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犯人是最难管理的，因为他们残忍狡猾，卑鄙无耻，恶念丛生，诡计多端，都是些满脑子祸国殃民的歹徒。其实不尽然，只要得法，那是不难管理的，最好的法子就是叫犯人管犯人。叫他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争斗，互相暴打。犯人打犯人，那可是下得去狠手的。怎么叫他们“互相”呢?太容易了，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谁表现好，谁可以先出去”。所谓“先出去”，那就是“自由”啊!什么叫“表现好”呢?那就是揭发得狠，告密得勤，争斗得凶，暴打得毫不留情，方证明你立场坚定，划清了界线，有重新做人的决心。

只有在牢狱中度过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那太有吸引力、太诱惑了。

我至今不能也不愿原谅那个告密者。他并非坏人，而且也一样是犯人、是受害者，只是“自由”对他的诱惑太不可抵御了，他告密了，“密告有人怀疑毛泽东思想”。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了。

下午出工，我们排队走出没多远，忽然我们同监舍的W君说他忘了什么东西要回去拿，好像是少带了一把镰刀，他跑回去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谁也没在意。

收工的时候，刚走到监舍门口放下工具，管理组立即把我和S君叫了去(当时S君是这个监舍的组长，我是副组长)。

管理人员告诉我们，有人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今晚开批斗会。

谁攻击?怎么攻击?我们一概不知。

晚饭以后，批斗会开始，管理组人员亲临坐阵。

这时管理组的人员三个中已换了两个，一个是由于诱奸女犯而被揪斗调走；一个是本来犯了错误被处理到我们这儿——那可是真真正正被监护起来——这次又被原单位揪回。

新来的两个人是公安系统的，一到这里先把手枪拍到桌上，说有不服从管教者，枪毙!那时杀个人是很随便的，哪个不怕?

按照惯例，批斗会前先读几条有关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七八条之后，管理人员突然插上说翻开x页念x条。

念完以后，管理人员一下子转向C君，问道，你学这一条有什么感想?

C君毫无思想准备，稍稍一愣，但说些学习心得和感想还是不难的，他说了。

管理人员问:“你说的是心里话?”他说是，管理人员立即叫他把语录本交出来叫大家传着看，这一传大家都惊呆了，C君的语录本上，在这条语录上面赫然画着一个“?”。

这分明是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怀疑。那好像是一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语录。

这还了得?所有的人都怒吼着:“站起来!低头!”不吼是不行的，那就是同情罪犯，叫他交代这?是什么意思?

他居然狡辩说是还没有完全理解，准备要再好好学。这分明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妄图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进行诡辩。

大家指出他这就是极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

可谁都知道，我们进劳改队初期，管理人员分明宣布过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C君的“问号”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其实都存在。

批斗了两个小时以后，管理人员宣布暂停:从今晚开始所有人睡觉以后，C君必须再写一个小时的“认罪书”才可睡觉，并每晚留一人监守C君。

散会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白天出工时，w君回监舍取东西，顺便翻检了C君的东西，发现了语录本上的问号，立即向管理组做了告密。

这太遭恨了!w君给我的印象一直不错，怎么会做这种事?大概是太想“早一点儿出去”了。

当时正处于“文革”的高潮时期，公、检、法已被全部砸烂，整个社会毫无秩序可言，你貌似正义向所谓“邪恶”斗争，你本人已先陷入了邪恶之中，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C君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仪表堂堂，一米八的个头儿，身材匀称健壮，是北大“校运会”上的五项全能冠军。脑袋方方正正，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色子”，就是打麻雀牌掷的那个“色子”。他性格较孤僻，不大合群，干活儿也不错，因他身体太强壮了，没人敢惹他，真打起架来，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是他的个儿。

犯人打架是常有的事，而且从来无人劝架，都是闪在一旁看两个人打，直打到两人都觉得没劲了为止，带着青紫伤痕继续干活。这种事管理组也从不过问，一般来说弱者不敢上前，那不是找挨揍吗?

有一次挖沟，活儿很急，职工特意调我去，管理组特意要搭配一个干活儿不大灵的。

一个上午要挖十米，我知道他不灵，我说我挖七米，剩下三米归你，到了中午我的七米挖完了，他那三米才挖了一半儿，我火儿了，一拳把他从坡儿上打得滚到了坡儿下，我又追，他吓得东逃西窜。

结果那天午饭也没吃成，还是我把剩下的挖完了。这件事一直叫我后悔了好几十年，现在如能遇到他，我还是要向他赔礼道歉，欺负弱者，不光彩。

这天是垛草，不知为什么，C君的情绪一直很坏，多次把草甩到垛外，全散了，我说他几次，他像没听见一样。又一捆草散了，气得我突然从脑后给了他一巴掌，他的棉帽子都被打飞了出去。

他怒了!两眼凶光毕露，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想干什么?”这就是打架的信号，所有的犯人立即散开后退，围成了一个大圈儿，那是给我们腾出打架的场地。

