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华润人在香港守在收音机前，热血沸腾，随着国歌响起，华润人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们热烈地握手拥抱，喊着“胜利了”、“胜利了”，用自己的方式秘密庆祝这个喜庆的日子。

开国大典时毛主席的惟一一张彩色照片由周总理的秘书童小鹏摄，所用的120彩色反转片是通过华润公司购买的。

虽然还不能公开挂国旗，但是，在宿舍里、在轮船上、在仓库里、在华润人出现的地方，大家都明显地表露出开心的喜悦，走路的脚步都显得格外轻盈。

香港有些进步团体挂出了五星红旗，麦文澜拉着小青年李威林跑到大街上数国旗，他们跑了几条街。

从杨琳1938年到香港，华润人在香港已经奋斗了11年，他们盼的就是这一天。

解放初期的1949年，在11月和12月，华润不断有人被调回内地，祖国需要他们参与财经工作。袁超俊、钟可玉、舒自清于11月回到北京。

左钱之光，右杨琳，中钱之光的夫人刘昂（总理办公室秘书），前杨琳的儿子杨伟，1950年于颐和园

1949年12月2日，朱德总司令在中南海接见华润公司袁超俊和舒自清，赞扬华润公司在“对外贸易”和“筹备政协会议”方面功不可没，告别时还给每人发了一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证章”和“政协会议纪念册。

1949年12月中旬，杨琳、李应吉、张平等回北京开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杨尚昆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纪要如下：

组织机构：新组建的华润公司，组织系统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

1、在北京设立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尚昆

委员：钱之光、叶季壮、赖祖烈、邓洁、邓典桃、袁超俊、刘昂、刘恕

2、委员会下设立北京办事处（同时又是香港管委驻京办事处），刘恕为办事处主任。

3、香港设立管理委员会（简称“港管委”）

委员：杨琳（主任）、舒自清（业务）、张平（财物）、李应吉（审核）、徐德明（业务副）

4、港管委管辖机构：华润公司，华润驻京办事处，华夏航运公司，天隆行，穗励兴公司，广大华行，纽约分公司，东京分公司，天津广大华行，国新公司。

5、大连站撤销，不设立机构（采取船运交货办法），香港华润公司、广大华行等，组织形式不变，实际统一，由香港管委统一领导。

6、大连电台及机要报务人员，借给东北输出公司使用，保留调动权。

这次会议还对华润今后的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

一、任务

1、帮助国家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完成政府委托的经济任务，在此任务下同时完成一定的财政任务。

2、搜集国家贸易所需之资料，提供对国家贸易的意见与情报（香港原有之研究室应保留并加以充实）。

3、精通国际贸易业务，培养干部。

（一）业务方针

1、代办

2、自营

（二）业务范围

1、进出口

2、航运

3、其他

（三）制度

1、香港管委或北京办事处与各方来往贸易均按正常商业方式签订合同。

2、各方如须委托香港管委拨款或代办事项或代购货物等，均须先经杨琳主任批准执行，否则港管委或来电请示，或拒绝。

3、凡有关政策性、政治性、原则性及某些大的事项，港管委均须事前请示及事后报告，至于业务计划、布置、进行及港管委资金调动、人事配备，港管委全权处理。

4、港管委财务账目及资产、负债、损益，每年度总结一次，每半年度小结一次，并须列表造册，向委员会报告，必要时委员会指定人员审核之。

二、关于人事变动

大连徐德明、徐静调香港。

徐景秋（李应吉妻）原则同意调回学习或工作。

郭里怡调回，回童小鹏处。

黄惠（于凡妻）如身体许可，送学校学习，将来送回香港。

吴震调香港。

鲁映到学校学习。

高士融调海关总署（已调）。

袁超俊、李丹、王华生、李泽纯等调纺织部，天津代办处王应麒暂不调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49年12月21日

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份完整的会议纪要，从这个纪要中可以看出：

其一，当时的华润还是“党产”，隶属于中央办公厅。华润公司既是一个公司，又是一个管理机构，华润代表“港管委”，“港管委”设在华润，这种性质在1952年华润变成国营公司以后，依然存在。

其二，华润的任务包括三项：贸易、经济资料搜集、培养干部。

其三，华润的业务性质包括代理和自营。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华润的代理业务超过自营业务。

