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联和进出口公司得到迅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与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贸易活动。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陈云、肖劲光等在南满领导了“四保临江”战役，使我军在东北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陈云回哈尔滨主持东北局财经工作。他从南满回哈尔滨时，途经朝鲜，在朝鲜会见了金日成主席，双方友谊日深。

当时，国民党军队占据着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朝鲜成为我军的重要后方，东北局在平壤、罗津、南浦、新义州等多个城市和港口都设有办事处，平壤办事处工作人员近百人。罗津办事处地处中朝交界的港口，有干部百余人，装卸工500余人。

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建立于1946年7月，朱理治和肖劲光负责建立，后朱理治任全权代表，对外公开称平壤利民公司，直到1949年2月结束。

朝鲜办事处的存在为日后打通东北到香港的贸易通道奠定了重要基础。

陈云回到哈尔滨后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东北有可供出口的粮食，但是缺少工业设备和生产原料，因此，陈云提出要“设法打通对外贸易”。中央同意陈云提出的通过东北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设想。1947年5月24日，在接连三次打退了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后，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关于国际问题……目前确需靠香港、上海、哈尔滨三处，东北局可在哈尔滨、大连建立对外联系，派专人进行组织。

东北根据地此时成为我党领导的主要后方。

陈云与杨琳是老朋友，从1930年开始，他们共同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困苦，又一起去苏联学习，抗战八年，他们在战火中共同成长。此时，陈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派人去香港？如何打通海上通道？

陈云给杨琳带信，请杨琳购买进步影片。

这次购买活动的细节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如何带到东北也不知道，但是，正是通过这次试探性的采购活动，陈云与杨琳都有了信心。他们都在设想：如何进一步开展东北与香港之间的贸易。

在钱之光率祝华、徐德明、王华生、李泽纯、牟爱牧、蔡连芳等抵达大连后，这些设想得以实现。

在延安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在东北局的支持下，钱之光和杨琳率领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大连和香港两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活动。

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通东北至香港的贸易通道。

钱之光派王华生去平壤，通过东北局驻朝鲜的办事处全权代表朱理治与苏联驻朝鲜的大使取得了联系，租到了苏联轮船“波德瓦尔”号和“阿尔丹号”。这两艘船的载重量都是3000吨左右，在当时算比较大的海船了。

与此同时，钱之光派祝华到哈尔滨联系出口粮食事宜。祝华回忆说：陈云批给祝华1000吨粮食，又批了一笔钱，用于购买装粮食的麻袋。此外还批了一些土特产和皮草，更重要的是，还有一批黄金。

此时，陈云为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叶季壮是财经委员会负责人之一。

东北局在东北解放区对粮食和猪鬃等土特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

东北盛产大豆（黄豆），1947年的可输出量为200万吨。用3000吨的船运输，可以装600多船（不算其他土特产品）。轮船从罗津到香港，从装船到卸船，再装货回来，一个来回最快也要一个月左右。600船，这是多大的运输量啊！东北局与香港华润之间的贸易活动从此拉开了大幕。

1947年11月初，在陈云的关心下，这批粮食和土特产用火车从哈尔滨运到朝鲜西北部的罗津港，然后装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直航香港。

王华生随船押运。同行的还有俄语翻译陈兴华、新四军原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等六人。沈其震1938年就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建立起良好关系，一行人中只有他熟悉香港。他也认识杨琳。

王华生随船启程以后，钱之光马上想到第二次航行，他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拨二千五百两黄金作为继续经营的资本。”

11月5日，任弼时致电华东局：“请考虑拨出二千五百两黄金交钱之光。”

11月8日，华东局复电：“我们已拨出二千五百两黄金交钱之光。”

当时我党实行的是供给制，全国一盘棋，彼此间的相互配合非常默契，正是这种精诚合作才使我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步调一致。

王华生等经过一周的航行，抵达香港。

这是联和公司第一次接到解放区运来的货物。杨琳、刘恕和袁超俊十分兴奋。他们随王华生上了阿尔丹轮，在船长室，王华生从放海图的柜子里拎出一只很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几件特制的马甲背心，鼓鼓囊囊的。王华生说：缝在里面的全是金条。