我们两人对峙着，都虎视眈眈一触即发，看谁先动手。两强相遇，大家都知道今儿有好戏看了，气氛骤然紧张。互相瞪了有十几秒钟吧，他突然说了一声“操!”便捡起帽子去干活儿了。我想我们俩当时的想法大概完全一样，真打起来，两败俱伤，不想叫别人开心看热闹。大家都失望地又去干活儿了。

一天，工间休息，只有C君一人远远地坐在草垛边在看一个小本子，那显然不是毛主席语录。我到草垛后解手，转过来坐到他身边，问他看什么?他两眼望着远方没有回答，我又问他看什么呢，俩眼发直?他低下头仍不说话，忽然拿出刚才已经藏起来的小本子伸给我。我打开本子一看，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长者身边站着他和一个长得十分标致的女孩子。照片上的他真是翩翩少年，英姿勃勃;少女婷婷玉立，落落大方。再看看我身边的这位，简直判若两人，剃光了的头更像“色子”。就说他这件棉袄吧,我的棉袄才补了一百多块补丁，他的棉袄已经全是补丁，根本看不到原来棉袄的面儿了，活脱儿的一个叫化子。

说起补丁来，那真是劳改队的一大景观，您找不到一件没补丁的衣服。三年与世隔绝，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么些人，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两人蹲在茅坑拉屎，只要个人一使劲出点儿声，另一人就知道你是谁，不用说话。可那么多的补丁从哪儿来呢?

犯人中我要算是比较勤快的，有破即补。每天上工、收工一路上我都要东张西望，见块破布就捡起来，回去以后洗净压平，按它的原始形状剪去毛边儿，压在床褥下。我总有几十块破布的积蓄，当居补丁首富，要补衣服的都来找我，一般情况我也不那么吝啬，有的专拣大一点的、新一点的、颜色好一点的，我就不太舍得了，也有时会忍痛割爱。

C君身上的补丁至少有一半儿是从我这儿要的。看到他那张照片，我就猜到了，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他点点头。又问那长者是谁，他说那是他们系的教授，是那个女孩的父亲。还能说什么呢?可以想见，C君不但是五项全能冠军，而且必是他们系的高材生，否则这位教授怎会把宝贝女儿给他呢?他独领风骚，正平步青云，有着可以说是远大的锦绣前程，却突然从金字塔尖顶上落入了十八层地狱。

看着这张照片，他在想什么?那一定是卿卿我我甜蜜地爱抚，亲亲热热忘情的拥抱。

看看他现在这副样子吧，连叫化子都不如，叫化子还有讨饭的自由呢!三年被断绝音信，还有什么希望吗?

我黯然神伤地把本子还给了他，物伤其类，同病相怜啊!所以不管他怎样掩饰，我经常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愤懑和仇恨，尽管他后脑平平，我却始终感到他脑后的反骨要顶了出来。

C君每天夜里写检查，隔两天批斗一次。每夜负责监视他的人越来越不耐烦，开始怨声载道。这一个小时的觉，对每个人来说那都是太宝贵了。

十天过去了，管理组找我们去汇报，问起C的情况，我们都说C最近表现不错，夜里是否可以不用值班看守，叫他自己写就行了。

管理组同意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可以多睡一个小时了。

夜里大家上床睡觉以后，C君便很自觉地把灯线放长，将电灯尽量放矮，然后用报纸蒙住。一个小时以后，他再将灯熄灭，自己上床睡下。实行了几天，相安无事，我们已经准备向管理组请示，解除对C君的处罚，不必再写了。他也确实承认了攻击毛泽东思想，认识得也差不多了，当然在他的改造记录上已多了一条反改造罪行。

还没来得及请示，出事了。

这天夜里我们都忙着准备上床睡觉，C君一反常态，并未坐下写交代材料，而是站在那儿

仰头望着电灯发愣。组长S君说了一句:“你发什么愣?还不快写!”只见他匆忙解开系着扣的电线，把灯放低，蒙上报纸。疲惫的犯人们不用四五秒钟便都鼾声如雷了。

我几乎睡死过去，突然一声呐喊:“打雷啦!”把我惊醒。听听，并没有声音，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一合眼又睡着了。

又是一声呐喊:“打雷啦!”又把我惊醒，我听出是我上床的w君喊的，我以为他在做梦，便也喊了一声:“你叫喊什么?睡觉!”我困得连眼都睁不开又睡过喊声再次把我惊醒的时候，我知道既不是我做梦，也不是w君做梦，好像有点儿什么事了。

w君天生的说话结巴，北京人叫“结巴磕子”。他喊叫的声音已经变形了，惊恐而凄厉。

“这你..你..你用冰....冰凉的手摸我干什么?’

我完全想不到出了什么事，他又喊:“这..这你..要干什么...郭宝昌...郭宝昌!’

他突然大叫我的名字,我依然一无所知，也大叫着:“怎么了?怎么了?我在这儿!”

