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华润人的生活

在郭里怡因赵平被捕而离开重庆抵达香港后，1948年8月，还有一批人也因为赵平被捕之事而离开上海来到香港，他们是上海某海关(英国人开办)的地下党员，包括：高士融和妻子郑育眉，林其英和妻子唐淑平，王兆勋和妻子毛修颖。

王兆勋、毛修颖夫妇

据后来了解，赵平的妻子沙平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丈夫和上级领导刘少文，刘少文在特务追捕时跳楼逃脱，摔坏了腿。赵平被捕后承认老婆所交待的内容，没有提供新线索。

刘少文和赵平负责的地下党组织包括“上海海关”和“广大华行”。这两个系统的党员全部转移。

1949年于香港黄美娴之别墅前，前排：郭里怡、杨琳、黄美娴之妹、高士融

高士融等三对夫妻来自海关，英文很好，文化水平也比较高。

高士融1913年6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家庭出身是官吏，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上海海关学校，1936年进入上海海关工作。1936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加入共产党。入团后开始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12年中曾在国民党的多个海关工作过，如海南岛、长沙、桂林、贵阳、重庆等。1948年8月到华润公司，在华润秘书科工作。

当时华润的海运贸易很多，每次都需要报关，港英政府是用英文作为官方语言的，所以，华润的贸易文件主要用英文。那时需要很多懂英文的人才。

到1948年中，华润公司的员工有：杨琳和妻子黄美娴、袁超俊和妻子钟可玉、刘恕和妻子鲁映、高士融和妻子郑育眉、王兆勋和妻子毛修颖、林其英和妻子唐淑平、李应吉和妻子徐景秋、王朝基、吴震、郭里怡、钱生浩、潘象山、于凡和妻子黄惠（原名马美丽）、报务员小李和妻子等20余人。

大连站也有20余人。

为适应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华润公司第一次在香港聘请了一批当地员工，若干香港人进入华润。

黄惠、唐淑平（林其英夫人）、徐静（徐德明夫人）

这里介绍一下于凡和黄惠的情况。

于凡（原名于锡堃）曾经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领袖，学航海专业，黄惠是上海交大数学系学生。1947年上海当局对上海的学校进行了一次“五三零”大逮捕，他们拿着1000人的“黑名单”，其中包括上海交大的18人，于凡和黄惠都在其中。于凡被捕，黄惠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逃脱。当时于凡并不是党员。这次逮捕引起上海各界的广泛不满，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压力，当局于7月底释放了51人，于凡出狱。出狱后，家里为于凡和黄惠举办了一个订婚仪式。11月，他们远走香港。1948年初在乔冠华的关怀下，二人入党。

于凡（原名于锡堃），29岁于江苏无锡

于凡学识渊博，英文好，哲学也好，在华润负责船务方面的工作，报关纳税等。有趣的是，他学航海专业，却晕船。华润的姐妹们常因此开他的玩笑。

钟可玉曾经把自己小时候在印尼时的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她家境的富有，也能看出她小时候的美丽。钱生浩拿着照片拖着长音儿说：“想当年——多—美。”华润姐妹们此后经常用“想当年——”这个口头禅取笑钱生浩。

1948年8月，钱之光到达香港。

业务扩大后，办公室不够用了，宿舍也不够用了。钱之光和杨琳决定租房子。

郭里怡、黄惠（右）

先在毕打街毕打行租了一层写字间，公开挂出“华润公司”的招牌。又在跑马地成和道16号的一个小楼里租下三层和四层，作为宿舍，每层四个房间。钱之光、刘恕夫妇和郭里怡从希云街27号搬了过去。

三层住着林其英夫妇和两个孩子、高士融夫妇、王兆勋夫妇。稍后，李应吉和夫人徐景秋来了，也住在三层。

四层住着钱之光和侄子钱生浩、袁超俊夫妇和双胞胎儿女、刘恕夫妇、郭里怡（机要员跟首长距离较近）。

这种小楼本来应该一家人住，大房间是主卧，其他小房间只能住一个人，而他们，每个房间住一家人。排队去卫生间最头痛。一层只有一个卫生间，早晨那么多人要洗漱，晚上那么多人要冲凉，香港天气很热，没有电扇，冲凉只好排队。大人要让孩子，男人要让女人。如果谁拉肚子，那就惨了。

