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丰富的战场经验、身居八路军前敌指挥部2号首长位置的左权，竟会战场捐躯?这有内外两层原因。

从外因讲，“百团大战”的胜利让华北日军恼羞成怒，因此，想尽办法妄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1942年春，华北日军头子冈村宁次先对冀中平原实施“五一大扫荡”，接着趁我方注意力凝聚于冀中时，又转向太行地区。冈村的第一军主力3万多人，在“五一大扫荡”后半个月便开始“蚕食”太行、太岳地区。

日军派出两个精锐联队，身穿中国老百姓服装或八路军的灰色军服，不仅样子像，行为作风迹逼真，骗过太行根据地的众多眼睛，在我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深入太行腹地与我军接近。

为掩人耳目，日军频繁在晋、冀之间调动。5月22日，从太原至和顺，从刑台到武安，从襄垣到潞城都出现敌情。至22日晚，我方又收到日军第四十一师团主力乘汽车向辽县、和顺快速开拔的情报。“彭左”当机立断，命主力部队迅速开拔，跳出敌人的重兵包围圈到外线作战。主力开拔后，敌人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日军以为是一二九师首脑机关，即刻重兵合围。所以，左权牺牲的外在原因是，1942年5月中旬以后，狡猾的日军迅速改变在华北战场的战术，导致我方情报延迟;同时,敌人又采用了最新的电讯技术，最终总部及北方局机关被日军当做一二九师首脑机关，以数十倍于我的重兵包围，而我方大多为非武装的机关干部，突围困难。

从内在原因讲，是因为左权奇特的“分裂身份”：他是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员之一，手握军事大权。而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与其军事地位却形成强烈反差一一直到牺牲，他都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的“托派嫌疑分子”!

左权在留苏期间，成绩优异，为人正派，威信高，但因从不主动向王明靠拢引起王明的不满。1928年的一天，左权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王明知道了，就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受到严格审查。

左权1930年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集团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左权成为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后虽经左权多次申诉，王明始终没有撤销给他的处分。

所以“托派”和留党察看成为戴在左权头上十多年的政治“紧箍咒”。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王明见了彭德怀还大骂:“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左权是托派，你们为什么还让他当参谋长!’

1940年4月，朱总司令回延安时，彭老总请朱德向上反映，说左权虽为副参谋长，但肩负的就是参谋长的职务，仅此一点，从工作着想，也应该拿掉他头上的“紧箍咒”。

1941年的一个晚上，左权手拿刚收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文件，找到彭德怀，流着眼泪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

1941年11月，左权再次写信向党申诉，此信由彭德怀用电报拍发给中央书记处。

“被托派诬陷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的最大耻辱，实不甘心。......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也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2年春，兼任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特意就左权的所谓政治问题和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谈话，彭总提到了他准备以个人的名义上书中央，要求解决左权的问题。彭总当时严肃地说:“事情还没有个着落。请你们先不要对任何人,包括左权同志本人，讲我上书言左的事。”以上诸多事实说明:得到组织的信任，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是左权一个强烈的心愿。

1942年5月25日，左权殉国。他关键时刻舍身取义，尽忠职守,放弃一切求生的机会，用生命证实自己对党的忠诚!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左权之牺牲本可避免，当时许多一同突围的同志都有此看法,在撰写的文章中，大都用了“舍身取义,尽忠职守”这两个词，可见这是公识。

彭德怀撰写的“左权同志碑记”

发现和处理左权遗体的是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他们在突围时看见了牺牲的左权将军,极为惊异悲愤。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部都为日军弹片击中,鲜血涂地。他上身穿灰斜纹布军夏装，前胸有两个口袋,腰束宽皮带,打着整齐的绑腿，脚上是布鞋,右手紧握着一把左轮手枪。他们将左权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至一处荆棘丛中，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他们突出去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彭总，告之左参谋长已殉国，并呈上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彭总难过得没有转身更没有接枪......

