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昌：我成了全国上学之最:1946年入小学计6年;再入中学，计6年;入大学，从1959年到1979年计20年，共计学历33年。

劳改就是你犯了法了，用劳动来改造你。那就不是缝缝扣子、洗洗手绢那种劳动了。强劳，重劳，130斤的一个水泥构件，一个人装车，一搬就是一天；118斤的麻袋，一扛一天;自己上肩儿自己扛，还要上“过山跳”;筛石头子儿，普通职工一天筛3方，我们是20方；挖坑填土，普通职工一天半米，我们是3米;打草，好打的草场只属于普通职工，每天300斤，我们要满山遍野地乱跑，一天，1000斤!普通职工按的是国家标准，我们按的是劳改标准。真有完不成的，你再卖力气找不到草也是白搭，于是过秤的时候在草捆里加石头，加多了就露馅，那么一小捆草怎么会有100多斤?拆开检查，草落石出，就要挨一顿臭批斗，少不了挨几巴掌。

最多一天要干16个小时的活儿，凌晨四点到晚上八点，收工回来，一个个都像霜打了的叫花子，拉着胯就进屋了。再学俩钟头“毛选”，再批斗俩钟头那“加了石头”的反改造分子，只剩了四五个钟头睡觉。脑袋一沾枕头，一秒钟便可进入梦乡，死猪一样。

后来好多人找窍门学会了边走路边睡觉。有时出工路上要走一个小时，可以美美地睡一觉，但最不“美”的是偶尔队伍突然停住，你的头就会撞到前边的人肩上扛的铁锹或镐头上，不出血也得弄一个包。

人的体能是有极限的，干这么重的活儿，这么劳累，靠什么顶着?一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二就是吃。

我们这一百多个犯人，都是从北京各大学里揪出的反动分子，稍微高级一点儿，因此不吃大锅饭。每人都有粮食定量，根据劳动表现之优劣，分别不同定量。我是最高的。我劳动向来不惜力，是每月45斤。最少的就只有35斤了，而且每月评定，劳动表现突出的奖励粮票，两三斤到七八斤不等。

您一听一定又以为:好家伙，45斤?吃得了吗?撑死你!是啊，我现在一个月吃粮食不超过十斤，可在当时，跟您说实话，每顿只能吃半饱。就这半饱您还别以为是吃什么好东西，主要是窝头，占70%。我这北方汉子，窝头还吃得挺来劲，南方犯人则不行了，拿起窝头如见牛屎马粪一般，难以下咽。少量大米，也不知从哪个仓库底扫出来的籼米，吃到嘴里刷拉刷拉的，白面就更稀罕了，而且也轮不到我们吃。

有一天中午，我买了八两米饭一分钟吃完、刷了碗就出工。我刚刚吃完要走，忽然专门卖给犯人的窗口又打开了，卖饭的大喊一声:“嘿!你们那帮!有吃面条的吗?”那天职工吃面条，我们是没资格吃的，这一定是剩下了。

一听面条，我俩眼差点儿瞪出血来，豁出去了，机会难得呀!这是革命群众对我们这帮反革命的特大关怀，都不吃那不是给脸不要脸吗?就算到了月底粮食不够吃了，也不能见“面”不吃!

我第一个冲上去又买了一斤六两面条。面条已经泡糟了，可那也是面条啊!这一顿前后吃了二斤四两，刚刚吃饱。

您说一个月45斤够吃吗?

至于说到菜，职工那边鸡、鸭、鱼、肉什么都有，我们只能看着。我们的主菜是熬白菜或炖倭瓜，所谓“熬、炖”就是拿开水一煮撒把盐，当然是一点儿油腥没有的。

“文革”之前还允许我们买个肉菜，可买不起。每人发生活费，最低16元，最多28元，我是最高的，可光粮食就得七八元，抽最次的烟也得七八元，还有牙膏、肥皂(四年没见过香皂)、墨水和最次的纸(写认罪书用)、袜子、内裤(四年没穿过一件新衣服，穿给谁看呐!我的棉衣一共打了112块补丁)，就这样也差不多二十元钱了。我每月攒五元钱，积攒了两年凑够一百元，寄给了我三姨。因为“文革”前她给我寄过一百斤粮票(我当时还不知道她当年卖我赚过120元现大洋)。

所以，就是有肉菜也买不起，也有憋得不行了买个肉菜吃，多买一次就要挨批斗，这就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是抗拒改造。那白菜帮子和老倭瓜实在难吃，干脆不吃。花两毛钱买一大包掺满了辣椒把儿的辣椒面，是最便宜的，沾窝头吃或拌在米饭里吃。那一碗鲜红的米饭，吃起来有刺激。我特能吃辣的，就是那会儿练出来的。

人呐，就是贱骨头。我从小有痔疮，医生严禁我吃辣椒，可从进劳改队那天起，不管吃多少辣椒面儿，痔疮从未犯过。这样吃，就可以节约不少菜钱，白菜、倭瓜一盘儿两分钱，十顿就是两毛，而这一大包辣椒面儿可以吃二十顿。这能节约两毛钱啊!

