持下，成为一条钢铁运输线。

杨琳及其联和行通过我党领导的地下交通站，通过沿线各八路军办事处，很好地完成了运输工作。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总计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很多司机和医护人员。

其三，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交通器材等。

先说买药。

香港同胞所捐药品大多为日常民用药物，所以，杨琳还要根据前方需要采购治疗枪伤的手术器械和药品。为了采购药品，杨琳与香港新亚药厂许经理和杜先生成为朋友，杨琳曾建议他们向英国的B.D.H药厂订货，赚了钱。许经理发现杨琳很会做生意，便邀请他担任该厂董事。杨琳以药厂董事这个身份采购药品，即使数量较大也不会引起港英政府的怀疑。他所采购的药品大多用于治疗枪伤，许经理并不过问，他比较爱国，在暗中帮助杨琳。从1938年直到解放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此外，杨琳和上海帮的纱厂老板吴先生也成了朋友，通过吴老板购买了许多药棉、纱布。

再说采购无线电器材。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在一天天扩大，对无线电通讯器材的需要量不断增加，杨琳及其联和行经常要采购无线电器材。为了完成任务，他与香港灿华公司建立起合作关系，还常把灿华公司的写字间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从1939年到1941年12月，在近三年的合作中，做了很多生意。1940年初，在灿华公司，杨琳结识了公司会计黄美娴，通过黄美娴又与怡和洋行董事许先生交上朋友。

黄美娴出生在上海，祖父是墨西哥华侨，在墨西哥有果园农庄，还建立了华侨子弟学校。父亲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做律师，后做建筑商，家境很好。她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主修商科，并在辛辛那提音乐学院学过钢琴，文雅多才。她的叔叔和婶母一家在香港。她的第一语言是英语，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粤语。但她会说上海话，因此喜欢用上海话跟杨琳谈业务。他们就成了朋友。

通过灿华公司和怡和洋行采购通讯器材，安全，质量也可靠。这些器材补充了部队的作战急需，提高了我军的通讯指挥能力。

做无线电生意的尹老板与杨琳的交往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再说购买交通器材。

我们所查到的资料显示，救护车和运输车辆都是华侨捐献的，因此我们已经无法核实杨琳及其联和行购买了什么“交通器材”，这四个字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也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杨琳于1968年文革期间去世，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些工作始终守口如瓶，以至于我们无从得知当时的情景。我们推断，当时运回去的车辆，有一些大概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购买的，跟那些募捐得到的车辆混在一起，所以，后人无法分清（在中央特别会计室的档案中会有记录，这些历史目前还没有公开）。

美国友人爱泼斯坦高度评价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他写道：“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冲破日本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进行对外贸易的创始活动之一。”

杨琳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手上有一些流动资金，当时我党的一些临时性开支也由杨琳支付。

1941年1月29日，中央领导人张闻天致电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望即购英文康勃莱其近代史或其他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欧美历史的书，分批寄来，需款均要杨琳付。”

从这份电报中不难看出杨琳在财经方面所担负的责任。

在这段时间里，联和行还接待过许多来香港看病和养伤的人士。

据杨琳的儿子和女儿回忆：“那时候家里经常来人，叔叔或阿姨，用的都是化名，我们也搞不清是谁。我们知道的有刘群先，她是博古的妻子，她一来，奶奶好高兴。为了安全，她的住处是经常换的，我们几个孩子轮流陪她住，打掩护。”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刘群先养好伤以后去了苏联，1941年在德军轰炸莫斯科时遇难。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及联和行还接待了高士其。

1927年高士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30年回国，开始写作科普小品文，如《菌儿自传》、《抗战与防疫》等。1937年8月奔赴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的关心。1939年春季，高士其病情恶化，中央决定派人护送他到香港治疗。在重庆转机，叶剑英和钱之光为他送行。二人把50港币和一封介绍信交给高士其，信是写给廖承志和杨琳的。

高士其抵达香港的第二天，杨琳和连贯就来看他，送他去玛丽医院特等病房住院。其间，他的堂弟高士融来看过他（很巧的是，10年以后，高士融成为华润员工，这是后话）。

接待刘群先、高士其只是联和行大量接待和掩护工作的两个例子。

杨琳经手的款项很多，但是，他开销节俭，账目明细。当时党内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财会制度，据刘少文回忆：“1940年下半年，我到香港，查过他的账目。”

杨琳的账目很清楚，家人开销非常节俭。他们租的房子很小，三代人挤在一个单元里，沙发是两用的，每天晚上拉开沙发就是床。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轰炸香港，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启德机场，3万多日军进入香港的新界。

周恩来在重庆致电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潘汉年等：

将困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接至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派人帮助孙、廖两位夫人（即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

存款全部取出，一切疏散和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开支。

香港居住着800余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

在南方局方方和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指挥下，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东江纵队开始了抗战以来第一场空前的营救行动。

日军进入香港后，杨琳嘱咐家人到香港半山的一所学校里躲避，他自己则投入到营救文化名人和公司善后处理等工作之中。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费以及募集到的资金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联和行，他要把那些钱取出来，不能有一点闪失。另外，营救800多人，车船费、食宿费都需要钱，周恩来指示，所有费用由八路军办事处承担。

在杨琳忙于营救他人时，他的妻子王静雅承担起保护家人的重担。

此时杨琳的母亲正患眼疾，几乎双目失明。刚刚出生的小儿子不满一岁。他的妻子王静雅柔弱却刚毅，她在家里一直准备着两只箩筐，紧急时刻就把东西装进箩筐，挑起箩筐就算搬家了。在上海，在香港，为了安全，他们经常搬家，她已经习惯了自己搬家，也知道杨琳在忙于革命事业，危险的时刻，杨琳能脱险就是她的最大愿望。这次又是如此。王静雅把幼小的儿子放在箩筐里，一头挑着孩子，一头挑上生活必需品，搀着小脚的婆婆，领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侄子，七口人离开了家。王静雅挑着担子，老少三代沿着香港陡峭的山路走向半山的一所小学校，那里离海较远，在日军炮火轰炸时相对安全些。他们在那里等杨琳来接他们。香港人都在逃难，学校已经停课，商店全部关门，他们带的食品不多，处境也十分危险。

一天夜里，有人敲门，是杨琳派来的一名地下党员，一家人跟着他在夜色的掩护下离开了那所空荡荡的学校。王静雅还是挑着那副担子，两个箩筐，一头是儿子，一头是生活用品，他们老少三代，走下山坡，走到海边的码头，上了船。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王静雅一家人挤在其中，开始了逃难历程。他们一家人随船南下湛江，湛江当时是法国租借地，相对安全。此后，王静雅带着一家人就在湛江留了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在那几年里，他们与杨琳不曾见面。

八路军办事处和东江纵队相互配合，在很短的时间里将800余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转移到内地和海外。日军拿着名单也在搜捕这些爱国人士，但是一个也没抓到。

这场秘密转移大营救历时近200天，与日军、伪军、土匪等斗智斗勇，出奇制胜地营救出滞留香港的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创造了整个过程没有一人损失的奇迹，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小编补记：

1938年的一间小小的贸易商号，当初毫不起眼、籍籍无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却显示出巨大能量。

1948年，改组更名为华润公司。2003年，归属国资委领导。现已发展成为业务涵盖大消费、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产业金融、科技及新兴产业6大领域，实体企业3,077家，在职员工约37.5万人，位列2023年《财富》世界五百强第74位。

参考资料：

①红色华润 (中华书局出品)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编 吴学先撰稿

②华润集团网站

③宋林吴学先《陈云与华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