敌人退出后，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登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木，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并就地掩埋。没曾想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到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在十字岭到处挖、找，终于挖出了左权的棺木，打开后给遗体照了像，登在了敌伪报纸上。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大地举哀，复仇的呼声响彻华北。这一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知道的，但一直没有公开。

左权的殉国，当时在党内军内震动都很大。本来革命军人战死沙场不足为奇，但十余年来左权是戴“罪”在前方作战，他忍受着巨大的委屈，为党立了大功。在5月25日的突围中，左权更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全了大多数干部的生命，保全了我党我军的机密。所有的知情人，一想起来就心痛!毛泽东的心也很痛，尤其是当他获悉左权牺牲三四天后遗体才得以掩埋,而掩埋之后又为日军挖出照像.....心里就更是痛不可当。

关于左权的党性问题，周恩来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华日报》撰文，代表了中共中央对左权的看法。

“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

毛泽东经过深思，决定用另一方式解决左权的问题。这就是不为左权的所谓托派问题专发文件平反，而是在党内军内给左权以极高的评价并予以厚葬，同时将左权作为我党抗日军人的楷模大力宣传，树立他的民族英雄形象，号召根据地军民团结起来，为英雄复仇，让华北的抗战迈上新台阶。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我党领导的所有宣传工具都大力宣传左权的英雄主义精神，党内军内主要领导人都题诗撰文纪念左权。朱总司令赋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诗一首,诗日:“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总司令还特意写上“志兰同志留念”。此外，朱总司令还写了数千字的悼念文章，载于1942年6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八路军总部在河北涉县莲花山下挑选了一块风景秀丽之处为左权修了陵墓，彭总亲写墓志,朱总司令题诗。1942年10月10日为左权将军公葬日，参加公葬的除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总部全体同志外，尚有五千军民。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一时间“为左权将军报仇!誓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呼声响彻天地，当场就有500多青年报名参军成立独立营。左权的牺牲地辽县更名为左权县，我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左权将军全家福

朱总司令认为左权和“女同志中的佼佼者”刘志兰很般配，亲自为他们搭鹊桥，使得34岁的左权结婚成家有了下一代。

左权是员儒将，内心世界很丰富,是一个情感细腻的汉子。他在苏联留学时，国内去的女同学很少,可有一位就爱上了左权。据知情者回忆，这位林姓女友是知识分子出身，对左权非常之好。后来左权因“托派”问题受到严格审察,对方不得已离开了左权。

刘志兰生于1917年，比左权小12岁。她是北京人，与彭总夫人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和好友。一二・九运动时期,刘志兰很活跃,是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并负责外联，许多老同志对年轻时的她记忆犹新。

刘志兰身段玲珑，肌肤雪白，明眸皓齿。讲话时口齿清晰,声音清亮。她读书很多,写文章很快且通顺流畅富于激情。她还有一手好书法，北师大女附中的不少同学以其字为帖练字。当年她为许多异性所爱慕。但她虽性格激情外向，接触的人也不少，对感情之事却很慎重。在认识左权之前,她从未谈过恋爱。到延安之后,刘志兰、浦安修、叶群被并称为延安的“三美”。

1939年2月，刘志兰随中央巡视团到太行山巡视,代表中央妇委讲话，一下引起朱老总夫妇的注意。朱总司令很关心左权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克清商量要给左权介绍个合适的对象,但左权对女友要求高,回国10年一直独身。刘志兰有才有貌，能力超群，这回左权该满意了吧。果然朱老总一探口风，左权笑而不语。

做媒的事本应女同志去，但朱老总为保万全，亲自出马找刘志兰谈。老总问明刘志兰还没有男朋友后,就径直向他介绍左权，并说:“这事用不着多考虑啦!我看你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康克清也对刘志兰说:“像左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

1939年4月16日,左权、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左权极为珍惜自己的婚姻，对妻子呵护有加。不久，刘志兰怀孕，早期反应很厉害。当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左权每天傍晚都抽空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一直持续两个多月，这在行伍出身的高级将领中实不多见。

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的男同志都知道参谋长“爱老婆”,女同志都羡慕刘志兰有个体贴的丈夫。婚后一年,刘志兰就为年已35岁的左权生下了宝贝女儿左太北。左权将妻女接回总部,夜里亲自起身为女儿换尿布，做得比刘志兰还细致。

1940年8月，因筹划“百团大战”太忙,左权同意刘志兰带女儿回延安。但对妻女远离，他的心里是很舍不得的。刘志兰自幼丧父,家里又中兄长、老师、丈夫三位一体的人，情感上也非常依恋。她带孩子到延安后，先被安排在保育院工作了一段,这是她最苦恼的时期:离开延安时是自由的独身女干部、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回来时却因被几个月大的小太北捆住手脚,成了一个“保育员”。她给丈夫的信很多,其中不免有牢骚和埋怨。因为两人远隔，思夫心切的刘志兰情绪不稳，刚离开前线又想重返前方和丈夫在一起。

左权百忙中给妻回信，反复说理解妻子的处境,不厌她的牢骚,每封信里都有“志兰,亲爱的!紧握你的手!.”等深情的话语。左权还详细描述了前方残酷的战斗生活，说每逢敌人扫荡，女同志和小孩子是极受罪的,劝妻子安心。他写道:尽管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切就当没问题了!