我们这些劳改犯，最盼望的就是“五.一”和“十.一”。这两天管理组要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菜票(当然还是自己掏钱买)可以名正言顺地吃一个“熘肉片”或“炒鸡丁”。

我们拿到菜票，那真是盛大节日啊!一个上午干活儿，脑子里全是油汪汪的“熘肉片”。中午排着队进了食堂，一个个都两眼发直地望着卖饭的小窗口，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过于劳累，站在前面排队的钢铁学院的反革命xxx，突然斜刺里摔倒下去，“砰”然倒地，职工们先是吓了一跳，继而都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只见他倒在地上，脸色铁青，牙关紧闭，看不出是死是活。

我们早把“熘肉片”抛到了九霄云外，不敢把他往监舍抬，几个人一拥而上直接抬到了管理组。管理人员一言不发地看着，脸色也是铁青。于是喷水、灌水、掐人中、捶胸，大约十分钟，他醒过来了，可能他自己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愣了一下突然坐起大叫:“我的菜票!”

大家忙低头乱找，没有。又有人急忙奔向食堂，是否摔倒的时候扔在地上了?

我们扶他站起，只见他左手始终攥着拳头，便叫他张开松弛一下，手一张开，菜票就在他手中。他始终死死地攥着啊!有人流泪了.....对

不起，写到这里我的眼眶又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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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见过“革命群众”对“反革命”进行的种种残害和侮辱，我都不曾流泪，可这件小事，我流泪了...我不知道“人”字该怎么写!

“文革”前虽然有我三姨的粮票接济，毕竟有限，我要吃饱，一月至少九十斤粮票。寄一百斤来，也不过吃三个月，但比那些无外援的，就很叫人眼红了。我是个不大忍心吃独食的人，有时就三斤两斤给实在困难的人，结果被人汇报了，我被批斗。罪名是“搞不正当的反动关系，拉帮结派破坏改造”。

我们还有一个不是节日的盛大节日，那就是跟着职工去南口镇干活，一辆大车装着胡萝卜、白菜什么的，或者拉煤和水泥构件。

只去一个人。车把式是不干活儿的，全靠你个人装，这就特别需要有力气能干的。职工一般到劳改队点我的名去。早晨去，来回五十多里地，一辆马车回到农场要下午了，中午这顿饭就可以在南口镇吃了。关键是不管你怎么吃没人管你了，宁可超定量多花钱，哪怕晚饭不吃了呢，这顿也要大开斋。

有一天我又被点名，一出门就想好了，今天至少三斤炸酱面。车行半路，忽然惊得我一身冷汗，我说坏了!

车把式忙问怎么了?我说我忘带粮票了，他说:“什么大事啊!一惊一乍的，我带了!”

我怯怯地问，您带了多少?他说:“一斤!还不够咱俩吃的?”

我只好长叹一声，蔫儿了。他立即说:“我知道你能吃，一斤都给你，我有瓶啤酒就行了。”

认倒霉吧，盛大的节日是过不成了。那个后悔呀!

等干完了活儿，进了饭馆，他果然只要了一瓶啤酒一个菜，我则要了一斤炸酱面，三两分钟就吃完了。

他说这回行了吧?饱没饱?我苦笑着说:“哼，才一斤面条儿....”站起身要走。他一把拉住我说:“等等，别饿着你。”他四下张望，居然找到一个熟人借了一斤粮票给我，说吃多少你自己去买吧。我又买了一斤，三两分钟吃完了。

他惊得连啤酒都忘喝了，一直呆呆地望着我，最后说:“你他妈是人吗!”我心说我早他妈不是人了。车把式剩了一点儿啤酒没喝完就走了。把我给馋的，也不好意思要来喝，“臭老九”嘛，还顾点儿面子，两年不知酒味了。

可巧有一天，电影学院调我回城核实“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只我一个人。一到南口镇想大撮一顿，先要了一瓶啤酒，可没人管了!一口气就把一瓶全喝了。坏了，常年不喝酒，肚子常年空空，立即头晕目眩，也顾不上吃饭了，忙奔火车站。一进门就不行了，一头趴在长椅上昏睡过去，醒了以后还好，赶上了末班车。

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节日，那就是每年的春节。职工走光了，食堂不开伙，我们也放三天假，从食堂领回白面、肉馅儿，自己包饺子。三十晚上，按每人一百个的数量包好了饺子，当然吃不完，每人分了一百个。

那时为了吃，经常打赌。一种是扎肩膀，用大头针往肩上扎;因为长期劳动，肩膀上一层厚厚的老茧，比如四个人，依次扎来，谁最深谁就赢了，每人给他十个饺子。没人跟我比，他们输过，我的最深，近半寸厚。

还有一种是泡凉水，数九寒天，门口有个大水池，有个粗大的输水管“哗哗”向里灌水。再从池口排出流向田间，谁敢下去泡十分钟，输了的给他买个肉菜。

矿业学院的一个小子脱光就跳下去了，五分钟以后，他开始嘴唇发紫，两眼发直真不行了。打赌者大喊:“行了，出来吧，我给你买菜，我输了!”这小子还特别讲信用，死不上来。十分钟后大家把他拉上来，已是浑身发抖，两腿僵直，回到屋里盖上四层棉被还打哆嗦，一连高烧两天，什么好菜也吃不下了。

今儿是吃饺子，有个小子叫板，100个全吃了，吃不了的掏钱。这小子比我矮半头，又瘦又小，怕他?我说我和你赌。两人面对而坐，来吧!吃到第九十个的时候真不行了，俩人都不行了，互相瞪着。反正你吃一个我就吃一个，围观的人气氛紧张。吃到第九十九个，都停下来了，那小子运了运气终于吃了最后一个。