随后，他们四人穿上这些马甲，下船，乘小汽艇上岸，然后去汇丰银行。

杨琳早在汇丰银行地下保险库租了一个保险箱，管库人打开厚重的电动大铁门让他们进去，杨琳带着他们走向保险箱。

管库人用他的钥匙打开保险箱的一道锁后退出，杨琳用他的钥匙打开保险箱的又一道锁，保险箱门这才打开。

他们从身上脱下背心，把黄金取出放进保险箱中。杨琳把保险箱锁上，银行管库人进来加锁，然后大家一道出库。

王华生带来了新的电台密码，据袁超俊回忆：当晚，联和公司就用新的电台密码发报，向钱之光报告货轮平安抵达的消息；同时电告延安的朱德和周恩来，报告“东北与香港的航道已经打通”。

与此同时，杨琳雇来装卸工，把阿尔丹货轮上的货物卸下来。联和公司在香港公开出售东北产品，东北大豆和土特产很受欢迎，很快就卖完了。由于香港天气不冷，皮货卖不掉。

王华生带来的黄金都是烟台钤记，形状像金元宝，这是解放区的黄金，在香港不能公开流通，要熔铸成香港金条才好用。中共华东财委有一个叫张尔华的人，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开有一个宝生银号，有黄金经营权。袁超俊在上海时就认识他，袁超俊同他联系好后，分批提着这些烟台的“小黄鱼”，请他熔铸成香港金条，然后将金条出售，换成美钞、港币，用于采购解放区所需物资。

卖货所得资金，加上出售黄金，杨琳、袁超俊、刘恕等和员工一起用这笔钱开始购买东北局所需物资：药品、真空管、卷筒新闻纸、造纸滤网，还有恢复生产需要的棉纱、铁钉、汽车零件、纺织机械、油漆等用品。装足了阿尔丹号的吨位，轮船启航返回。

由于销售东北粮食，联和公司门庭若市，看货、谈价钱的商人络绎不绝。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杨琳提出：租一个大的写字间，以便于对外谈业务。

1947年12月圣诞节，公司员工及家属举办了一次聚餐，大家欢聚一堂。

看到公司的发展，杨琳无限感慨。他说：“联和公司’这个名字当初是以我的名字‘廉安’命名的，在无锡话里，这两个词谐音。现在，公司发展了，要给公司重新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杨琳、袁超俊、刘恕等人在一起商量起名字的事情，据袁超俊回忆：在议论改名字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起了好几个名字，有人建议叫“德润”，“德”取自朱德的名字，因为当时朱德总司令分管华润；“润”取自毛泽东的字“润之”。后据杨尚昆同志回忆：朱德接到电报后说，“不行，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排在主席前面呢？”再次议论时，杨琳提议改为“华润”，杨琳说：“华”代表“中华”，“润”是主席的字，还代表雨露滋润、资源丰富。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于是“联和行”改名为“华润”。

“华润”的英文译名为“China Resources”，由华润公司的会计黄美娴翻译。

从此，沿用了10年的“联和行”、“联和进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启用“华润”这个名字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批准。

1947年底“华润公司”名称诞生；1948年8月“华润公司”挂牌；1948年12月18日，“华润公司”注册完毕。

香港与东北局之间的第一次远航贸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标志着我党领导的外贸进出口工作开始转变为公开的商业活动，从以采购为主转变为销售和采购并重，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出口和进口并重，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此后，阿尔丹号和波德瓦尔号两艘货轮不断往返于香港与罗津、香港与大连之间，运出东北产品，运回东北所需物资。

在这样的贸易活动中，香港华润公司得以迅速壮大，人员在不断增加，营业额在不断增长，其知名度也在逐渐提高。随着销售和采购范围的扩大，“华润”的名字已经走出香港，走向东南亚，走向英国和美国。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使东北经济得以恢复，农业、轻工业、铁路运输业迅速发展，陈云亲自抓粮食，主办公营农场，还亲自兼任铁路总局党委书记、局长。在解放区能否尽快恢复铁路运输是一件事关全局的大事，所以，在东北局的采购清单中常常包括火车零部件，甚至包括“284火车头”。香港不制造火车，这类商品大多从英国采购。“毛泽东号列车”上也有华润采购的零部件。