从这个时候起，党支部会议的地点就改在成和道，一般在星期六的晚上召开例会，过组织生活。袁超俊很忙，经常主持会议的是副书记林其英[]。一个月召开一次形势报告会，大家轮流作报告，分析战争进展，计算什么时间解放军能打过长江。

华润公司的员工为采购国内急需的物资在大把大把地花钱，可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极其俭朴，跟解放区一样，实行供给制。

供给制是我党早期的一种分配制度，是以“小米”折算的。1948年，部队、机关、学校的公职人员年收入为：关内解放区人均每年400“小米斤”，东北天气冷且农产丰富，人均600“小米斤”口。由于华润地处香港，特殊一些，还有一点津贴。

华润此时还没有小汽车，杨琳和钱之光出门也搭公交车。乘公交车，一则不方便，二则也不安全。1948年9月，在秦福铨随第一批民主人士到哈尔滨后，见到陈云，陈云同志问起杨琳的情况，秦福铨说：父亲很忙，早出晚归，令人担心。陈云马上至电杨琳，让杨琳买一辆车。买车已经是1949年底的事情了。

大家都是供给制，一起吃食堂。在跑马地成和道16号，有个小厨房，公司请来两位香港姑娘，阿樟、阿三，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她们很勤快，抢着干活。中午送饭到公司写字楼，开始是送到太子行，后来是毕打行。饭菜很简单，一碟菜大家都不肯伸筷子，缺食用油，菜汤里只漂一点点油花。

没什么好吃的，基本上是国内运来什么就吃什么。吃黄豆最多，尤其是波德瓦尔号撞船后，海水泡过的黄豆卖不掉，只好自己吃，天天吃，以致后来一些人见到黄豆就反胃。

还有就是鸡蛋，每次轮船来了，出口物资里面总有鸡蛋，鸡蛋很容易碎，好鸡蛋卖了，有裂纹但还没碎的鸡蛋，就自己吃。郭里怡回忆说：天气热，怕鸡蛋变坏，食堂天天煮鸡蛋炒鸡蛋，吃太多了，一闻到鸡蛋的味儿就想吐。

女同志买不起衣服，就自己做。香港买布不算贵，但是，做衣服的手工很贵，他们就自己学着做衣服。唐淑平来华润之前在上海的英国海关工作，那时工资高，家里富裕些，有一架缝纫机。女士们就跟她学着做衣服。

业余活动就是散步和下棋。散步都是去僻静的地方，以防出现意外。钱之光和杨琳都爱下棋。不管谁下棋，大家都围观。钱之光还喜欢抽烟、喝茶，抽骆驼牌香烟，喝茶用大杯子，放半杯茶叶。

钱之光最喜欢的菜是咸鱼，蒸一小碟咸鱼，有时候是豆豉炒辣椒，就算改善生活了。

钱之光很简朴。船到香港，刘昂让他把旧毛衣带回大连，给他拆了，洗干净，再织好，天冷了，又由轮船押运员带回来。一冬就穿这一件浅灰色毛衣。

春节，香港的习惯要给员工发红包。钱之光不懂，连阿三、阿樟也不给。袁超俊提醒他，他才明白。

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大家很团结，那些结了婚的人，感情都很好。

高士融和妻子郑育眉感情极好，两个人都在华润上班，上下班总是手拉着手，坐车也总是靠在一块儿，在公司吃午饭两个人从来都是坐在一起。有一次搞联欢，表演节目，大家拉歌，高士融独唱，跑调儿了，大家笑成一片。

高士融问：“笑什么，怎么了？”

郑育眉说：“没事，你唱得非常好。”听她像哄小孩一样哄高士融，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后来，郑育眉病了，没治好，在医院去世，埋在香港公墓，当时只有30出头，还没孩子。高士融很伤心，每天都到墓地去看，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高念眉。

这件事使大家很感动。

那几个孩子就成了大家的孩子，孩子们有时候就住在叔叔、阿姨的房间里，都是学龄前儿童，没有保姆，全靠大家轮流带。

袁超俊的龙凤双胞胎，叫明明和青青；林其英的女儿林之明是孩子里最大的；刘恕和鲁映的孩子刘小映出生在成和道。

说起孩子们的“姓”，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这些老前辈把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了，包括“姓”。