我想侧头向上看他，忽然觉得眼前有个什么东西，您经历过真正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吗?那就是说把手伸到眼前一寸距离仍看不见，这天夜里就是这么黑。

我忙伸手向前，立即触到了什么东西，真把我吓坏了。我床头旁总放着一张小方凳，用来放衣服杂物什么的，怎么会立着什么东西呢?再摸，分明是两条腿。

我惊得大叫:“谁?’

只听上面瓮声瓮气地说:“我!”这分明是C君的声音。

我忙问:“你干什么呢?怎么站在这儿?”

他说:“没干什么。’

这时w君又狂叫:“起来!起来!你....要干什么?”

出事了，我忙伸手向枕头下拿手电筒，居然不见了。

我边摸边说:“哎?电棒儿哪儿去了?电棒呢?”

我想照个亮看个究竟。只听“咚”的一声，C君从方凳上下来了，说了一声:“在这儿。”顺手把手电筒扔给了我。

天呐，我睡得有多死，他什么时候从我枕下拿走的手电筒，我全然不知。我立即开了电筒照去，实在过于恐怖了，只见C君两手握着两圈电线，每只手中都有一根裸露着头儿的电线，直伸向前方。他向我伸来，吓得我三魂出窍，闪电般地向后缩到床角，将右腿直直地伸出大叫:“你再往前走我就踹你!”

C君止步了，上床的w君狂喊:“起来，起来!开灯!”

不知是其他人都睡死了，还是已经醒了不愿管闲事，毕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到连续的喊声这才翻身坐起，几只手电筒的光同时射向C君。只见他非常镇定地走到屋子中间，突然两手分别捏住两个裸露的电线头，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邻床邮电学院一个小子大叫:“不好!自杀!’一下子从上床跳下来，抄起一条板凳把电线一挑，电线头儿从C君手中脱出。组长已去开灯，拉了几下都不亮。大家忙把手电筒光射向灯头，老天爷!灯泡已被拧下，两根电线接在灯头上。

组长忙将电线拉下，接上了灯泡儿，大家一看，全傻了、懵了、惊呆了，每个人的床头都立着两根狰狞的裸露的电线头。

C君醒了，慢慢地从地上爬起，用力地搓着两只被电打得乌黑的手，低着头缓缓走到床前一坐。

这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人全杀死，V君怒不可遏地冲到C君面前狠狠地说:“蛇蝎心肠!你想把我们全杀死?”说着抡圆了胳膊左右开弓足足打了十几个嘴巴。

C君不躲，也不反抗，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和组长立即跑去管理组报告，敲了半天才从屋里传出一个极不耐烦的声音。

“干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大C杀人!”

“谁死了?”

“没有人死。”

“没死叫我干什么?睡觉去!”

我与组长面面相觑，难道死了人他才出来吗?可再也不敢叫了，只好无奈地走了回去。屋里的人都紧张万分地眼巴巴地望着我，问我怎么着?我说“睡觉!”

您琢磨琢磨，还有人敢睡吗?就是敢也睡不着啊!

看着C君庞大的身躯，就像个大定时炸弹，还睡觉?大家都坐着没动，满地满床头拉的电线，叫人看着就疹得慌。

为了保持现场谁也都没动，干坐着也不是事儿，越坐越发疹，可谁也没话，说什么呀?

于是，组长带着大家读“语录”，屋里一有了声儿，气氛就显得稍微松弛了一点儿，很快一本“语录”念完了，再念一遍，又完了，再念，三遍已过，离天亮还早着呢，也就两点来钟吧。

我起身说上个厕所，没想到忽拉一下子全起来了，都要去厕所，这才看出大家的紧张情绪一点儿没松，谁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上厕所，太黑很恐怖，谁也不愿意留下来守个定时炸弹，什么事都会发生。

我说你们先去吧，几个人赶羊一样地出去了。我单独面对C君，心中说不出的伤感，便问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他们回来了，我又出去，尽管有电筒光，仍很可怕，总觉得黑暗中会窜出个人或什么东西。

回到屋里整个儿一大眼儿瞪小眼儿，w君更是神不守舍、惊魂难定。原来他说打雷是C君把两个电线头捅在他的两个太阳穴，他被电激醒，以为打雷，他晃来晃去便有了“用冰凉的手”按他的头。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一种什么心理,几十年了我也没想通。邮电学院那小子忽然撇着嘴十分不屑地说:“这样子是杀不了人的，杀不了。人一动线头就会离开，假如先把地线拴在脚趾上，再用另一头....”说到这里突然他不说了，他看见我正惊讶万状地瞪着他,别人也都扭过头来瞪大了眼睛看他，他忽然摆摆手说“不说了不说了”,

大家都拿出“毛选”假模假式心不在焉地看起来，我仍万分不解地瞪着那小子。

他又忽然抬头向我说:“郭宝昌，你不要老看我，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杀你?不不，我不会，我不会杀你，不用害怕，我真的不会杀你。”可他说不杀我比说杀我还要可怕。这都叫什么事儿啊?都怎么了?人已经完全变异了，人性已经完全迷失了，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

看“毛选”一直看到了天亮，C君坐在床上始终一动未动，只做着一个动作，不停地搓着自己乌黑的手。

管理组的人终于懒洋洋、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笑眯眯地问出了什么事?