东北局在东北地区实行统购统销，东北的大豆、猪鬃、中药、人参等产品源源不断地运抵香港，除了在香港销售外，大量货物转口到英国、美国和东南亚地区。猪鬃主要转口英国、美国；东北豆饼全部销往台湾；东北的煤炭更是受到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欢迎。

1947年11月打通香港与东北的海上贸易通道，华润的贸易工作对支援前线、促进东北解放区经济的恢复，促进香港经济的复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证华润与中央、与东北局、与大连站的联系，中央决定，加强华润公司的电台工作，派郭里怡到香港工作。

据郭里怡介绍：电台工作是有严格制度的。一个比较完备的地下电台必须由三部分组成：

机要员，他们掌握“密电码”，一般在首长身边工作，负责把首长要发出的“文字”译成“密码”电报，或把接收到的密码电文译成文字。

报务员，负责发报，但是，他一般不了解密码的含义，因为发报员很危险，敌人跟踪电波就能发现电台所在地，很容易被捕。报务员与机要员互不相识，也不在一起工作。

交通员，负责在机要员和报务员之间交换文件，他虽然认识双方却不知道文件内容。

郭里怡赴香港的过程曲折动人，富于传奇色彩。

郭里怡1924年生人，1938年在四川某中学参加革命，15岁加入共产党，在川东地区做地下工作。1945年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1947年3月随办事处乘坐美国派出的飞机撤回延安，先被编入钱之光的赴港小分队，走到山西的三交镇，与王华生调换，她留在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统战部前身）。城工部部长由周恩来兼任，副部长是罗迈（李维汉），秘书处处长是童小鹏。城工部属于后委的一部分。

当时的中央分成前委、后委、工委三部分。

胡宗南正在围剿延安。

郭里怡调到后委城工部留在山西不久，中央为了加强蒋管区的电台工作，又派她去白区。她先从山西到西柏坡，稍事休整后，刘少奇同志与他们四位即将出发的机要员谈话。刘少奇说：机要工作枯燥无味，但是，党和人民需要你们干这行，你们就要干好。

郭里怡、唐麟、华岗、叶梅纹一行四人，两男两女，扮装成两对夫妻。郭里怡和唐麟为一对，二人年龄相差很大。到天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住在沈尔林家里，沈尔林是地下党员，但当时不在家。沈家很阔气，女主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并不是夫妻，但是并不点破，只予更多方便。

春节过后，组织上安排四人乘坐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去香港。沈家妈妈为他们送行，老人家穿戴气派，郭里怡带着密码，沈妈妈做了很好的掩护。

到香港后，大家分手。刘长胜来接郭里怡。刘长胜是上海地下

党著名的“三刘”之一，另外“二刘”是刘少文（前面提到过）和刘晓（后面会提到）。

刘长胜和郭里怡在香港逗留几天后，二人又回到上海，因为组织上临时决定派郭里怡去重庆建立电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撤退以后，重庆的电台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了，有一部电台可以工作，但是，需要新的密码。

在上海，刘少文派他的助手赵平送郭里怡去重庆。抵达重庆后，他们找到那个电台，电台有呼号，郭里怡带去了密码。密码缝在鞋底的夹层里，她取出密码，与城工部的童小鹏通话，这样，重庆与中央取得了联系。

郭里怡在重庆的工作刚刚展开，有一天突然收到童小鹏电报，大意是：赵平夫妇被捕，马上离开重庆，不要带密码，转移到香港“刘恕台”工作(钱之光到华润后，改为“之光台”）。后来郭里怡了解到，赵平送她到重庆后，回到宁波被捕，他的老婆沙平被捕后就叛变了。