这些前辈一直在白区工作，为了安全，他们都曾“化名”，他们的孩子也就随着化名而改了姓。

比如，杨琳，原名秦邦礼，他的小儿子在香港叫杨伟，没再姓秦。

李应吉原本姓郎，在香港华润期间叫张显惠，因此在香港生的孩子都姓张，叫张文、张木生、张静。

1949年，郭里怡和李应吉的孩子张静于香港成和道16号楼楼顶

袁超俊本姓严，孩子都姓袁。

刘恕本姓拱，孩子都姓刘。

这些孩子在父母身边，还算幸福；还有一些孩子，被留在老乡或亲戚家里。袁超俊来香港前把龙凤胎儿子留在内地。

这些革命前辈的彻底的革命精神，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成和道16号来过很多“客人”。

钱之光的岳母，老蔡大姐，叫蔡庆熙，是蔡畅和蔡和森的姐姐，来过华润，经香港去大连，在大连站参与工作，受女儿刘昂的“领导”。

中央特别会计室主任赖祖烈来过，他提着老式皮箱，带来一箱美金，大家没见过那么多钱，好兴奋。那是中央让他送来买战略物资的。

中央城工部秘书长童小鹏的夫人朱紫菲来过。大连站的李泽纯也来过。

这些人都是秘密来的，有的带着重要任务，有些只是路过，很快就乘坐华润公司的轮船去东北了。

王华生的妻子张春秀、祝华的妻子王怡明都是从蒋管区来香港的，也先后在成和道住过一段时间。

王怡明在香港没安排工作，业余时间她就帮助大家带孩子，华润人组织文艺活动时，不舍得买歌本，她就帮助抄歌谱，袁超俊教歌，她抄谱。她是护士学校毕业的，爱唱歌。王怡明回忆说：“我是1947年10月到香港的，祝华一直在海上押运货物，我在袁超俊家、刘恕家都住过，1948年5月我生了大儿子，7月祝华接我离开香港到朝鲜，再到大连。我不是党员，他们干什么都不告诉我。”

王怡明、张春秀分别在香港住了几个月，就随华润公司的货船去了朝鲜。她们两个都在朝鲜办事处帮忙。东北形势好转后一起去了大连，在刘昂身边工作。她们也缝过那种特制的“马夹”，往马夹里缝过黄金。

1947年祝华爱人王怡明在香港时所抄歌本

张春秀是广东人，从没到过东北，也没有棉衣，刘昂帮她做了一件大衣，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穿的棉衣。

华润人在香港，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奉献着，节省着。他们知道，多节省一个铜板，就可以多采购一些物资；多一些后勤保障，就可以减少前线将士的流血和牺牲，

同时，解放区的生产就可以早一天恢复。

他们的纪律是“外紧内松”：出门就提高警惕，回家可以彻底放松。几十人像一个大家庭，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谱写着动人篇章。

赵平出狱后离婚。解放初期任上海某工厂厂长，沙平跑去台湾，赵平没受牵连。在采访过程中，许多老前辈都讲到过什么“不算叛变”。当时为了减少牺牲，我党曾经有过一些指示，允许被捕的人交代一些“情报”，比如，已经牺牲的人士，已经到解放区或者上了前线的同志。这样，既不会造成其他人的牺牲，又可以保护自己争取出狱。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片面强调坚贞不屈，把灵活应变和自我保护说成是叛变，致使许多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都被打成“叛徒”和“特嫌”。赵平在文革中受到冲击。

1948年9月20日，在波德瓦尔号还在海上未到罗津时，任弼时致电曾山：

到华东局后，即电告大连，将一万二千两黄金拨交钱之光之妻刘昂代收，速转已去香港的钱之光，以备急需。

“急需”指的是什么没有具体说明，当时的工作千头万绪，哪里都需要钱，但是有一项可以肯定，就是买船，建立华润运输船队。

华润公司所租的两艘苏联货轮，此时明显地不够用了。中国大地上在打仗，火车几乎陷于瘫痪，解放军的支前物资要靠海上运输，一方面是战争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恢复生产的需要，我党必需有一支自己的海上运输队伍。

钱之光和杨琳商量，派王兆勋(王朝基)着手物色人选，并且负责购买轮船。王兆勋来自海关，熟悉业务。

他们考虑到，这个轮船公司要经常跟港英政府打交道，必须相对独立，于是，经过钱之光和杨琳的批准，并上报中央，他们给轮船公司起名为“华夏企业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Far East Enterprising CO.Inc.，隶属于华润公司，王兆勋任经理。