我们指着满屋的乱电线向他讲述了夜里发生的事，他说上午不用出工了，每人把详细经过写一份材料。

他把C君带走了。叫我们继续保持现场。

一个小时后，材料都已写完，别的监舍的人都跑来看稀罕，又闹哄哄地出工去了。管理组的人带了两个公安局的人来，挨个询问我们并做了笔录，而且画了现场图，说不必保留了。这才把乱线收起。

管理组的人仍笑眯眯地说C已说了，从w杀起，先w后郭，那就说的是我，我是第二个，然后按次序一个不落地全杀死，再自杀。

果然如此。小个子V君忽然问:“这我们要死了怎么算?”

管理人员似乎没听明白:“什么怎么算?”

V君说:“我们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敌人做斗争才被杀死的，我们还是反革命吗?”

管理人员又是反问了:“那你们是什么?”

V君说:“我们死了，至少给我们摘了反革命的帽子吧?”

管理人员冷笑一声说:“你们死了，不过是臭块地!”

C君出去以后我们奉命搜查他的东西，在那个小本子里夹着一张C君写的绝命书，没有那张照片，是否和我一样也吃下肚去了?原来他父母早亡，是姐姐把他带大的。姐姐在福建。

绝命书上写着:

“姐姐，我活在世上，除了给你增加耻辱以外，再没有别的了。”

只有这么一句话。

我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入劳改队,到一九六八年底整整四年。中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这批“反革命”大学生成了无头公案，刑满释放也是遥遥无期。

命运肯定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糟糕的是，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居然不得而知。你表现好不好，跟你能否放出去，毫无关系。

所谓“管理组”，也仅仅是个管理机构，早已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他们唯一能决定的是随时可以揪出一个人来批斗，那当然权力也不小，专政机构嘛!

所有犯人的思想陷入了极度的灰暗之中，忍受着残酷的精神折磨。大家都特别关注“文革”的进展情况，希望混乱早日结束，至少有一个可以决定我们命运的人或机构，告诉我们:我们目前的真实处境、我们刑期还有多久、我们的未来由谁负责。没人相信已宣布的“无期徒刑”，镇压犯人的手段而已。随着各派的“大联合”，“革委会”的相继成立，似乎乱得好了些。下边会怎么样呢?难道没有一个部门还能想得起我们来吗?

又是一个严冬，南口的气温要比北京低四五度，土地硬得像水泥地，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点儿，不到半小时，我们便大汗淋漓。有几个人，当然有我，居然在数九寒天脱光了膀子干活儿了。干活已经是我们排遣忧愁的惟一的好办法了，一天干下来，浑身松快。

收工了，当我们排着队走回监舍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辆大卡车扬着尘土停在了我们监舍前，雄赳赳地从车上跳下了十几位男男女女的革命小将，红臂箍上分明标着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一下车便大吼:“北大的学生，收拾行李，上车!”

“北大”是揪出反动学生最多的学校(北京高校中只有清华大学没有。据说是蒋南翔校长抵制了，这在“文革”中成了他的一条罪行)，这里一共有六个。

这六个人诚惶诚恐地进屋收拾行李，根本不知出了什么事。收工回来的人没一个人进屋，都远远地站着看，眼神中充满了惊奇和困惑。这天管理组正好没人，好像是进京开会去了。这更奇怪了，不跟管理人打招呼就把人带走?红卫兵，没人敢惹啊。六个人拿着行李磕磕撞撞地出来了，看得出都是满头雾水。他们被赶上车，卡车呼啸一声扬尘而去。

人们乱了，开始进行各种猜测:有的说这是揪回学校批斗;有的说这是转回学校劳改;也有人说咱这劳改队大概要散了。

这时只见一位管理组的人，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飞奔而来。见我们都站在门口便吆喝着叫我们进屋去，并说吃完晚饭全体集合。很明显，他从外面跑进农场的时候神情十分慌张。

晚上开会时，管理人员声色俱厉地说，他在公路口遇见了那辆卡车，拦住一问才知道是把六个人揪回去批斗——斗完了还要送回来。可现在有人在搅浑水、煽阴风、造谣传谣，说什么劳改队要解散，这是破坏改造。你们必须认真改造，好好劳动，否则的话决不姑息!

大家听了以后不能不信，可又不相信!这么大的事管理组会不知道?既是斗完了还送回来，干嘛叫他们把行李全带上?终是满腹狐疑，但不敢再议论了。

第二天出工，正在干活儿，忽然管理组来人叫航空学院的马上回去，大家又是一愣。

难道又是来揪回去斗吗?第三天矿业学院的又被接走。说出大天来也没用了，哪儿那么巧?

几个学院同时揪回去斗?肯定有事!但谁也不敢(倒不是不愿)想得太好。扑朔迷离，如在十里雾中。早上出工便有人丢着眼色唱起了样板戏:“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想，不由得心潮起伏似长江.....”大家无不会意，真是费猜想啊!