其四，贸易活动开始正规化，要签订合同。

其五，华润驻京办事处正式建立，“港管委”委员刘恕兼任办事处主任。

1949年12月的“北京联席会议”决定：“中央办公厅香港委员会”在香港的管理机构，对内称“港管委”，对外是“华润公司董事会”。

1949年8月华润部分干部调回国内途经大连：高士融、黄惠、李文山、吴震、徐静、李泽纯（李克农弟弟）等

随即召开了“港管委”第一次工作会议，又称华润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与会者欢欣鼓舞，杨琳、舒自清、张平、李应吉、徐德明等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交谈，倾听他们关于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设想，接受他们对华润公司提出的要求。

朱德、周恩来、陈云、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出席会议，杨琳无限感慨，从1931年至1950年，在20年的时间里，这四位领导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领导过杨琳及华润公司：

1931至1938年，陈云同志是杨琳的直接上级；

1938年至1946年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南方局直接领导杨琳及其联和行；

1947至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同志分管华润，在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华润公司与陈云等领导的东北局谱写了我党对外贸易史上的崭新篇章；

今后杨尚昆同志将分管华润。

周恩来、朱德、陈云、杨尚昆四位领导人认真听取了杨琳的汇报，而后周恩来、朱德、陈云分别做出了具体指示。

周恩来总理提出：对香港，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朱德同志提出：在香港，你们要远攻近交。在美国和台湾封锁的情况下，在香港多交朋友。

陈云同志提出：对香港，要出出进进，来来往往。就是说：商品有进有出，人员有来有往，不能关起门来。

三位领导人的讲话成为华润公司此后的行动方针，他们各具特色的语言风格深深地刻在了华润人的心里。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80岁以上的老人们常常会讲到这些指示，他们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华润公司很好地贯彻了这些具体方针，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是华润公司第一次在北京举行的正规的“董事会”，大会明确了公司的组织机构和干部分工，确定了公司的任务和业务范围，制定了新形势下的公司制度。这次机构调整，从制度上对华润公司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也提供了组织保障。

钱之光在办公厅新组建的“香港委员会”里继续分管华润工作，直到1952年10月。但是，就在1949年10月，他已经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袁超俊出任纺织部办公厅主任，王华生任纺织部财务司负责人。这些当初连“针布”都不认识的人，开始筹建新中国的第一工业大部，承担起全国6亿人口的穿衣问题。此后，进口纺织设备，引进先进的纺织技术，普及质检标准等，纺织部与华润之间的联系一直不断。

会后，与会者参观了北京的几家工厂和故宫等旅游景点。他们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朝气蓬勃的建设热情，看到了刚刚翻身的人民如何建设新家园。

回到香港，杨琳等“港管委”成员向华润所辖机构的经理们传达了会议精神，并着手贯彻落实中央精神。

公司改组后，毕打行办公室坐不开，1950年初华润又租了渣甸行的一层楼，华润公司、广大华行、国新公司等部门合并办公。毕打行也依旧续租。

这个时期华润的主要工作包括：

1、出口贸易：保证香港市场的副食品供应，并努力开拓海外市场。

2、进口贸易：为国家购买工业化建设所需物资。

3、协助中共中央清理并接收国民党机构留在香港的产业，如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国民党海关等等。

4、开辟新的贸易口岸，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准备。

5、团结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扩大经销商队伍。

1950年上半年，华润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迅速提高。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华润公司组织香港同胞回国观光。中央对这次活动极为重视，安排大家登上了临时搭建的观礼台，华润公司的代表和港澳同胞代表第一次在北京分享全国人民的幸福和喜悦。

在1950年的天安门维修和改建工程中，华润公司为天安门进口了一部小型电梯。

此后每逢国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以及苏联等国家的海外来宾都能乘坐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方队。每次，华润公司的代表和香港经销商代表都在观礼台上分享节日的喜悦。

另一个喜讯传到华润：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华润的五位女士成为大学生，她们是：

郭里怡，计划经济系。

徐景秋，贸易系，她文化水平实际较高，入学一年后转为助教，开始给新生上课。

黄慧，统计系，她原本就是上海交大数学系学生，一年后也开始授课。

唐淑平，早年毕业于上海护士学校，两年后开始授课。

鲁映，先上速成中学，后进入人大外语系，该系分拆为外交学院。

后排：柳立竖（麦文澜夫人）、鲁映（刘恕夫人）、徐景秋（李应吉夫人）

前排：钟可玉（袁超俊夫人）、谢淑贞（赖祖烈夫人）、黄惠（于凡夫人）、郭里怡

说到这些大学生，不能不提到秦文（杨琳的女儿），她跟着陈赓的部队打到海南，才16岁，高中没毕业。陈赓命令她继续上学，随后她考入人民大学。她和几个“阿姨”一起在人大读书。