郭里怡从重庆回到上海，设法去香港。钱不够，她把党组织给她用来装扮身份的派克笔、首饰都卖了，她哥哥出面定购机票。在组织的安排下，郭里怡于1948年初夏大概是六月乘飞机抵达香港，刘恕派夫人鲁映到机场迎接，刘恕担心郭里怡带着“尾巴”，嘱咐鲁映提高警惕。

郭里怡随后加入联和公司。

她住在铜锣湾希云街27号。这里是刘恕的家，两室一厅。

郭里怡记忆力极好，能熟记国际电码。可是，战争年代，明码很少用，他们更多地是使用密码。

郭里怡到香港后，马上着手制作新的密码。

她和鲁映去香港书店买了十几套书，每种书籍都买两套，一套留在身边，一套带回山西的城工部。她采用“书造密”的方式编制密码。这种密码是永不重复的，只要敌人不了解他们所用的书，就不能破译。

郭里怡来了以后，联和公司的电台工作走向正规，电台利用率也极高。初期，他们主要是向中央城工部发报，然后经城工部转发给大连钱之光或东北局。

中央常电告华润采购物资的清单。那时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各地战场时常都会有各种需要，郭里怡记得，朱德、陈云和周恩来署名的电报最多，华东局曾山的电报也很多。

郭里怡是机要员。当时最怕译错，所以，凡是名词，比如采购的物资、还有人名，都要在电文上写两次，防止出错。

袁超俊的妻子钟可玉和刘恕的妻子鲁映是交通员。她们常常扮作买菜的样子，传递情报。

报务员一直是秘密状态下的，郭里怡在香港从未见过他们。

华润早期的报务员是小李（名字不详），他和妻子带着一个孩子，住在跑马地礼顿山道袁超俊家里，发报一般是在临晨2点到4点，每当小李发报的时候，袁超俊和夫人钟可玉都要放哨。小李夫妇不能随便出门，也不能见华润员工，华润人几乎没谁认识他们。那时华润的报务工作还不正规，袁超俊兼任机要员，而且跟报务员小李住在一起。

1948年冬，鲁映（左，华润通信员）、郭里怡于香港

不久，报务员换成了李文山，山西人。袁超俊夫妇因为工作需要也不再分管此项工作，华润领导给小李配了一个助手，叫杨铭，广东人，会讲粤语。他们扮成假夫妻，还有一个老太太，三人在一起生活了几年，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李文山和杨铭没有成为真夫妻，据说是因为杨铭年龄大一些，李文山习惯叫她姐姐；一个是南方人，个是北方人，吃饭口味也不同。

李文山1942年入党，当民兵期间就参加过百团大战。

1945年日军投降后，他随解放军开赴东北，在辽宁一带作战。1947年初被派到大连电器工程专门学校学习，一年后毕业，分到东北局情报部工作，任报务主任。东北国民党部队的王家山率军起义，整个起义过程都是李文山发电向党中央汇报的，那时他联系的电台有三个：延安、哈尔滨、朝鲜。

1948年6月，东北情报部的肖里、吴诚和华润公司大连站的钱之光找他谈话，派他到香港工作。

退休后的李文山

组织上安排他随身携带一小箱黄金，乘飞机先到朝鲜的平壤，朝鲜办事处的朱理治派人到机场接他，而后送到釜山，在那里等船。1948年10月，他乘坐苏联货轮波德瓦尔号驶向香港。到香港的那天是1948年11月1日，轮船刚进港，就被一艘英轮撞坏了。李文山回忆说：“撞船的时候，我在大副的房间里，因为我没有证件，正在商量怎么下船。船被撞后，我们都急忙出来看，被撞的地方正是我的房间那里，房间的床和凳子都沉到海里了。我躲过一劫，想起来就感到庆幸。”

救护船把船上的人接到陆地上，李文山就进入香港了，没人查他的证件。他在刘恕家住了一天，就被领到华润电台所在地，那里曾经是袁超俊和报务员小李的家，小李刚回大连，此时没人住。