第五天出工，工间休息时，一个北师大的天津籍学生走到我身旁捅了我一下，然后大声说:“撒泡尿去!”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忙随他下到一个沟底。

看看四下无人，他立即塞给我一封信，是“北大”来的。打开一看里面，我简直不敢相信，是那个用电线杀人未遂的C君。信中写道:我已回到学校，受到工宣队和红卫兵的热情欢迎，亲热地称我“同志”，昨天在天安门还参加了反美大示威....天呐，天!这不变天了吗?他怎么从反革命杀人犯一下子成了革命同志了?这还有谱没谱?

天津哥们儿兴奋地说:“到头啦!回家啦一”这次已经不是谣言了，消息传开，人人振奋，个个翘首以待，盼亲人“红卫兵”来解救我们。管理组的人不那么神气了，也客气了许多。

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接走，每天都有信来。矿业学院一小子来信说:“我自由了。你们怎么样?南口风大小心闪了舌头!”也不知是什么意思，狗屁不通。

过了元旦，劳改队没剩下几个人了，我慌了，怎么不见电影学院的人来接我?真是望穿秋水不见伊人之倩影。

我沉不住气了，跑去管理组问。一个人居然说:“你们学院的人说了，不管你了。”

这犹如晴天霹雳。我惊恐地问那我怎么办?

他阴阳怪气地说那我们也不能老陪着你，凡是没人接的，一律送到“四类分子劳改队”。这就意味着我将万劫不复，那不只是十八层、那是十九层地狱啊!我陷入绝望之中。

同舍只剩下电力学院的一个和“师专”的两个，我们都将面临着进“四类队”。几个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绞尽脑汁，一筹莫展。谁知第二天去食堂的路上，我忽然看见管理组门前停着一辆“罗马”吉普，正在擦车的竟是我们学院原来给院长开车的司机。眼睛顿时一亮，狂喜使我的心“怦怦”乱跳，我忙冲上前招呼。

他抬头一见是我，竟吓得不敢搭话，忙又低下头擦车。

我很尴尬，向和我一起去食堂吃饭的电力学院的丫君说，这是我们学院的司机，肯定是来接我的。

他叹口气说:“又走一个，我完了!”

我们俩站在食堂里吃饭，管理组的人匆匆走来，我激动地望着他，这是叫我来了。谁知他竟向Y君说“电力学院的接你来了”，我大惊忙问:“错了吧?是电影学院吧?”他把眼一瞪说:“电力学院!”

我如掉进了万丈深渊，眼前直发黑。Y君走了，兴奋不已。这不可能!我不死心，这太离奇了，我又奔向“罗马”吉普，不管司机理不理我，焦急地问:“师傅，你调到'电力学院啦?”

他惊慌地头都没抬地“嗯嗯”了两声。

完了，彻底玩儿完!认命吧，天杀我也!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监舍。刚刚坐下，只见Y君气急败坏地走进来说:“x他妈的!电影学院!叫你呐!”

我已经顾不得高兴了，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一进管理组的门，一个胖胖的中年人立即站起向我伸出手。

“郭宝昌同志，我是学院工宣队队长老王，我来接你回去。”

“同志”!这个称呼实在是久违了，这不是习惯性的随便叫一下吧?而且这工宣队的手是可以随便握的吗?在我常年受到非人待遇的时候，这善意的表示我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我惊诧地、胆怯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咱们马上走。”

这温馨的声音像在云外，像从天上飘来。

我跑回监舍，没什么可收拾的，用凉席把烂被子烂褥子一卷完事。

当我把行李扔上吉普车的时候，一件令人揪心的事发生了。

一个女孩子端着饭碗匆匆跑来，停在了管理组门口，神色惶惑地望着我。

这是果树四大队的一位革命女职工，两年多来她特别照顾我，每次到劳改队要劳力的时候，她准点我。她没有把我不当人，她是我在劳改期间惟一使我感到人的温暖的人，使我感到人间还有同情，这曾极大地鼓舞了我生的欲望。有时她过分地关心，经常使我慌乱，使我心颤，使我恐惧。我是什么?我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感激她，喜欢她，但从未有过任何非分之想。

她呆呆地望着我，我感到所有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俩，我慌忙上车，深深地低下了头。

车子启动了，我一抬眼，她仍呆呆地站着。车到农场门口要拐上公路了，我再看，她仍呆呆地站着。再见了，好姑娘，我谢谢你、会记住你，但我的心已不在农场，已经飞向了北京，飞向了学院。

一路无话，我想象着回到学院老同学们的笑脸，热情的问候;想着我该说些什么....

车行至北太平庄，终于看见了街道、看见了马路，再往前走就是电影学院了，我的泪水突然夺眶而出。工宣队长望了我一眼，我忙扭头擦去眼泪。

进了学院，车停在中楼门口，工宣队长下车仰头大叫:“王师傅!郭宝昌回来了!”

二楼窗口立即探出一个花白头发的人，这就是王师傅了。他下了楼还带着两个人，我一看竟是原来字幕车间的张老师和实习处的刘老师。

我忙叫老师，两人却惊慌地低下头去拿我的行李，我忙上去抢，我怎能享受这种待遇?但王师傅却厉声说:叫他们拿!