也怪了，就剩那一个，我是无论如何不行了，我知道只要再吃一个我吃的全部饺子都会吐出来，我恶心!我输了!我掏钱!我太冤了!连撑带气我一宿没睡。

第二天再包，却吃不下了。我剩了一大盘，用碗一扣放在桌下，准备第二天再吃。

谁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饺子一个不见了。谁偷吃了?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凶狠地望着屋里的人，谁都知道我要拼命了。

50个饺子是什么概念?能不拼命吗?所有的人都惊恐地否认，绝对没偷吃。我想也没人有这个胆量，论劳动干活，我是全队的前五名，凶得咧!可饺子哪儿去了?经过大家缜密地查看和分析，是被老鼠盗走了。不信晚上做实验，盘子里放了一个饺子，用碗虚盖上，将灯拉灭，全体床上静坐，一有响动立即开灯。哈!果然，一个耗子四脚朝天抱着那个饺子，另一个耗子咬住它的尾巴向洞里拖，真开了眼了!它不是先吃，而是贮存，太可恨了!

第二天，去食堂捡了一个废油瓶，借了四个老鼠夹，瓶口和夹子上都弄上肉馅，天一黑，关灯!大家连气儿都不敢大出，只听“叭”的一声，开灯!嗬，一个耗子还抱着瓶子舔瓶子口呢，还有一个被夹住了，正“吱吱”地叫。把老鼠拿下摔死，再将夹子支上，关灯!

“叭!”开灯，又一个，一直抓了十几只，方解了我心头之恨。耗子太多了，常常招摇过市如入无人之境。

春节我们一人分得一个苹果。我们是果树农场，苹果成山，可落果没人要，自然便宜了我们。譬如葡萄，我们只能吃处理的，两分钱一斤，烂的一分钱一斤，每人都能吃一大脸盆至少十斤。发的那一个苹果我没舍得吃，放在了枕头边。以前在家里过春节，三十晚上妈妈必要拿一个硕大的红苹果放我枕边，取个“四季平安”之意，这次也算是旧梦重温吧。没想到我睡得如死猪一般，第二天一醒见这苹果居然叫耗子啃了一半儿。罢了，您都劳改了，四季还平什么安!

师范大学一小子，不会做饭，也不愿麻烦别人，把白面和馅儿卖给别人拿钱买了十斤挂面。早晨起便找人下棋，将一斤挂面顺在暖水瓶里，灌上刚开的水，一盘棋下完，将面倒出，已经泡熟了，倒点酱油，几口就吃完了。下了一天棋，竟吃了五斤挂面。

您想，这个吃法，粮食定量能够吗?反正我每到月底至少两三天就没粮食了，这两三天只好“瓜菜代”。

所谓“瓜菜代”就是光吃菜不吃粮食。这是中华大地一九六0年困难时期发明的新名词儿，以瓜菜代替粮食，于是二分钱一盘的盐水白菜，来十盘儿，然后就去扛一百一十八斤的麻袋。两分钱一盘的盐水煮倭瓜，来十盘儿(多了也买不起，不但没粮也没钱)，吃完了再去搬那一百三十斤的水泥构件，能不饿吗?两脚发软，眼冒金星，下了工浑身打晃儿。

总得想法子，各村都有很多的高招儿。一天收工回来，看见路边职工在买大葱，一分钱一斤，我买了十斤；一顿吃一根，那得吃多少顿?一个月至少可省八九毛钱，那是多少盘盐水煮倭瓜?刚拿到屋里，管理组派人来叫我去，有人汇报了。

管理人员拍桌子瞪眼地怒吼着:“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还要买大葱?那是职工的福利葱!你也配吃大葱?你个腐朽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你还要吃大葱!你还想吃什么?写检查!”

我不但把大葱全交到了管理组，还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从“小时候就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检查起，深挖“买大葱”的犯罪根源，我实在是太“反动”了。

明的不行，来暗的。南口农场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滩地，经常有野兔出没，何不打兔子!开始不行，一来二去有了经验，有了准头，我成了射兔神手。兔子胆小，一出现立即钻入草丛，你左手拿块小石子儿，右手拿块大石头，轻轻从坑底爬上来扬手准备好:先将小石子儿扔向草丛，这叫打草惊兔，它会立即窜出，右手的石块奋力打去，我几乎是百发百中。死兔扔到坑里，收工以后以上厕所为由，到防护林中把兔子剥皮，放在大茶缸里一煮，撒把盐，一个人吃一只。那可比盐水煮倭瓜好吃多了，那是肉。

后来发展到抓刺猬、黄鼠狼、野猫。最好吃的是刺猬，剥开硬壳以后，壳上有一层厚厚的板油，先放在茶缸里炼油，把油渣吃掉，然后将刺猬切割放在油里炸，哎呀!“酥炸八块儿”。谁享受过?

最美味的是蛇，但不多见。一次搬水泥构件，搬到最下一层，好家伙，十几条大大小小的蛇。正在冬眠的蛇，一见阳光立即窜动起来。我把构件一扔。真是艺高人胆大，我用手奋力拍去，将十几条蛇“劈劈啪啪”打死，塞到了我的棉衣中，整整炖了两大茶缸子，连汤带水全吃了，这是高级餐馆的“蛇羹”啊!