每到周末，这六个女大学生就会回到华润驻京办事处——开始在旧刑部街，后来搬到崇文门外上头条。

刘恕在这里当办事处主任，给她们煮碗面条，就算改善生活了。她们在北京没有家，这里就是家。返校的时候，刘恕让炊事员给他们炒点雪里蕻咸菜。

虽然都是老革命，可是大家都一无所有，大家在一起开玩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空着手离开香港，只有钟可玉带回一颗假牙，还算是个纪念。”女人们为此笑成一团。钟可玉在香港期间因牙痛拔了一颗牙齿，因此带回一颗镶的牙。

北京办事处成了所有华润人的家，不论谁调回北京，都先在这里落脚，然后再到新单位报到。每逢周末，不同单位的华润人都回到这里，像一家人一样。

我党对开办银行一直十分重视，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延安开办银行，发行“边币”。解放战争时期，各主要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并发行钞票，如东北局发行的“东北币”等。

但是，到1949年，我党还没有一家外币银行。华润在香港的贸易活动主要依赖于汇丰、渣打等海外银行；海外华侨寄回香港、寄回国内的外汇也主要是在外国银行或国民党的银行兑换。在抗日战争以前，海外华侨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约2亿美元。

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很需要金融界的支持和配合，我党领导的机构中，已经有了民安保险、宝生银号，目前，急需一家银行。

杨琳此时已经是华润董事长，他与华润经理李应吉、副经理张平商量：华润可否开办一家银行，一方面吸引香港同胞和香港企业的外汇储蓄；一方面吸引海外华侨的侨汇，并方便兑换；更重要的是，随着大陆与香港、与外国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外汇需要量也越来越大，如果有一家自己的银行，便于我党企业的资金流通。

杨琳请示中央，得到批准。

华润公司的领导们开始策划这项工作，首先要给银行起一个名字，一个响亮的名字，还得是一个对生意有利的名字。华润公司、华夏公司都有一个“华”字，代表的是祖国，这是从公司的所属性考虑的。但是，银行有特殊性，起名字要从公司的业务需要和业务性质出发，要有更大的地域范围。考虑到海外华侨主要集中在南洋一带，杨琳他们首先选定了“南洋”二字；地域范围选定后，他们又考虑业务范围，“商业”二字相对来说比较宽泛，业务涉及面较广，这样，华润领导们为银行定下了名字：南洋商业银行。

再次报告中央，得到批准。

策划好之后，华润公司向港英政府正式提交了开办银行的申请。

早在1948年1月，港英政府就颁布了《香港银行条例》，《条例》规定：任何公司必须取得银行牌照才能经营银行业务，所经营的业务须经审定才能展开。银行牌照须经香港总督、行政局合签才能发出。

1949年的华润已经是一家名震海内外的大公司了，每年的进出口营业额达数亿港元，港英政府知道，这样的大公司对稳定香港市场是有利的。

很快，港英政府把南洋商业银行的牌照发给了华润（在业务范围中规定，没有发钞权）。

华润立即拿出一万美元资金，作为开办银行的筹备费用。

此时国内的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解放军乘胜追击，1949年4月我军打到了长江边。

为了协助我军打过长江去，华润开始采购船只和救生设备，一批人员被派往海外各国；上海解放后，华润又忙于帮助上海解决“两白一黑”，没昼没夜；而且，随着国内一个个大城市的解放，急需懂懂经济的干部，华润的大批干部被抽调回国。

开办银行的事情，就这样被搁置。

到处都缺少人才。

直到1949年秋季，在一次会议上，许子奇和庄世平出现了。彼此都很熟，杨琳问他们：“最近在忙什么？”

庄世平回答说：“在忙着申请银行牌照。”

庄世平随口又说：“港英政府很麻烦，一直不肯批。”

杨琳马上告诉他：华润有现成的银行牌照，正苦于找不到人来办。

杨琳十分高兴，他知道，庄世平是最合适的人选。

庄世平是一位久经考验的爱国华侨，在经济活动中不仅有胆略和热情，而且有奇才。对这一点，杨琳是很了解的。

庄世平1911年出生在广东普宁，青少年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30年在北平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1934年冬季远走泰国，在曼谷的华侨学校崇实中学当老师，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由于学校提倡新思想，不久被泰国当局查封。庄世平转到曼谷的新民学校任教，几年后成为副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庄世平率领学生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得到泰国中华总商会的认可，成为泰国华侨抗日联合会常委。泰国华侨捐助的抗日资金通过他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回国内。