李文山说：“刘恕给了我5块钱，就忙着给轮船打官司去了，一连10天没人来看我，把我给忘了。我没有钱，也不会粤语，每天只吃一个面包。”此时正好也是运送第二批民主人士回国的时候，华润人都在忙。这事后来被钱之光知道了，批评了刘恕。钱之光还亲自到李文山的宿舍（兼电台工作室）来看他。

那时候，懂技术的报务员只有李文山一个人，他还要负责修理。有一次，台风把电线刮断了，电台信号中断，大家都很着急，李文山自己修理。

李文山在香港两年多，没到过华润公司，也不认识华润员工，所接触的人就是那几个交通员。直到1950年10月电台搬到深圳。

李文山来了以后，华润电台就搬到了湾仔。这里是一个人口密集的热闹地段，人口多的地方，收音机多，信号混杂，不易侦破。只有两位交通员和高层领导才知道电台的地点，郭里怡也不知道。

李文山前面的那个报务员小李，身体不好，加上长期后半夜工作，每况愈下。领导决定送他回大连疗养，他乘坐华润运货的苏联轮船回到大连，不久去世，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

1948年1月31日，任弼时和周恩来致电罗青长转钱之光：“华东局答应拨黄金五百两，东北局拨粮二千吨，运至香港出售后交许涤新作为特别费用。”

许涤新当时在“香港工委”负责财经工作，我党此时正在酝酿一个更加伟大的新计划。

1948年4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央制定了一份77人名单。

5月5日，客居香港的各界民主党派的代表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人民，表示拥护五一口号，愿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

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随即，钱之光从罗津上船，乘坐苏联货船波德瓦尔号，载着东北大豆、猪鬃和土特产，还有一批黄金，驶抵香港。同行的还有祝华、徐德明、翻译陈兴华。

他们所带的黄金事先就缝在马甲里了，上船后把黄金藏在船长室里，苏联船长很友好。这些马甲都是大连中华贸易公司的同志们亲手缝的。钱之光走前，中央派他的妻子刘昂从西柏坡赶到大连，接替钱之光管理大连站，此前她是董必武的秘书。

波德瓦尔号抵达香港后，港英当局缉私快艇来回穿梭，海关部门照例上船进行检查。检查的时候，船上要升起不同颜色的旗子：黄色旗子代表的是“卫生检疫”，花色旗子代表的是“移民局”。他们检查的时候，外人不许上船。还有，苏联船长对“锚地”不熟悉，需要“领航员”来领航。为了安全起见，钱之光扮成锅炉工，烧火，身上全是煤灰，等海关人员走了以后，才洗澡，换西装。杨琳、刘恕、袁超俊到船上迎接，而后住进刘恕家里。

当晚，华润分别致电朱德、周恩来和大连的刘昂，报告钱之光顺利抵达的消息。

此后，钱之光任华润公司董事长，杨琳任(总）经理，袁超俊任业务部主任，刘恕任会计部主任。

大家称钱之光为“简老板”。

钱之光到香港后，新的任务也随之来到华润：一方面，华润要通过与东北局的贸易活动，支援国内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华润还要把客居海外的民主人士护送到东北解放区，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

先说经济任务。

一船接一船的货物从东北运到香港，华润员工有一批人负责出售这些货，同时，还有一批人负责采购内地所需物资。这样，两批人就形成了“进口”和“出口”的格局，在此基础上很快形成了进口部、出口部、储运部、财会部、秘书部。

采购量太大了，香港的商家、工厂，都在为华润赶制产品。华润买鞋子，一买就是成千上万双，都是给前线的解放军战士买的。买布匹，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买。香港不产棉花，华润先是通过香港的洋行代理进口，了解市场情况后，华润派出了自己的人，长期住在印度、巴基斯坦，专门进口棉花。这些人就成了棉花专家，一看棉绒就知道是什么等级。

此外，西药、轮胎、纸张、电讯器材等是每次都要运的，大多从英国、美国进口。华润不断地订货，存在货舱里，有船就运走。

再说政治任务。

钱之光、杨琳、刘恕、袁超俊等华润领导和香港地下党组织“港工委”开始着手登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名单，并筹划如何把散居在香港不同地点的几十位民主人士从家里接出来、送上船而又不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警觉，谁负责联系哪一个民主人士，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同时，谁负责采购货物，谁负责装船等。此外还要勘察地形、设计出海线路。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8月下旬，准备工作就绪，决定9月初启航。航线是：从香港北上，经台湾海峡，至朝鲜的罗津，再到哈尔滨。他们把方案报告给中共中央。