王兆勋先租了一个仓库，叫“华夏仓库”，在香港干诺道，当时是沿海的（现在几经填海，已不同于当初），能储藏1000吨货物。仓库负责人叫黄作仑。

华夏公司，先有仓库，后有轮船。

关于海员，王兆勋最先想到刘双恩。

刘双恩，又名刘锡恩、刘一平，1909年出生，福建泉州人，1927年毕业于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1928-1946年为中国海关缉私舰驾驶员及海关分卡外勤。1946年加入共产党，回到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教书，在学校从事地下斗争，组织“读书研究会”，发展学生党员，同时兼任我党在厦门的工委书记。

从左至右：陈双土、许新识、白山愚(即白立新）、周清东

1948年10月，经王兆勋介绍，刘双恩来到香港与钱之光会面，二人一见如故。钱之光请刘双恩配备一条船的船员，包括各种技术人员。

刘双恩接受任务后，秘密回到上海，物色可靠人选。

刘双恩认识很多海员，在上海，首先找到了许新识和陈嘉禧，他们也是共产党员。刘双恩告诉他们：我党要建立自己的船队了，需要你们到香港工作，马上搬家。

接着，刘双恩又找到刘辛南，他也是我党党员，听说要建立我党领导的自己的航海船队，欣然接受了邀请。

刘双恩又回到自己工作过的福建集美学校，在学生中陆续组织了一批海员，其中包括：白文爽、白金泉、白山愚（白立新）、白平民、陈双土（化名陈湘陶）、黄国昌、陈源深、林忠敬、周清东(化名周士栋）、张祥霖等。他们先后抵达香港。

刘双恩把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的校长刘崇基(刘松志）也请到了华润。刘崇基资格很老，对上面那些年轻人来说，他是老师辈儿的，抗日战争以前，他曾数次驾船远航到苏联的海参崴。

11月初，刘双恩回到香港，稍晚一些时间，他找到了周秉鈇、白开新，又把他们请到华润。

刘辛南和周秉鈇来华润之前在香港董浩云5的航运公司工作，月薪800元港币，到华润以后，供给制，月津贴50元(另外给父母抚养费30元、结婚者给妻子抚养费30元），但是，他们对此无怨无悔。

刘双恩先后聘请了16人，加上他本人，共有海员17人。前面介绍过的晕船的于凡也进入华夏。他们成为华润华夏公司的第一批航海人员，同时，他们也是我党领导的国际航运贸易的创始人。

华夏仓库加上华夏轮船，两块业务的在岗编制，包括练习生，大约有六七十人。华夏其他员工还有：业务员潘象山，会计丁培举，她是余秉熹的妻子。

左：许新识，右：陈嘉禧

在刘双恩忙于招募人才的同时，王兆勋在购买轮船。

王兆勋从爱国商人刘浩清那里买到一艘二手船，命名为“东方号”（Oriental），该船为3500吨客货两用船。

这样，华夏公司在1948年秋季，诞生了。

公司经理：王兆勋

船长：刘双恩

报务员：刘志伟

大副：刘辛南

二副：陈嘉禧

三副：许新识

东方号是一条老船，用人较多。烧煤，轮机部十几人；水手十几人；理货部十几人；由于是客货两用船，管理部（餐厅）也有十几人，能做西餐和中餐。

公司成立以后并没能马上投入运营，原因是：其一，由于是旧船，需要整修。其二，如何注册也成了问题。

华夏东方号轮上的第一批船员，1949年初于香港照片提供：刘辛南

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政权，没有国旗，轮船在海上行驶，挂什么旗呢？谁都知道，轮船是一个国家流动的领土，它所悬挂的国旗，就是祖国的象征。

刘双恩很了解国际航海情况，英文很好，他知道，巴拿马是一个航海业很发达的国家，而且欢迎别国的轮船注册巴拿马国籍，以便从中收取一定的代理费。刘双恩建议：华夏公司注册巴拿马国籍，东方号挂巴拿马国旗。

一边修船，一边注册，一边培训这些新加入华润的员工。当时国民党军舰在珠江口把守很严，时常搜查进出香港的船舶。刘双恩要求大家：不该问的事不能问，不该知的事不能知。这是为了大家和个人的安全。公司给大家制作了服装，刘双恩亲自给大家示范，还讲授礼仪课程。