1937年，庄世平担任了曼谷《中原日报》的记者，他曾以记者的身份沿着滇缅公路采访，报道国内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情况。庄世平亲眼看到，滇缅公路陡峭如壁，蜿蜒曲折，崎岖不平，这条路是他一辈子见过的最难走的路，路边常能看到跌进山谷的破废汽车和司机的骨骸。但是，让他感到无比振奋的是，在这条路上奔跑的卡车司机，几乎青一色是东南亚各地的华侨，许多人很年轻，可能中学还没有毕业。

庄世平接连写出系列报道，在曼谷的《中原日报》上发表，《滇缅公路考察报告》发表后，《中原日报》加印数倍，仍供不应求。《中国得道多助，抗战必胜》一文详细介绍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并宣告：日寇封锁中国的美梦已经破产了。

泰国华侨的抗日热情引起日本特务的警觉，他们杀害了中华总商会的会长。在我地下党的帮助下，庄世平和《中原日报》的工作人员转到了缅甸。

庄世平等人复办他曲中学，并开办合盛公司，不久，合盛的分支机构就开遍了曼谷、马来西亚、新加坡、河内、海防、东兴、柳州、贵阳、重庆。

随着公司发展的脚步，庄世平来到重庆，见到了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老朋友许涤新。

1945年夏季，许涤新和杨少任来到庄世平的房间。许涤新对庄世平说：苏联朋友希望通过港澳和东南亚发行苏联影片和商品，组织上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和杨少任。

很快，庄世平和其他10人在越南的河内开办了安达公司。8月，日军投降，庄世平带着一批人奔赴曼谷，在那里又开办了安达分公司。安达代理的苏联影片在泰国掀起了俄罗斯文化热潮。《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乡村女教师》、《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夏伯阳》、《天鹅湖》等征服了泰国观众，报纸报道：《“安达”打开了一扇幽秘的文化窗口》。

1946年，安达公司把《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中国影片带到海外。1947年元旦，安达把我党领导的“中国歌舞剧艺社”带到曼谷，演出《英雄儿女》、《生产三部曲》等节目，受到欢迎，两个月里演出84场，观众达6.3万余人次。在新加坡，演出139场，观众超过11万人次。

安达公司红遍南洋。

1947年3月，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特务对安达实行了清剿。到1947年底，安达公司除泰国和香港的机构外，分公司全部撤销。1948年，泰国黑势力逮捕了安达公司留在泰国的所有成员，此时，香港安达公司的资金只有3000港元。庄世平东借西凑，开始营救被捕员工，经过两年的努力，数十名员工先后被保释。

有庄世平在，事业不死。

庄世平与林影平结婚合影

许涤新此时也到了香港，他向港工委的方方汇报了庄世平的情况。方方拿出南方局的50万港币，交给庄世平。庄世平用这笔钱采购棉纱，仅十几天的时间，第一批棉纱就运到了泰国。1949年初，南方局又把一批汕尾产的生猪交给安达出口香港。

在这些活动中，庄世平与华润公司有所接触，他参与了护送民主人士回国、组织中国银行起义等工作。

在开办南洋商业银行之前，庄世平有过短暂的办银行的经历。那是1949年夏季，一天夜晚，方方请庄世平到家里聊天，方方对庄世平说：想不想开办一家银行？庄世平一听，无比兴奋。那时，国民党造成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日盛一日。

他们在一起谈了很久，把开办银行的许多细节都说到了。之后，方方又介绍庄世平跟马寅初交谈，继续交流开办银行应该注意的事项。

随后，庄世平回到广东，在粤东地区开办了一家小型银行，叫“裕民银行”。广州解放后，该行并入南下大军带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华南分行。

创办南洋商业银行的使命就交给了庄世平、许子奇等人。杨琳无比信任地把“南洋商业银行”的执照和准备好的一万美金，全部交给了庄世平。

办银行执照时所写的股东，有几人已经调回国内了，庄世平到港英政府的登记处，更换了几个股东的名字。华润公司的张平等仍是股东。

庄世平开始招兵买马，租下了香港德辅道中167号作为银行的写字楼。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和宣传，一切就绪。