还有一次打草，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条蛇，太可怕了，蛇只有一米长，竟有铁锹把儿那么粗，而且不跑，冲着我伸舌头。审视片刻，我突然抓住蛇尾抡圆了往石头上摔，一下、两下，那蛇竟然大大地张开了嘴吐出了一只没了毛的麻雀，再摔又一只，一连吐出四只，那蛇一下子变得只有大拇指那么粗了。原来肚子里有货。这下好了，连蛇带麻雀，炖了一大缸子的“龙凤呈祥”。从没吃过这般美味，要是有点儿葱姜蒜就好了。

实在没什么好打的了，若想果腹，那就是麻雀了。麻雀所以不受青睐主要是太麻烦，小，还得拔毛儿，开了膛后又没多少肉。不是没有可吃的吗，总比没有强。麻雀最好打，进了牛场堆草的大棚，麻雀多得成了灾，只要用大扫帚用力一拍就七八只，拍个百十来只，拿脸盆一煮，撒上盐和辣椒面儿，味道也不错。一盆吃下去，省了一顿晚饭，也值!

又有人打小报告了，管理组把我叫了去，习惯了，不就是换顿臭骂要份检查吗?这种错误因为不太反动还不至于挨打。奇怪，管理人员没拍桌子，却问我兔子怎么打，我说用石头，他不信，我详细介绍了经验，他说哪天打一个给他看看，我说那你得蹲到我坑边儿等待兔子出来。当然他没有等，我反正免去了检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吃的是猪狗食，吃得舒心也还罢了，“文革”开始以后，“反革命分子”买饭又有了一条新规定，叫你吃猪狗食也吃得心惊胆战。所有的反革命、黑帮、四类分子全归到了一个窗口，在最边儿上，那就有差不多两百人;别的窗口都没了人，也不许我们过去，这还无所谓。

最要命的是，买饭前要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其实这也没什么难的，可架不住卖饭的存心治你。你得先背“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然后问你买什么?一个白菜四个窝头，第一个走了。第二个上来也背“凡是错误的思想....”里边立即怒斥,人家刚背完你又背，靠边儿站!得，买不成了，这一靠边儿就得等两百人都买完了才轮到你。

第三个上来了，背条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里面的人更怒了，这也是你能背的吗?你要造谁的反?靠边儿站，又一个。

第四个上来了，背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更砸了，你不忘?你要跟谁斗?靠边儿!第五个上来了，里边儿又出幺蛾子了，背“语录”第十一页，这谁记得住啊?没的说，靠边儿。

第六个上来要他背十五页第二条，这小子是电力学院的，极聪明，他知道里边那人不过是瞎说一页，他也未必知道，便乱背了一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真灵!买什么?八两米饭一倭瓜，他过关了。

第七个上来了，第九页第五条，有了前车之鉴，他也顺口就来，“要斗私批修”，其实根本不是这条儿，里边儿那人却说，五个字儿，你倒省事!这不算，靠边儿!

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这么扯皮，直到出工哨儿响了，还有好些人没买上饭。甭吃啦，赶紧去集合，出工是哪个也不敢迟到的，只能饿着肚子干半天活儿。

人人自危。后来买饭前都得想好了“语录”，问问前后的人不能重复，还要适合批判自己反动本质，还不能太长，长了他说你故意捣乱;也不能太短，还得记住是哪一页，万一他正好知道那一页那一条，你瞎说，不成了欺骗革命群众，诋毁毛泽东思想吗?真累!您说，这还叫吃饭吗?不就酱油汤子拌倭瓜，盐水煮白菜帮子嘛!至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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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农场劳改快两年了。我们是被明令禁止不许议论，当然更无权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可是，整个农场铺天盖地的贴满大字报，每天排队去买饭，总要偷看几眼大字报，终于明白了，这次运动主要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于不是整群众了。心里不那么紧张了，可太幼稚了。

没几天，首先看到的是四类分子劳改队的人全都被剃了“阴阳头”，实在过于怪异，不是剃光，而是东留一绺，西留一撮，坑坑洼洼、长长短短，这叫“牛鬼蛇神头”。我们很庆幸，大概对我们的政策与四类分子不同，没把我们剃成那副德性，那种侮辱，作为一个人，是无法忍受的啊!当时我们对红卫兵造反的情况一无所知。还寄希望于什么政策，这不瞎掰么?

八月中旬，正要出工，忽见门口贴出一张大告示，勒令我们四点前立即将狗头剃光，否则“格杀勿论”。这下儿可全懵了。

但依然抱有幻想，组长跑到管理人员那里问是否要听红卫兵的命令剃头?

管理人员竟反问:“你们说呢?”

这还用说么?剃!

“臭老九”总是能找到解脱自尊心受辱的理由，有人便说，这是红卫兵对我们的宽大，剃光总比四类分子的“阴阳头”体面多了。

可是一百多人，只有三个推子，一个小时如何剃得完?于是，剪子、刮刀、剃须刀、推子，凡能将头发彻底消灭的工具全都用了。

都是狗头，也没那么讲究，“格杀’都“勿论”了，“格剃”还论什么!

神速，不到四点，全光!

只有邮电学院的一个小子，牛x!坚决不剃。他认为这是侮辱，人身侮辱!士可杀而不可辱!好像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侮辱”似的。

对红卫兵的宽大毫不感恩，结果被红卫兵打得鲜血淋漓脑袋开花，并按四类分子标准剃了“阴阳头”。

这本来是件很悲惨的事，可最不可思议、最让人奇怪的是，剃了头的诸君坐在屋里等红卫兵揪斗，瞪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突然都大笑起来。

我也笑得肚子疼，这种笑是非常反动的，若被红卫兵看见那是定要“格杀”的，都知道这“笑”的危险性，可谁都忍不住，有捂住嘴的、有低着脸的、有扭着头的，只是笑。

我居然想到很多文艺作品描写的悲惨场面:哭、悲痛、撕心裂肺，都不对了，应该笑!