在这段时间里，王兆勋和刘双恩等还制定了英文版的公司规则、合同范本、货单。东方号一开始就具有一整套合乎国际航海规则的经营手续，有一整套正规的运营文本。

就这样，在新中国诞生以前，党中央的直属机构华润公司拥有了第一条自己的远洋轮船。由华夏公司所建立的国际贸易规则、合同文本、提货单等，日后都成为我国国际航运的范本，解放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一直沿用。

白开新穿华夏船员冬季制服。摄于1949年

华夏公司刘双恩等于1949年创建的单证之一。由华夏建立的各种贸易单证以及规章制度，在新中国建国后被广泛使用开头我们提到，要把那么多黄金带到香港，怎么带进来的呢?

据华润老员工朱仲平回忆：有一次轮船从国内运来很多粉丝，大概有1000多包，包装很大，每包有200斤左右，他们负责卸货。领导告诉他们：粉丝“外包装”上有一些做了记号，你们卸货的时候，把这些有记号的挑出来，放在一边。他们就这样做了，挑出来20包。等到晚上，公司领导就亲自上船了，再用汽车把这些粉丝运走。有时候是运到汇丰银行，有时候是运到宝生银号。

前面提到过，杨琳在汇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库，可以存放；而宝生银号是我党领导的。朱仲平当时很年轻，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是给他们送货，解放以后说起这些事情，他才明白，原来粉丝包里藏着黄金。

购买东方号以后，华夏公司很快又购买了Orbital，之后，又在德国、美国、英国分别订购了几条大轮船。1949年下半年，这些船先后注册，包括：奥弥托、碧蓝普、港星、梦荻娜、梦荻莎、莫瑞拉等，其中有四艘是万吨巨轮。

华东运通公司的几艘小船也并入华夏。

这些轮船中，奥弥托专跑日本，把马鞍山的铁砂存货约30万吨[8出口日本，再采购工业原材料运回。许新识、白文爽、林春魁等曾在这条船上工作过。

1948年10月13日《华商报》报道：“国民党经济机构派遣大批经济特务到达香港。”

这些特务也在秘密监视华润公司的采购和销售活动，并寻找一切时机从事破坏活动。这使华润公司的进出口工作更加危险。

那时的采购工作充满了陷阱，稍不留神就会造成损失。

有一次，华润从香港运回哈尔滨一批“针布”，出了问题。

针布是纺织用的一种消耗性部件，装在梳棉机上，外表有些刺，用于梳理棉线。针布上的刺磨平了，就要换新的。

华润员工没人见过针布，这些人大多军人出身，不懂也不足为怪。负责采购的人员找到香港的一家公司，向老板请教，那个老板很主动，热情地说：我来帮你们进货。

他买了很多。

针布运到哈尔滨后，纺织工人说：这些针布是用过的，是废品。陈云知道后大发雷霆，批评华润浪费了资金，还耽误了纺织厂的复工。

消息传回华润后，华润员工马上去找那个香港老板，他早已逃之夭夭，连公司都没了。

至今无法确定这是一次特务破坏，还是一次单纯的经济诈骗。

杨琳为此很难过，他所领导的公司为根据地采购物资十余年，这是第一次出错。为了吸取教训，他们用这件事教育员工，在周六的党支部会议上，大家就这件事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每个人一定要提高警惕。

记录“针布事件”是想告诉读者：华润不是没有失误，华润的先辈是了不起的英雄，但是，他们也犯过错误，也上过当，受过骗。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光辉形象，相反，正能体现出他们的成长历程，后来，正是这些人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和纺织工业的奠基人。

下面我们要记录的是华润对“人民币”诞生做出的巨大贡献。

194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人民券”（即人民币），尽快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从而遏制国民党造成的通货膨胀。为确保人民币的发行，开始由东北解放区代印人民币。华润公司受陈云委托为东北局购买印钞纸。

此前，东北局发行过“东北币”(又称东北票），其用纸一部分是苏联进口的，一部分是自己用线麻生产的。

由于印钞量太大，苏联进口纸常常不能及时运到，自己生产的漂白纸和米色纸也供不应求，主要是缺少棉麻。

1947年11月，王华生第一次押运阿尔丹号来香港，回程的船上就装有印钞纸。

1948年下半年，华润从香港运回500吨棉麻，用于造纸。

1948年12月17日，周恩来、董必武致电东北局陈云和李富春：“为满足关内各地对人民银行新币的迫切需要，商定由东北加印人民银行新币五百亿元。”次年2月初，周恩来和中央又做出决定：3月至6月加印8000令纸的人民币，供南下部队及各地投资恢复生产使用。