1949年12月14日，在香港最繁华的中环区，南洋商业银行正式开张，前来贺喜和存钱的朋友络绎不绝。银行外悬挂的五星红旗更增添了银行的喜庆气氛。

这是我党领导的第一家海外商业银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1949年12月14日这天起，五星红旗就一直飘扬在南洋商业银行的上空，她的脚步走到哪里，五星红旗就飘扬到哪里。

庄世平回忆说：“当时，香港的银行是分等级的，华润的黄美娴跟汇丰银行关系很好，南洋商业银行有事时，会请黄美娴出面讲一讲。”

1950年2月，广州军管会颁布第二号布告，宣布收兑外币，在广东只准流通人民币。到1951年底，广东兑换的港币达到5亿元，还有大批美元、越币。叶剑英决定，将这笔外汇收入全部存入南洋商业银行。这是南洋商业银行开办初期得到的最大一笔存款，为银行的巩固和壮大起到很大作用。

这笔财富在“冲封锁、反禁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美国操纵联合国对新中国展开封锁的时候，南洋商业银行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为团结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保证新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巨大贡献。

华润公司主张开办银行的决定是无比英明的，而银行的成功与庄世平的个人魅力和聪明才智也分不开。

庄世平是我国第二至六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是第七至九届的全国政协常委。他的名字与“南洋商业银行”一样，成为爱国精神的象征。

随着机构改革的演变和人事变动，南洋商业银行的股东也在变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等代表华润公司一直作为银行的股东，参与管理，直到文革时期。

庄世平与特首董建华观看解放军驻港部队阅兵式

1996年，庄世平被选举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成员，在港英当局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和有关安排的形势下，他极力支持成立由爱国人士组成的临立会，为未来的香港立规立法。1997年7月2日，他接受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颁发的香港最高荣誉勋章——大紫荆勋章。

同年11月，他被选举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成员，随后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议，他被推选为选举会议主席团成员。接着，面对港英时期的公务员去留问题，他有过“全面留任”的睿智建言；面对索罗斯等国际金融大鳄掀起的金融风暴，他四处呼吁保持联系汇率机制，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入市，使一场金融战争消失于无形，使国际金融大鳄再无还手之力；他出任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会长，举办了一场又一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动；他出任香港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顾问，为实现祖国的大团圆而不懈奋斗。

2007年6月1日，充满了诡秘和神奇。这几天他太累了，5月30日上午，他在香港参加叶剑英元帅诞辰110周年图片展览揭幕活动并讲话，在台上站立了1个多小时；5月31日中午，他宴请叶剑英元帅的亲属和生前工作人员，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到了6月1日上午，他居然忘记要和友人前往医院补牙，破天荒地让司机开着他心爱的“奔驰320”去兜风。

他在跑马地兜了半圈，见平常为他理发的师傅正闲着晒太阳，于是下车理了发，期间与师傅聊了子女、金钱和人生的感慨，引得二人不时捧腹。理发后，他一次性给师傅500元，任师傅如何要为他找零，他都推辞了。

回家吃过午饭，刚喝完功夫茶，又接待了两拨客人：一拨是某基金会前来商量募捐的，一拨是来商量创办中国华侨银行的，都是劳心费神的大事。晚饭是在九龙嘉宁娜酒店吃的，这是一家十分传统的潮州菜馆，他几十年来与各社团、有关人士沟通和应酬，都选在这里。这是香港社团工作的特色。

回到家，已是晚上10点多，他像往常一样喝下了几盅功夫茶；过了11点，他便在儿子的照顾下，洗漱准备睡觉。子时刚过，他竟然自己下了床，在客厅里边走边唠叨：“太热了，太热了！”随后，便走进浴室，自己宽衣，又淋洗了一遍（大约有3年了，他都要在亲人的帮助下宽衣淋浴）。接着，他再次准备入睡，大约一个小时后，便感到胸闷。6月2日凌晨2时29分，救护车还未到达，他已悄然离去。无疾而终！

他曾说过：“千万不要在床上延续生命！”这是他生前的夙愿。

“一老功勋邦国重，万人追仰惠泽深”，这是著名汉学家饶宗颐为“庄世平悼念和公祭仪式”题写的挽联。

2007年7月8日上午，庄世平的悼念和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中央政府的政要和各界人士共两千多人参加了仪式。在悼词中，庄世平被授予“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爱国爱港的杰出代表、香港知名银行家、侨界爱国领袖”四个伟大而光荣的称号。

参考资料：

红色华润 (中华书局出品)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编

《万人追仰惠泽深——爱国侨领庄世平的奋进人生》《炎黄春秋》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