你不笑因为你未身临其境，“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一声断喝，我们被红卫兵押到大礼堂前的小广场上。都不笑了，因为我们身上立即溅满同伴的鲜血，于是罚跪、挂牌子、游街。

这游街只在书中看过，那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却不知游街竟如此难过，没点儿功夫还真不行。九十度弯腰前行，最要命的是还要双臂举起前伸，这很难过，不信您现在就试试，看能坚持几分钟?

也许看到这里您出于好奇真就试上了，体验一下，怎么样?....您坚持了多久?

街两旁全是手持棍棒皮鞭的红卫兵，而且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后来才知道，总部有令，如有反抗立即枪杀。

我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而且专门往水洼、泥地里赶。只听见混乱的谩骂声和吆喝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劈劈啪啪”的抽打声，听到最多的喊声则是:“妈了个x!把胳膊伸直!”没错儿，两臂伸直太难了，我已经坚持不住了，可我深知把两臂放下来的后果。

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把两手放在前面那人撅着的屁股上?这么混乱的场面，总不会被发现吧?

我快走两步，把疲劳到极限的双臂搭在前面的屁股上，那叫舒坦，那叫痛快，假如当时有人问我:“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什么?”我一定回答:“把双手放在前面的屁股上”。大约也就十几秒钟，我的不轨行为被发现了，随着一声:“x你妈的俩手往哪儿搁?!”一棍抡下，疼得我忙把手缩回，可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第二棍狠狠抡在了前面的屁股上，我很内疚，真不是故意的，叫他挨了一棍，后来很想向他道歉，但始终没弄清那是谁的屁股。

当时的游街队伍已没有队形，混乱不堪。可就那十几秒钟救了我，使我一直坚持到游斗完。

我们被赶回监舍，刚一进屋，砖头、石块儿立即从门、从窗户雨点般地飞进来，伴随着男男女女红卫兵的不堪入耳的愤怒的脏话。谁也不敢抬头，只听见被打的“哎哟”声，我站在双层床的一侧，一块砖头狠狠地打在床柱上，距离我的鼻子一寸，床柱上立即有了一个坑，若打在我头上，也就“格杀勿论”了。我们无一人反抗，哪怕是稍稍的反抗，没有。

第二天斗四类分子，我们全体被拉去陪斗。我们被放走时，我第一次领略了“吓得腿肚子朝前”的滋味儿。有了这一连串的惊吓和受辱，才有了我后面的自杀，咱们还是另起一段吧。

对于劳改犯来说，劳动只是手段，其惟一的目的是“认罪服罪”，我没认真统计过，五年中我写的“认罪服罪书”少说也有上百万字吧，我完好地保留至今。“平反”时发还给我，没舍得烧。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嘛，这好像是列宁同志说的。对于劳改犯来说，管理人员最怕的是什么呢?翻案!你一翻案就是说你不是反革命，那管理组就错了，把你定成反革命的原单位也错了，那就是“党”错了，你想想“党”能错吗?所以“认罪服罪”是首要!其他如不好好劳动，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打兔子吃刺猬等等，那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犯人的“翻案思想”稍稍有点风吹草动，蛛丝马迹，那就是塌天之祸，就要全体总动员，严批狠斗。不但叫你体无完肤，也是杀鸡给猴儿看。

“文革”之风刚刚吹来，监舍之中立即人心浮动，因为把我们定成反革命的直接下令者，是当时市委某负责人，他被揪出来了，他是反革命，那我们就不应该是，总不会敌人把敌人揪出来吧?不是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么，于是翻案思想泛滥。

结果一个个翻案者被揪了出来，那种惨不忍睹的批斗，令人胆寒。我不止一次地警告自己，千万别走这一步，那将是灭顶之灾。

可事实上，有些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您读过雨果“同志”的《悲惨世界》吗?冉阿让明知再隐忍一下便可被释放，但他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狼，只要看见一点儿亮光就要越狱，就想逃出去，狼性。我也不例外，我看到了一线亮光。

其实，我当时翻案之心已死。当那一轮对翻案者的残酷批斗后，大概是为了消灭犯人的翻案幻想，管理人员宣布说，当时市委有些人把我们揪出来是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是在大学生中选出一批反革命的精兵强将，放在了劳改农场监护起来，作为反革命的别动队，随时准备利用这批力量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这才知道不是敌人揪敌人，而是敌人在保护敌人。没想到我们还如此受领导人的重视，这么有用，能不受宠若惊?既然如此，你还翻他妈什么案?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啊。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每个犯人所在的原学校又都揪出无数的反革命，凡曾与我们有关联的人都难幸免，于是每天都有人来我们劳改队找犯人外调。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所在的电影学院造反派“井冈山”的革命领导前来找我外调了，令我瞠目的是，同行的三人竟是原来和我一起打成“反动集团”的成员，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只受了“警告”或“记过”处分，只有我是反动资本家而一人入狱。

我本以为他们也难逃此劫，早被揪斗了，哪知他们都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原来所定的“错误”，却变成了向黑党委斗争的英雄事迹!