我们是外行，无法知道印500亿不同面额的钞票用多少纸，但我们知道“一令纸”为500张，印钞纸比较厚，8000令纸要装多少车啊。

这些纸的来源，主要依靠进口。那些日子里，华润采购了大量印钞纸，香港市场上的纸都被华润买光了，一时间“洛阳纸贵”。现货不够，就买期货，有一次买到300手（约300吨），等不及再买，把300吨印钞纸装上船就开船，经罗津运到哈尔滨。华润还通过海外华侨在东南亚购买，也通过英国洋行公司从英国、美国进口。

1949年4月1日，周恩来、董必武致钱之光电：之光：

电解铜除已订购一千吨外，请再订购八百吨分批运回。钞票纸及道林纸请速运天津以应急需。周（恩来）董（必武）

华润公司不仅买印钞纸，还大量采购新闻纸。我党历来重视办报，所以，进口新闻纸一直是华润的业务之一，从1938年就开始了。

据郭里怡回忆：“那时香港人都说：华润公司一定有后台。”因为，公司采购数量大，品种又多，能左右香港市场。电文中所说的1800吨电解铜，就是一例。

前线战士需要军装，华润公司采购棉花、布匹、胶鞋等一直是一项常规性任务。

1948年11月4日香港报纸报道：“本港工业逐渐恢复繁荣，工人缺乏，厂家急于招聘。”文中说：此前，本港织布厂同业会322家会员中，停工及倒闭的达182家之多，失业工人在6000名以上。但近月来，订单增加，已有60家左右陆续开工。此外，铁钉、油漆等也供不应求。

辽沈战役结束后，平津战役随即爆发，华润支前的脚步从罗津港到大连港，又到了秦皇岛港、天津港。

据《华商报》1948年10月29日报道：“哈尔滨80万市民争当支前模范，每天完成军服3700套，学校儿童10天之内写了10万封慰问信，做了10万个慰问袋送给解放军。”做军服所用的布匹、棉花，大多是华润买回去的。

1948年12月26日东北局陈云和叶季壮致电中央：

中央并转钱之光：

送大连大豆等三千吨已开始运，于一月五日前全部运到大连。祝华在沈协办此事。

这是东北局运交华润的另外一批出口物资。随着出口物资的到

达，采购的货单也随即到达。

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很快就发现了华润的购买实力，开始主动与华润联系，愿与华润交换物资。

第一批民主人士在香港“消失”后引起舆论界种种猜测，这给第二批运送计划带来许多麻烦。华润和港工委负责同志都一再强调要“绝对保密”，护送工作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1948年9月，辽沈战役还在进行中，解放战争的形势还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变化，加上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间人士还处于观望状态。

为了保证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1948年9月，周恩来等拟定了一份77人的民主人士名单，电告华润：务必将他们安全地送回解放区。我们在档案馆找到了这份名单。

名单上的人有一些不在香港，他们还在内地，在上海、昆明、重庆、成都等国统区。比如许广平，还在上海。现在的任务是，要派人把他们接到香港。这些人的生活大多很清苦，请他们到香港来，他们很可能没有举家迁移的路费。

钱之光、杨琳等决定：派人回内地接应，并送路费。

徐景秋参加了这项工作。1948年秋季，她化装成少妇，提着一个皮手袋，里面放着首饰和钱，乘火车北上，先到桂林，再到重庆，又到成都。她把经费和行程计划交给当地的地下党，再由他们交给民主人士。

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民主人士陆续抵达香港，与华润或港工委取得了联系。徐景秋记得，她联系了好几个人，当时大家都用化名。

徐景秋本是书香门第，父亲早年留学法国，搞铜板制造和枪支设计。徐景秋1939年与李应吉结婚，在川东地区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严酷的环境让她经历了太多苦难。194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不久就送给了老乡，他们夫妻二人秘密转到湖南。两年后，条件好转，她再回丰都，寻找自己的孩子。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她找到了当初收养孩子的那个老乡，孩子两岁了，刚会走，骨瘦如柴，正患痢疾，病情严重。谢过老乡后她把孩子带了回来，送进医院。战争时期，医院条件很差，传染病相互交叉，消毒也不彻底，孩子在医院里住了7天就死了。