我惴惴不安地跟着两人走进北楼，竟然一个人也没见到，更不用说老同学了。

整个儿学院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我被带进了一间由厕所和洗澡间改造的“牛棚”，这里关的是“全托”的现行和历史反革命，加上我共六人。那两个拿行李的老师也在其内。

所谓“全托”，是借用了托儿所的名称。每晚家长把孩子接回家的叫“半托”，不接而住宿过夜的叫“全托”，我们这六个人是不准回家外出的。

我还没缓过神儿来，王师傅又把我带走交给了工宣队的副队长，并把我带到了“黑帮”班。

这是一个我们原来上课的教室，一进门，我就傻了:两长排桌子，坐在那里的上自院长、书记，下至导演系、表演系的老师，满满一屋子。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

副队长宣布，我今后就在这“黑帮”班里参加学习。

我按指定座位坐下了，我旁边坐的竟是我原来的班主任汪岁寒。

他很惊慌，不时偷看我，忽然他低声向我说:“我没整你，我没整你!”谁问他了?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走进食堂，忽然一声怒吼吓了我一跳。

“站住!”

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应该是在我劳改后才入学的)凶巴巴地指着我。我站住了，他走过来，立即围上了很多学生。

“低头!’

这我很内行，很习惯，立即便找到了在劳改队的感觉。

“告诉你郭宝昌，从现在起，你不许和任何同学说话，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了，我的所有美好的想象，当即灰飞烟灭。回到“黑帮班”我已是万念俱灰。

突然走进三个军人，后面两个一看就是跟班儿的，前面的人是军宣队长。他背着手边走边依次问了几个人的认罪情况，又走到一位导演系老师前，这是中外知名的大导演啊。

队长问:“你是xx吧?”xx立即毕恭毕敬起立站得笔直答曰:“是。”又问拍过什么片子?答曰xx片，xxxx片。再问你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认识?啊!xx真是条老汉子!他竟然说:“我拍的xx片、xxxx片子，我不认为是毒草!”

这不找死吗?奇怪的是队长什么也没说，又走到我面前看了看问你是新来的?我也忙站得笔直回答是。又问你是郭宝昌?我说是。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扭身走了出去。

工宣队的副队长又大声宣布:“郭宝昌和你们不一样，他只在班里参加学习，不参加发言，你们管不着他!’

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是“性质”不一样，还是具体问题不一样?那时凡能管我的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十分敏感地引起我的猜测和分析。想来想去这“不一样”当然是“性质”，“黑帮”班里的人都是“半托”，每天可以回家的，而我是“全托”，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同“牛棚”的六人中除那两位老师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孙教授，曾任国民党高官，还有一位是老右派，在“文革”中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抗拒专政，也关在这里。还有一个总务处的，太恶心了，是“鸡奸集团”的首犯，且多次猥亵少女。怎么什么人都往这里关?

太不讲究了。当然，无论什么人，关在这里头的都是“狗屎堆”，这是错不了的!还讲究什么?

躺在床上我睡不着，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早已回学校的“反革命”全都没事了，杀人犯都参加反美大游行了，而我还关在这儿?为什么工宣队长已经和我握了手还口称“同志”，我还是“反革命”?只想得我头痛欲裂才昏昏睡去。突然一声炸雷把我惊醒，我惨叫着猛然坐起，满身大汗。

灯亮了，张老师忙冲过来紧紧地抱住我说:“别怕别怕，没事儿，是工宣队的敲门，每天夜里要查房。’

门开了，几个工宣队员走进来，见我惊恐的样子问出什么事了?张老师说没事，大概是做噩梦呢!

工宣队走了，我才把一个月前劳改队发生的杀人事件说给张老师听。那天夜里的惊吓，不光是我，w君在离开劳改队以前几乎每夜都从梦中惊醒惨叫着坐起。我直到十几年以后才渐渐去除掉这个“恶习”，在下干校时，多次把同学惊醒，大家都不愿和我住一屋。结婚以后，我老婆经常被我吓醒。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每年我也至少做两到三次噩梦，只是不惨叫了。现在打官司，有一种叫“精神赔偿”，很多人不理解，精神有什么赔偿的?但我深有体会。当然，我现在也不会要求什么“赔偿”，也不可能“赔偿”，真正赔偿起来的话，整个中华大地非把咱们国库赔空了不可!

第二天是星期日，“半托”的都回家了，“黑帮”班只剩了我一个人，我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工宣队副队长，他叫我别着急，有些问题还没闹清楚，会有人找我谈话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不清楚?

最滑稽的是，忽然被劳改队释放回校的航空学院的P君来找我了，说要请我吃烤鸭。我觉得近似胡闹，还烤鸭?我这儿还是“黑帮”班呢!

他不客气地质问副队长，所有人都没事了，为什么还把他关起来?

P君走后，我说这回你看见了吧，都没事了。副队长说五年都过来了，你还急这几天?