8月30日，任弼时、周恩来、李维汉联名致电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同意组织一批民主人士搭乘华润所租的苏联货船前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冯玉祥将军在从美国归国途中因轮船失火于9月1日不幸遇难。

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安全，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让这么多民主人士乘一条船，要改为分批回去。他们请示中央。9月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电香港：“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并指示：“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沈钧儒和蔡廷锴听说以后，毫不犹豫，愿第一批前往解放区。钱之光和大家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第一批先走四位：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沈钧儒，由港工委的章汉夫护送。

前排左二起：谭平山、沈钧儒、李德全、蔡廷锴，后排左三为章伯钧

波德瓦尔号上装满了华润公司的货物，包括：医疗器械、机床、卷筒新闻纸、真空管、麻袋、轮胎、鞋子等，还有纺织用的棉纱、棉花，车用的零部件。主要商品还是西药。

3000吨的货轮，满载。以上五位扮作华润员工，扮作货物押运员。他们每人拿着一份货物清单。这里边有一个潜在的危险，这五个人更像大老板，而不像货物押运员，很容易引起怀疑，最好给他们配备几个助手。可是，当时其他可靠的华润员工还走不开，因为后期护送民主人士和采购物资的任务，更加艰巨。

杨琳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和博古的儿子同船前往，当“老板们”的助手。两个孩子会讲粤语，年轻，像普通员工。

杨琳的儿子秦福铨当时在香港读大学，19岁；博古的儿子秦钢高中刚毕业，18岁。秦钢一直由叔父杨琳抚养。正是9月，大学刚刚开学。10日左右，杨琳告诉儿子秦福铨：“不要上学了。”秦福铨问“为什么？”杨琳没回答，只是告诉儿子：“不要出门，不能打电话告诉任何人。”

黄美娴默默地为两个孩子准备行装。

杨琳完全知道，这可能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航行。我们的保密工作虽好，但是，此前为联系民主人士，参与的人还是不少。万一被国民党特务察觉了，在大海上，国民党的军舰、飞机随时都有可能采取行动。

深夜，杨琳拿起笔，写了一封信，写给他的老战友、老上级陈云同志。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共同战斗了18年，如今，下一代接上来了，博古虽然牺牲了，博古的儿子秦钢开始投身革命事业了，还有自己的长子，秦福铨。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

就在同一天，9月12日黄昏时分，钱之光登上波德瓦尔号轮船。

深夜，袁超俊、刘恕陪同四位民主人士和章汉夫乘坐小汽艇驶向波德瓦尔号，钱之光在船上迎接四位民主人士和章汉夫，并话别。之后，钱之光下船回公司。袁超俊和刘恕完成任务后，也回到公司。

9月13日清晨，杨琳把两个孩子叫醒，匆匆吃过早饭，拿起行装就下了楼，在九龙附近的一个码头上，两个孩子上了一条游艇，驶向鲤鱼门方向，游艇很快就停靠在波德瓦尔号旁边。

一位姓马的工作人员把两个孩子带上船，然后交给了水手长。水手长是一个很年轻的苏联人。水手长带着他们两个走进他自己的房间，里面有一个上下铺，两个孩子就住在这里。

刚安顿好，杨琳坐着另一艘小船也来了。杨琳上船后，介绍两个孩子跟章汉夫、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沈钧儒等前辈认识。

杨琳还带来一些日常药品，交给章汉夫，让他们路上用。把四位民主人士和两个孩子安排好以后，杨琳与大家告别，随后，他把儿子叫出来，把写给陈云的信交给儿子，嘱咐一番，就下了船。秦福铨回忆说：爸爸转身离开的时候，心情很沉重的样子。