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呢?咱们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他们说了，我不一样，我是残酷迫害工农子弟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是罪不容诛的反革命分子。班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动集团，只有我一人是反动的，当然也还有反动同伙，那就是我和两位班主任田风和汪岁寒，我们三人勾结在一起，残酷排挤、迫害工农子弟，施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在班上复辟了资本主义!必须交代如何陷害的工农子弟，把那些诬蔑工农子弟的不实之词全部翻案，重新交代我们三人反党罪行的巨大阴谋。而且给我规定了一二三四等具体罪行。

他们声色俱厉，我低头不语，没这个道理吧?太不合情理了嘛!要翻案大家一起翻，玩儿这种舍车保帅的把戏，太不仗义，太不光明正大了吧!他们又说你必须重新交代，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否则你也知道红卫兵不是好惹的。我当然知道不是好惹的，我早见识过我很讨厌威胁，可我是个软蛋，当然不想惹红卫兵。我不知电影学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肯定造反了，但对立面的红卫兵肯定揪住他们曾是反动集团成员不放，他们必须先正名，便不得不来找我把他们身上的一身烂屎先擦干净。好好儿说嘛!把你们的难处告诉我，我肯定帮忙，反正我已入狱了，不过是只“死老虎”，牺牲就牺牲吧!何必装成正人君子来威胁恫吓、拍桌子瞪眼?不都哥们儿嘛!他们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

想了好久，我不能不写。红卫兵的棍棒我是领教过的，于是我按照他们的口径，只写了我与田风、汪岁寒三人“反革命集团”迫害工农子弟的“罪行”，至于给他们个人翻案的材料我一字未写;田风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他们的恩师，而且早在一九六五年已被学院迫害致死，其冤弥天。我写了这份材料，留至现在，每当看见，便觉愧对田师在天之灵，我不是人!

果然，过了几天他们来取材料了。而且三人之中换了两人(我们当时全班二十三人中，有八个被打成“反动集团”成员)，其中一人正是当年把我们打成“反动集团”的人。当年，我也没饶了他，揭发捏造了他很多罪行，其中一条儿最狠的是“打倒xxx”，他也成了八分之一。

显然，他们看了材料以后十分不满，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写翻案材料?

我说没想好怎么写。

那位“八分之一”问:“我什么时候喊过打倒xxx?”

我说你喊过。

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学着哑嗓子喊过打倒xxx?”

我说你喊过。

他再问:“我什么时候从桌后面探出脑袋喊过打倒xxx?”

我说你喊过!

对于他，我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谈不上客气。就这样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一直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不知为何突然起身走了，剩下的五个人忽然有四人一起上了厕所，只剩了一个人，是当年“反动集团”的主要成员。

他看看四下无人，突然对我说:“该翻的全要翻!彻底地翻!包括你自己在内!”说完又眼露凶光，满脸诚恳地向我飞快点了几下头。

这一线“亮光”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惊天动地的信号!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全部忘诸脑后。正是毛主席说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

他们又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我的思想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假如按那人所说，包括我在内的此案全翻，那我就不再是反革命，我就可以结束劳改生活，我就是革命群众了，而且还是受到迫害的革命造反派，这太诱惑了，我甚至想到我回到学院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可这案翻得成吗?我并不担心那些已定案的罪行，可以矢口否认，可以辩成是革命行为，人嘴两张皮，由着你随便说。我担心的是这帮人是否可靠?两次来人分明是逼我给他们翻案，没我什么事，我还翻什么案?而那人说包括我在内，很可能是诱饵，骗我给他们翻了，至于我翻成翻不成他们根本无所谓，那时我就会被弃之如敝屣，也可能连破#鞋都不如地被扔掉。我再因翻案而挨批挨斗，关他们屁事?

也有另一种可能，他们故意做局，弄得声色俱厉，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我与那人单独对面之势，这才图穷而匕首见，告诉我“包括你在内”，此行目的就是要救我于水火之中。仔细想来又不对了，他们若真想给我翻案，完全可以把我揪回学院批斗，那时再翻案，我的人身便有了极大的保险系数，我可以不再回劳改队。当时红卫兵组织是有权从劳改队把犯人提走的，管理组也不敢拦。可他们没这样做，我的第一种分析是准确的:诱饵!我怒了，分明是耍我!那咱们就耍耍玩儿吧。

他们深知为我平反冤狱之难的巨大的风险:我若翻不成，给我翻案的人岂不也真成了反革命，所以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叫我给他们翻案，我的不能翻。这样既把他们全择了出来，又表明了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一箭而双雕。至于说的那句“也包括你在内”，完全可以不承认，有旁证吗?谁能证明?顶多是再给我增加一条“诬蔑革命群众”而已。

不给他们翻案，风险极大，红卫兵的棍棒不是吃素的。给他们翻案，风险同样大，那就意味着给自己翻案，岂有一个反动集团却不反动，就我一个人儿反动?那红卫兵的棍棒也是天天要开荤的。

我历经磨难，何等的老谋深算、老奸巨猾，我给所有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全翻了，但每人留了最致命的一条咬死不翻，譬如“打倒xxx”。你说我没给你们翻?明明翻了百分之九十九，你们说我犯了“翻案罪行”?我每人留一条，只这一条，在当时是可以乱棍打死。同时，还留了后路，叫他们知道，不给我翻，你们就休想彻底地翻，就休想把我扔下不管，你们就还得来找我，直到你们彻底醒悟，否则就两败俱伤，至少我先保护了自己，而你们的人身安全并无任何危险。

材料交上去了，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来取材料的不是那些人了，竟是“井冈山"对立面组织的人，当然也是革命群众造反派。

他怒不可遏地指着我已翻了供的那百分之九十九，说我胆大包天，居然敢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不管怎样解释，他根本不理会那未翻的百分之一。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冷冷地望着我，我被勒令重新交代。