接着，有人找我谈话了。我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里面竟坐着原来我们班的一位老同学，毕业留校的，正满脸杀气地望着我。

三问两问我才清楚，问题依然纠缠在我为“反动集团”翻案的那百分之九十九，这差点儿要了我性命的百分之九十九啊!我老老实实说明了我当时的想法，为什么那样做。

他恶狠狠地说:“你不老实”!我说当时的形势险恶我没有办法。

他咄咄逼人地问:“你是不是不老实?!”

我说我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如此。

他厉声厉色地问:“说，是不是不老实?”

我无奈地低下头说是。

那真是屈辱啊!怎么一点儿同窗之谊都没有了呢?逼人忒甚了啊!他勒令我回去重新写交代材料。至少我算知道了继续把我关起来的原因。

我写好材料交上去，此后隔三岔五便有人把我叫去提出一些新问题。我便一份一份地写。余下的时间则要劳动。我和张老师负责打扫校园和厕所，这些活儿对我来说简直就不叫活儿。

只是遇见老同学，脸上十分难堪，特别是表演系的女同学，便觉得还不如在劳改队脱光膀子抡大镐。只有在打扫厕所的时候，张老师无论如何不叫我干，他刷，只叫我站在旁边看。

我怎么抢着干也不行，他说:“你是少爷，哪儿能干这种活儿!”都什么年月了?还“少爷”呢!

张老师，真是菩萨心肠啊!

同“牛棚”的孙老师更叫我难忘。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冒着严寒去户外跑步、锻炼。

我由于羞见同学，则始终龟缩在“牛棚”内。一天他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出去锻炼?

我说太冷，他十分严肃地说什么太冷?你原来在学院是运动场上最活跃的人之一，现在怎么了?是不是不好意思见同学?

孙老师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心眼儿。

他说:“挺起腰板儿来做人，问题总会弄清楚嘛!走，跑步去!"

我跟着他去跑步。

操场上人很多，有很多学生也在锻炼，我昂着头，任人去看，居然还有两三个人和我打招呼。

顶着西北风跑得满身大汗，孙老师又带我去洗澡间冲澡。好家伙全是凉水，早上哪有热水，孙老师“哗哗”地冲上了，北京的水夏天都乍手，甭说冬天了。

冲了一下我就逃了出来，我说:“孙老师，跑步可以，这洗澡就免了吧!’

就这样，提审、写交代、劳动、跑步，过了一个多月，王师傅把我叫去了，脸色很难看地说，你交代的差不多了。我们审查了你在劳改队的表现，你怎么搞的?在劳改队还散布反动言论?我先是一愣，不知从何说起，坚决地说不可能。他愤愤地拿起一张纸拍在桌上，说这是什么?六条呢!

我看了一眼便明白了，是劳改队的“战友”们揭发的，而且由于我很少说话，是他们挖空心思揭发出来的。

我笑着说您看看都是什么反动言论。他这才注意看，并念出了一条儿:“郭宝昌极其恶毒地说打到了媳妇揉到了面’，猖狂地提倡封建社会的‘打老婆’。’

王师傅也笑了，说这叫什么反动言论?

我忙说，一百多个人里我是最少的，才六条，您去外调一下、查查别人，最少的三四十条，多的一百多条。

他恍然大悟说:“我说呢,这上边儿连公章都没盖，是你们狗咬狗吧。这不算数!”

我忙不迭地说:“对对!狗咬狗，狗咬狗!”

我这是把自己骂成狗啦，狗好啊，不管咬人和被咬，都是狗，是不算数的!

王师傅的脸色立即缓和了，把那张纸扔到了字纸篓里说这不能进档案。

他权力真大!我才知道，我的档案不是纸袋卷宗，而是麻袋!大概是全国之最了，能装一百一十八斤大米的麻袋，满满一麻袋。除了拿出了这一张以外，这“麻袋”整整跟了我十五年。

王师傅叫我下午再来有重要事跟我说。

我心里又打鼓了。

下午走进去一看，除了王师傅，还有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表情都很庄重，很严肃。王师傅说:“经过审查，现在由'反革命专案'组组长xxx，向你宣布处理意见。”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前几天我刚和“黑帮”班的一起参加了一次全院大会，一个老师被宣布解放，一个老师被升级逮捕，一个女老师被当场揪出，立即押上台坐了“喷气式”。

我会怎么样呢?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王师傅叫那个女组长宣布，不知为什么那姑娘扭扭捏捏地非叫王师傅说。

王师傅很不满，说这是你们组的事，当然你宣布。

姑娘好像很不好意思，抬头看了我一眼，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低下头笑得不行。

我没觉得有什么可笑的事，确实没有，这位显然是从工厂来的小姑娘怎么了?

我十分困惑地望着王师傅，王师傅十分严厉地说:“笑什么?!挺严

肃的事儿你笑什么?快说!”

此时我已紧张到了极点，快说呀!姑娘终于忍住了笑，又坚持了一下，这才抬起头，可刚一看我突然又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比刚才笑得还厉害，并说:“王师傅，还是您说吧!”笑得直不起腰。

王师傅一脸的苦相直嘬牙花子，更为严厉地说:“不许笑!你们组的事当然是你说，快点!”