徐景秋在华润是交通员和资料员，常出入于香港和深圳之间，送情报时，把情报藏在鞋子里，有时藏在发髻里。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也在这个时候被接到香港，谁负责接的，我们没能采访到，但可以肯定，是香港派人送去了经费。

苏联货轮波德瓦尔号从东北再次返航，杨琳推算，待轮船到香港后，卸完货，第二批民主人士在11月上旬可以启航，大家开始分头通知民主人士，让他们做好准备。

可是，就在11月1日下午5时10分，意外发生了：波德瓦尔号轮船在香港鲤鱼门与一艘英国轮船相撞，船舱进水。

香港《华商报》1948年11月5日记载：

本月一日下午五时十分，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蓝烟通轮沃米亚号，在鲤鱼门海口与苏联货船波尔德华号(即波德瓦尔）相撞，苏轮船尾撞毁沉下，货舱入水，货物浸湿，关于该两轮相撞事件，海事处奉港督命组织特别海事法庭，昨日开庭研究。

袁超俊负责打官司，他拍了好多照片，包括轮船及船上货物受损的照片，准备索赔。

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运送第二批民主人士的任务不能由这条船承担了。可是，阿尔丹号还在回去的海上，也等不及。

钱之光和杨琳等紧急决定：在香港就地租一条船。

王兆勋和林其英等负责租船。他们租了一艘800吨的小轮船，原名叫“华中号”，挂挪威国旗（该船后被我党领导的运通公司买下）。

第二批民主人士于11月23日启航，包括：郭沫若、翦伯赞、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马叙伦、陈其尤、沈志远、丘哲、朱明生、许宝驹、侯外庐、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

1948年12月，摄于“华中轮”北上途中。右起：侯外庐、郭沫若、许广平、周海婴

华润的王华生负责货物押运。

港工委的连贯负责陪同。

行程中，许广平一直为儿子周海婴织毛衣，郭沫若因此为周海婴题字：

“团团毛冷线，船头日夜编。

北行日以远，线编日以短。

化作身上衣，大雪失其寒。

乃知慈母心，胜彼春晖暖。”

附言中写道：“1948年11月月杪，由香港乘华中轮北上，同行者十余人。广平大姊在舟中日夕为海婴织毛衣，无一刻稍辍，急成之以备登陆时着用也。因此成章，书奉海婴世兄以为纪念。郭沫若，11月28日。”

11月2日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东北全线解放。大家在船上开联欢会，郭沫若、马叙伦、丘哲等还在船上写诗朗诵。

为缩短行程，轮船改在长山群岛抛锚，再用小船把人员运上岸，送到安东（今丹东）。东北局负责同志前往迎接，并陪同北上哈尔滨。

第二批民主人士离开香港以后，不仅国民党特务有所察觉，港英政府也有所察觉，港英政府官员以洽谈业务为名，来华润打听情况。

为了保证第三批运送工作顺利进行，华润公司和港工委决定：利用圣诞节的机会启航。这次护送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朱蕴山、梅龚彬、邓初民、章乃器、施复亮、彭泽民、茅盾、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

因为李济深在其中，所以要格外小心。李济深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时，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拉他，港英当局与他常有联系；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也在频繁地与他接触，美国希望通过他扶植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国民党特务对他盯得很紧。白崇禧还曾亲笔写信，企图与他合作。

1948年12月26日上午，钱之光、杨琳和港工委安排李济深接受“合众社”记者采访。

记者问：听说明春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届时李将军将前往参加否？

李答：新政协现在积极筹备中，明春正式召开时，我是可能前往参加的。

李济深公开接受记者采访，做出当天根本不会离开香港的假象。26日晚上，他在中环半山罗便臣道的家里，与家人一起吃饭，家里的窗帘故意拉开，特务们可以看见他在家里，衣架上挂着他的衣服。港英政府在他家对面的楼里租了一层楼，也派了几个特工监视，名曰“保护”。李济深在家里与大家举杯饮酒，过圣诞节。吃到一半，李济深起身去洗手间，随即出了后门，我党安排的小汽车刚好赶到，李济深上了车。