我想这应该是两派之间的斗争，见过，农场的职工也分成两派，打得头破血流。这份交代材料我不能写，万一“井冈山”的带着那帮人再来呢?那就瞎了。不写又不成，我采取了拖延战术，总能拖到那帮人再来，然后见机行事。

可一个月过去了，两派的人都没再来，管理组的人也没催我交材料。我忐忑了一个月，终于松下来，心想大概没事了，知道找我也没用。

却不料，风云突变。下午出工的时候，有两个人留下没去，这是常事，肯定是干别的活儿了。等晚上收工回来，进屋一看，着实吃了一惊:上下铺睡十个人的小屋子里，竟然铺天盖地挂满了大、小字报，我的床头几乎被封死。

醒目的大字标题全是讨伐我的。

“郭宝昌翻案，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请看郭宝昌的翻案罪行!’

“郭宝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砸烂郭宝昌的翻案狗头!’

当然，郭宝昌三个字都是倒着写的，都打上了红“x”，我一看便知，这是管理组布置的。急忙跑到管理组，可管理人员根本不听我说，他说他全知道，叫我写好交代材料，准备在组内接受批斗。显然这又是杀鸡给猴儿看。

这一段时间翻案之风猖獗，一个个被揪斗。一是管理组在“文革”开始后曾悍然宣布，我们已改判，全都是“无期徒刑”!既无司法程序，又无任何判无期的罪证，就这么定了，人心大乱，哪个不想翻案?也好找一条出路。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这里曾有两个犯人，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师专的，由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和企图叛逃被升级送进了正式监狱，正经是宣判带上手铐子走的。没想到“文革’一开始，北大那小子突然跑回来了，超出一般夸张地故意惊讶地问:“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们监狱的人全都造反了，管理人员都被揪斗了，你们还在这儿受罪?监狱都比你们这儿强，不用劳动，也没有红卫兵捣乱，你们还不造反?”我们都吓得毛骨悚然，谁敢搭碴儿?他示威一样地说他回来只是为了拿他被捕时没来得及拿的洗脸盆。

管理组的人明知他来了，却无一人敢露面。他走以后直到晚上才把我们集合训话，说北大那小子是越狱逃跑，是永远也翻不了案的反革命，公安局正在通缉他。

奇怪，正在通缉，你们为什么不抓住他?没有人信，又不能不让你想，监狱的都没事了，为什么还关着我们?翻案思想自然是死灰复燃。

正要抓几个人试刀呢，我这个活靶子，管理组焉肯轻易放过!

我回到监舍，已没有一个人再理我，都在低着头写揭发材料，准备进行对我的批斗。其实我在组内人缘还不错，我从未主动揭发过谁或背后打小报告整谁，我十分厌恶和痛恨这种行径，但我依然遭恨。

最主要原因是，所有劳改犯除极个别的，几乎每人都挨过批斗，有的是因为不好好劳动，有的是因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您别以为是真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譬如我有一次上房修屋顶，随便说了一句“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便是恶毒攻击红卫兵，天天打人，我借此发泄反动情绪。这挨得上边儿吗?可就这种言论凑上个十条儿八条儿也要挨一次批斗。

我很有控制力，尽量少说话，我始终没挨过批斗，这就遭恨!有个小子在总结会上狠狠地说:“其实郭宝昌思想最反动，但老奸巨猾，他就是不说，不要以为不说就不反动!”

这叫什么逻辑?反正你抓不住我什么把柄。可这次不行了，我知道我逃不过了，脑子里不时闪过一个个因翻案而被斗的人的惨状。

我心寒了，我不能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蹂躏，我知道我承认翻案必要往死里打，不承认翻案依然要往死里打，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材料交到管理组，他们不看，叫我批斗会时念给大家听。我走回监舍，只听里面有人喊:“不老老实实交代就打!”“什么老实不老实?先打!打完了再交代!”我一推门，全都不说话了，直瞪瞪地望着我。

我说假如我在这儿不方便，那我先出去，你们说完了再叫我进来。

我关上门走了，站在不远的厕所旁的防护林边儿上等候。眼前一片黑暗，我的末日到了，我突然想到了死!叫犯人自相残杀，没有比这更残忍、更缺德的了。

都怎么了?我们之间有什么仇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对，与其受这样的残害、侮辱，倒不如死!士可杀而不可辱!这种思想本来就有，但集体被辱的时候，尚可忍耐，真把一个人提出单练，则感受完全不同了。可一想到死，我的心立即紧缩，手也在抖，我想从脑中驱逐这个“死”字，但已经做不到了，突然袭击已把我陷入绝境，无他路可寻，宁可死!

我懵懵懂懂地被叫了回去，糊里糊涂地躺下睡觉，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没有。

第二天一早迷迷瞪瞪地起床，神情恍惚地出工，也不知道哪天批斗我，我也不想再写什么交代材料，脑子里只剩下那一个字。

莫名其妙地又想我死后会怎么样呢?谁先发现我?把我烧了还是就地掩埋，总不至于抛到荒郊喂野狗吧?同室操戈的犯人会怎么想?管理人员会后悔吗?死了犯人他不负责任吗?有人会往我家里送信儿吗?我妈妈知道了会怎么样?我曾经那样无礼地对待过她。不会，他们怎么可能去向一个反动资本家送信儿呢!想啊想的真他妈累!太累了，比干多重的活儿都累!而且我做贼心虚，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监视我，盯着我，窥透了我企图自杀的阴谋。我更紧张了，尽量装得很平静，其实没人看我，干活儿都躲得我远远的。他们不能和我接近聊天儿，那样便有通敌之嫌，至少划不清界线。