我快急死了，姑奶奶，姑祖宗!我这儿等着呐!姑娘强忍住笑，酝酿了一下情绪，似乎比较有了可以不再笑的把握，才板着紧绷的不笑的脸半抬起头，她一直没敢看我。我一直纳闷，我的模样很可笑吗?还是她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很可笑。

她突然迸出一句话:“你没事儿了!”话音一落，竟然捂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

王师傅看着实在不是个事儿。便忙把话接过来:“好了，郭宝昌，宣布完了，你没事儿了。

我半天没醒过味儿来，“没事儿了”是什么意思?这是结论吗?这叫结论吗?也不在公开场合宣布?也没个盖章的文件结案?什么“没事儿了”?

王师傅说你是个学生，学生问题用不着公开宣布，也不用文件，反正没事了。

我依然迷惑，难道我可以和别人说话、写信、打电话、一个人外出了吗?

王师傅不耐烦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闹不明白?“没事儿了”就是“什么事儿都没了”!

难道我外出可以不请示、不招呼，回来以后可以不汇报?这些年我外出回来都要详细汇报，几点到几点几分都干了些什么、见过谁、说了些什么，以供管理人员去查对。这都不用了吗?

王师傅摇摇头说你快成傻子了，你没事了，你自由了，你爱上哪儿上哪儿!

我终于弄明白了。不过这也太儿戏了吧?且不说宣布的过程很儿戏，就事情本身也太儿戏了，狂风暴雨、疾雷闪电、刀枪剑戟、劈杀抡砍，整得我六佛出世、九死一生，嘻嘻哈哈一句“没事儿了”就完啦?这能算数吗?

王师傅又亲切地问我多少日子没回家了?

我说三年。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妈妈。他说回家看看吧，看看你妈。

我竟突然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我竟然看见那小姑娘也在擦泪，她不笑了，从桌上拿起一张“毕业生登记表”给我，叫我填写好交上来，然后与同学们一起下干校，顶多劳动两三个月就和同学们一起分配工作了。

我知道，我已经彻底“平反”了。

我最急于想做的，就是上街，享受一下没人管的滋味，享受一下“人”的滋味，享受一下一自由。

我带上我的全部财产二十二块钱上街了。走到电影学院门口，我犹豫了，可以出去吗?就这么走出去?太嚣张了吧?真没人管?我看看传达室，里面有俩人聊天，看都不看我，我壮着胆子走出校门。

我突然感到一声怒吼:“站住!”我急忙站住了，忙回头看，一个人也没有。我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可越走心里越嘀咕，后边肯定有人跟踪，有人监视，我不敢回头。当走到新街口豁口时，我沉不住气了，猛然冲进一条横胡同，像个地下工作者;十几秒钟后，我又突然探出身向后看，想叫跟踪我的人措手不及、猝不及防、无法躲避。可后面没人。只远远的有几个行路之人。我心里踏实了，大步向新街口走去，我不坐车，我也坐不起车，我要回家，我要一路走回家。我要看北京，看北京的街道，看街道的每一尺每一寸，太好看了。

我自由了。

三月中旬我和同学们一起下干校，来到张家口地区腰占堡四六一九部队干校，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又是四年，期间经历抓“五.一六”运动，我因整天下棋，讲故事，继续散布反动言论而再次被揪斗。每天八小时九十度弯腰撅屁股挨斗。这时我才知道，我根本就没“平反”。

有个人曾很凶地指着我说:“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革命群众了?你还是反革命!你的材料全在你档案里，你的行为就是破坏抓五.一六运动!你要觉着在这儿不舒服，我给你换个地方?把你再送回去!’

我重新失去自由，重新受到监视，又是写不完的“认罪服罪书”。

一九七三年干校解散，我被分到广西，我的性质属于“‘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反革命，只要不老实，可以随时再把“帽子”给你戴上。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终于熬到了打倒“四人帮”。

一九七八年，全国“右派”平反，我蠢蠢欲动，借上京出差的机会，我伸冤告状。身边所有的朋友，包括在劳改队的战友，都好心地劝我别闹了，你现在可以了，都当了副导演了，还要怎么样?这已经是万万人之上了，再闹，弄不好还要倒霉!我不服，与其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还不如再进劳改队，还能怎么倒霉?决不苟活!我相信新政权。于是我给市委、给文化部、给学院、给中央，全写了告状信。

一九七九年初，电影学院终于派人来到广西找我。这人是人事科新来的，我不认识，

他说经审查，我们班“反动集团”一案纯属“冤假错”案，决定要平反，叫我重新写澄清材料。

经过半年的周折，冤案终得平反，重新发给我“毕业证书”。

我成了全国上学之最:1946年入小学计6年;再入中学，计6年;入大学，从1959年到1979年计20年，共计学历33年。

我的“平反”日期永远定格在了“毕业证书”上:

1979年7月!

资料来源：不知道的《大宅门》导演郭宝昌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