杨琳随后走进船长室，用俄语向船长嘱咐了一番。

民主人士是在头一天的夜里秘密上船，这是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跟踪，国民党要破坏我党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计划。而这条船和船上的货物、乘客都是合法的，轮船出海前，船上所装货物、所载的乘客都要“报关”，香港海关人员要上船检查。苏联船长还需要香港领航员领航。沈钧儒等装扮成押运员主要是为了瞒过香港方面的检查，几个人当中，有老板模样的长者，也有年轻的助手，轻易不会引起怀疑，到了海上，即使碰到缉私船，也没问题。

那时出海基本上是在近中午的时候，有时候会在下午，不是在晚上开船，也没必要，我们的船是合法的，有报关单、货单、保险单等各种合法手续。

船上的居住情况是：沈钧儒住在大副的房间里，在楼上，大副就睡在沙发上，大副是苏联人，很友好。

章汉夫、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住在一个房间里，是两个上下铺。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

吃饭的时候，他们五人加两个孩子一起吃，有时候船长和大副会来。他们边吃边聊天儿。

其实，船上还有另外一些人，祝华和徐德明也在船上，他们二人是真正的货物押运员。他们在船上单独起居，表面上不跟民主人士发生联系，只在暗中保护。这是形势所迫，政治任务和贸易任务分离，万一国民党军舰赶来，抓走了沈钧儒、章汉夫等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还有他们两个在，船上的物资就不会受到影响。船是苏联的，货是运往朝鲜的，都是合法的。而且，船本身属于客货两用船，船上搭乘的是什么人，有没有共产党，苏联船长可以不负责任。

轮船在海上行驶了八天。有一天，美国的飞机飞到轮船上空侦察，飞机飞得很低，很久不肯离去，苏联船员拿出苏联国旗，在两个孩子的帮助下，把旗子铺在甲板上，飞机看到苏联国旗，大概也拍了照片，就飞走了。

轮船驶过东海，在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遇到台风，台风很大，轮船在大海里摇摇晃晃。那一夜，华润公司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彻夜不眠。钱之光一直在住地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西柏坡的中央领导也彻夜未眠，他们担心轮船的安全，一直等电报。据日本报纸记载，那次台风造成2000余人伤亡。

轮船在台风中航行了一夜，驶过朝鲜海峡就安全了。

华润公司接到波德瓦尔号平安的电报后，马上向中央作了汇报。那天，华润人特别高兴，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表示庆祝，钱之光和杨琳决定：晚餐加一个红烧肉。

9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派人到罗津港迎接。头一天正好是中秋节，团圆的气氛依然浓重，大家格外高兴。

9月21日，货船到达朝鲜的罗津。陈云等忙于辽沈战役，东北局派李富春、朱理治到港口迎接。之后一行人乘火车抵达哈尔滨，高岗、陈云等在火车站迎接。

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从西柏坡致电表示欢迎。

电文写道：

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此时辽沈战役正如火如荼。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我军在前线获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万，东北全境解放。

1948年9月13日，第一批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奔赴解放区，这标志着我党统战工作的巨大胜利，赢得的是人心所向。

9月12日与9月13日，这两个日子绝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它是我党一直坚持的“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具体体现。

回到解放区，大家异常兴奋，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沈钧儒等很快就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开始研究《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并建议中央把《草案》带给还在香港的其他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征求意见，并请他们早日北来。他们给中央的这条建议后经钱之光和香港工委传达给了在香港的其他民主人士，从而使处于犹豫中的部分人士打消了顾虑。

再说杨琳的两个孩子：到哈尔滨以后，他们把杨琳写给陈云的信交给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

不久，陈云把孩子接到自己的办公室。

陈云问秦福铨有什么打算。秦福铨说：“我想参军。”当时我军在东北刚刚建立了一所航空学院，缺少有文化的学员，考虑到秦福铨是大学生，陈云批准他进入航空学院，成为我军第一代飞行员。秦钢年龄小，继续读书，他和延安来的一批孩子编成一个班，开始了大学生涯，李鹏当班长。他们之中很多是像秦钢一样的烈士子女。

《红色华润》 (中华书局出品)吴学先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