我开始考虑怎么个死法儿，这是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喝农药?果园里到处是农药，但向职工要或偷都容易被怀疑和发现。碰头而亡?我怕我不忍心用那么大的力。切腕?那死得太痛苦了吧?上吊?对，上吊好，前不久刚有个四类分子在林里上吊了，既不毁容还留个全尸。定了，上吊!那得有一根结实的绳子，出工收工的路上，我贼眉鼠眼地踅摸绳子。终于在大水池旁觅到一根长短粗细和结实程度都适合的绳子，拾起系在腰间。最重要的是选择一棵树，要有能负重的树杈，高矮还要合适，还不能离宿舍太远，远了是走不出去的。

厕所旁的防护林里有棵杨树好像是专门为我预备的，要不要写几句遗言呢?不必，我不欠谁的债也不欠谁的情，无言可遗。

只有一件事叫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在我千衲万补的棉衣上，一块补丁下面缝着我入狱前女朋友的一张照片，我死以后，他们是一定要抄检我的东西的，万一这张照片落入他们手中，那将是对我神圣情感的一种亵渎，追根寻源也会给我这女友带来无穷的后患。

对!必须把这张照片处理掉。当一切想定的时候，我突然如释重负，立即轻松起来，轻松得简直有点儿愉快，你说怪不怪?

我曾读过托尔斯泰写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他写过一个士兵在战场上临死前的思维状况，我在读书笔记中曾大大赞赏过老托的惊人的笔触，太精彩了，我始终怀疑是老托本人经历过的场面。现在我也体验了一把，我明白了，人要自杀，最恐怖最紧张的是决定死的过程，一旦定下来，整个儿的身心便全都解放了，有一种不必与凡人再打交道的彻底的轻松。让一群的“凡鸟”来“观葬”吧!

过了两天，管理组终于向我宣布，第二天开我的批斗会，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准备好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准备，这无异于向我宣布，可以死了。

入夜。熄灯以后，很快不到一分钟，我看到同舍的人都已呼呼大睡，那都是累瘫了的人。我依然精神百倍。几天来我睡得极少，也不困，也不累。我将棉衣抱在胸前，又慢慢将被子拉起，将头蒙上，然后把周边四角全掖好，以免漏光。

我打开手电筒，轻轻将棉衣上的那块补丁拆开，取出了我女朋友的照片，我凝视良久，深情地亲吻了两下，终于下决心将照片撕碎，放在了嘴里。照片纸很硬，无论如何嚼不烂，不信您可以试一试，只能嚼成一个硬纸团，我只好十分艰难地咽了下去。

做完这最后一件事，踏实了。我关了手电筒，掀开被子，从床下拿起绳子，悄悄地下地走出监舍。我觉得挺悲壮的，比后来与母亲较量，与养母诀别，垃圾堆里捡书，单刀赴黑社会的饭局都要悲壮。

外面，月光如水，我心里也静如止水。好像不大像一些文艺作品中描写的那样，自杀前要哭天抹泪，怨天尤人，或说什么“祖国啊永别了”、“爹娘啊，我不能再尽孝了”之类，好像都不太对，我不但不紧张，也不悲痛，而且还有些得意。我终于没让你们侮辱我的阴谋得逞!

我来到防护林里找早已看好了的那棵树，还没走到，忽听一声呐喊:“干什么的?”随即有七八个电筒光亮了，全都向我射来。这是巡夜的红卫兵，怕阶级敌人搞破坏。其实这些人白天打扑克、喝酒、睡大觉，晚上没事儿出来了，最大的乐趣就是找一个黑帮分子审着玩儿。玩儿累了，也天亮了，他们又去睡。

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以为他们发现了我要干什么，连忙大叫:“上厕所!”

我迅即转身向厕所跑去。我站在尿池子上透过小纱窗口向外张望，想他们过去以后我再行事。谁知这帮人来到我们监舍对面便席地而坐，那里有个小土坡，嘻嘻哈哈聊起天来。等了一会儿，看那意思暂时走不了，我只好走出厕所。几个人的手电筒又向我射来，直把我送进监舍，

我又躺下了，只好等。

等“死”的滋味儿就不好受了，大有度秒如年之感。慢慢听到外面没有声音了，我又悄悄起来向外走。刚一推门出来，没想到七八个电筒光立即射来，大吼着:“干什么的!”

这帮小子根本没走，还坐在那儿。我只好又大喊:“上厕所!”我没别的可说，只听一红卫兵骂道:“你他妈一晚上上几回厕所!”

我他妈也不想上厕所啊!但没辙，只好再进了厕所，依然透过小纱窗向外望，这几个“孙子”(后来有人说这几个人是你的福星，受天意来保护你的)看来是不想走了，跟我耗上了。

我只好走出厕所，他们照例又用手电筒光把我送回监舍，我再次躺下，不知为什么忽然不想死了。去你妈的，爱他妈怎么着怎么着吧，睡觉!

这时才觉得真的太累太累了，从未有过的一种疲惫，一秒不到，我进入了梦乡。

您大概觉得真没劲，闹了半天你没死，连吊都没上成。哪怕吊上去了，再让人救下来又活了，也比这有劲，这叫什么“自杀”?一我真要死了，您还看得到这篇文章吗?

人有这样一次经验挺宝贵的!

资料来源：不知道的《大宅门》导演郭宝昌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