在左权和刘志兰分别的21个月中，每有人去延安，左权都托人带给妻子一个包裹,内有信有物有钱。其中信11封（实为12封,1封丢失),刘志兰保存了几十年，后转给女儿左太北,编入佐权将军家书》中。钱一般都是20-40元法币不等，皆为左权译著的稿费。物则有发给总部首长的一些营养品、药品，都是从日军处缴获的，还有左权买给女儿太北的花布、毛线，托人做的小衣服等。左权自己发的新军裤两条，友人送的新大衣一件，也都舍不得穿用带给妻子。

在刘志兰从延安给左权捎去的照片上，她憔悴不堪，穿着不合体的肥大军衣,可怀里的小太北却穿得齐整整，吃得胖乎乎，笑得甜蜜蜜。这给左权极大的抚慰。他在信中说:“花儿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太北有妈妈的亲自抚养，我这当爸爸的最放心不过。”

左权牺牲的事，大家都不忍告诉刘志兰，她才25岁呀!当叶群将左权牺牲的传闻告诉刘志兰时，她差点当场晕倒!她跌跌撞撞跑到朱老总处，看到了彭总的电报“十字岭激战，总部被围、左权失踪”。她情绪激动地马上去问林彪战场“失踪”的涵义，尽管林彪百般解释开导，她已感觉噩耗是事实了!晚上，她一人坐在窑洞外放声痛哭，山坡上一排排窑洞里的同志们都静静听着，谁也不知怎样去劝她。

刘志兰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她从未想借丈夫英名的光环为自己谋取些什么。度过最悲伤的时日后，她就主动远离了丈夫生前的圈子，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工作。左权牺牲6年后，31岁的刘志兰重组家庭。

1946年,在刚解放了的邯郸，毛泽东批准建立了以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朱总司令亲自捐款300万边币在园内修建了“朱德桥”。

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结束南巡返京途中，专门在邯郸下车，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左权墓前脱帽致哀。1952年6月1日，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随北京八一小学学生代表给毛泽东献花，毛泽东知道她是左权的女儿后，立即收敛笑容，他拉着太北仔细询问：妈妈现在怎样了?你周末去哪里?随后，毛泽东拉着左太北的小手，合影一张。

太北结婚后、为纪念父亲，给第一个孩子（女孩)起名“左湘”,刘志兰非常高兴。在左湘2岁时，她接孙女到身边亲自抚养，一直到孩子6岁该上学了，她才将孩子送回太北身边。此后，她每月都要给太北寄钱，抚养左权将军的第三代。

左权当年和刘志兰结婚时，考虑到她年轻，没有将自己被诬陷为“托派”之事告诉刘志兰。左权牺牲后，刘志兰知道丈夫戴“罪”作战十余年,心痛欲裂，一直觉得还左权一个完整的政治生命是自己的责任。她一直为此事奔走，找了她能找的所有人。尽管一直没有达到她的愿望,她却从不放弃。1982年,刘志兰又亲自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发文为左权平反，取消对他的“留党察看”处分。

考虑到刘志兰的心情，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写出书面文件，对早年左权同志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同志的“留党察看”处分，并将该文件放入了左权的档案，但没有对外公布。

1985年，左权县在左权将军殉难处修建左权将军纪念亭

1985年，82岁的陆定一亲自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权传》写序，应刘志兰请求，陆老在序言中将左权被诬“托派”一事始末写得清清楚楚，证明了左权的白壁无瑕。

左权惟一的孩子左太北,虽然和父亲分别时不足百天,不到二岁时父亲就殉国了,但父亲在她心里的形象却极为清晰。

太北高中毕业后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穿上戎装的第一个寒假，她就从哈尔滨远赴山西左权县十字岭祭奠父亲。当地的老八路们闻听太北回来了，纷纷赶来和她一起隆重祭奠左权将军，给她讲了许多父亲当年的故事,并与她合影留念。很快,太北就在大学里入了党。太北大学毕业后曾在部队科研院所工作,后一直在军工部门做计划工作。

左权将军殉难处，于1965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

2021年11月，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红色文化遗址。

参考资料：《太行豪气传千古———左权将军生前身后事》李霄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