小车一直开到坚尼地道126号，这是《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的家。杨琳和邓文钊在抗战时期就是老朋友。

邓文钊在家里举办圣诞联欢，何香凝出席晚宴为李济深等送行，一派歌舞升平的节日景象。在晚宴进行的同时，其他民主人士陆续被接到铜锣湾避风港，他们每人都有专门的接送员带引，登上小游艇，然后好像是去油麻地游览夜景，在不知不觉中将民主人士送上阿尔丹号轮船。游艇往返多次，半夜时分，李济深从邓家出来，也登上游轮，装作继续欢聚，在海上游览香港夜景，在夜色的掩护下，小游轮驶近阿尔丹号轮船，李济深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轮船，小游艇上的其他人继续游览。

12月27日上午，阿尔丹号轮船驶出香港。

港工委派李嘉仁陪同。

华润的货物押运员是徐德明。

我党负责人龚饮冰、卢绪章随行。那时解放区需要大批懂经济的干部，在香港工作的我党干部被不断地调回国内。

刘昂在大连部署迎接。周恩来电示刘昂：

给民主人士安排大连最好的宾馆，为确保安全，要住单间；要举行欢迎宴会。一月天气寒冷，香港与大连温差超过40度，周恩来指示：要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靴子等。

徐德明、徐静夫妇及其儿子

阿尔丹号在海上逆风行驶，坏了一个引擎，走了12天，于1949年1月7日才到达大连，中共中央派东北局的李富春、张闻天及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还有刚回国的朱学范到大连迎接。他们在大连游览了市区，还参观了几家工厂，然后乘专列于1月14日到达沈阳。

1948年12月，李济深、茅盾、洪深、彭泽民、朱蕴山、邓初民等人在“阿尔丹号”货轮上签名留念

他们到沈阳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致电李济深等：

闻公抵沈，敬表欢迎。

1949年1月12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电报给李济深，欢迎抵达东北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的筹建。

不久，在沈阳，陈云为回到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等五十多位民主人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千余人出席大会。会后，还有秧歌表演，刚刚解放的沈阳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31日北平解放。2月25日，林伯渠陪同前三批到哈尔滨和沈阳的民主人士乘专列从沈阳到达北平。

第四批民主人士于1949年3月14日起航，这次是租用的挪威轮船Davikon，这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黄炎培、盛丕华和儿子盛康年、俞震寰等民主人士在华润公司财务经理刘恕陪同下，直驶天津。同船还有二十几位文化界名人，如叶圣陶、郑振铎、曹禺等。

广大华行地下党员杨延修等同船北上，调回解放区参加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

这是香港与天津在战后第一次通航，华夏公司经理王兆勋以轮船买办的名义在船上指挥。刘双恩熟悉华北航道，作为普通船员与挪威船长一道负责轮船航行当中的工作。

1949年3月24日，第四批民主人士抵达天津，市长黄敬等前往迎接，25日到北平。26日，中共北平市委等4家单位在中南海怀仁堂为这四批民主人士举行盛大欢迎会。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人员从西柏坡抵达北平，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检阅结束后，毛泽东就开始与民主人士一起商讨建立新中国的大事。

北平解放后，要求回国的爱国人士纷纷从世界各地回到香港。华润华夏公司的东方号等货轮此后又多次满载着爱国华侨、文化名人驶向大连或刚刚解放的天津。第五批达250余人，包括许多电影演员和作家。黄药眠、钟敬文等100余人是第七批。在隆隆的炮火中，华润公司先后把350多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运回大陆，保证了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许多民主人士、文化名人以及爱国华侨在新中国诞生以后担负起重要使命，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民主人士到机场迎接

1949年5月，部分文化名人回到北平

李济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沈钧儒：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黄炎培：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

郭沫若：政务院副总理；

蔡廷错：政协委员、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谭平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章伯钧：政协常委；

茅盾：政协常委，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席，文化部长；

马叙伦：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教育部长；

孙起孟：政协会议副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

马寅初：政协委员、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许广平：政协委员、政务院副秘书长；

宦乡：政协委员兼秘书长；

沙千里：政协委员、贸易部副部长；

柳亚子：政协代表、人民政府委员。

我们不想一一列举他们的职位和头衔。像华润老前辈一样，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他们的传奇经历都是中国革命史的组成部分。

《红色华润》 (中华书局出品)吴学先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