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没有好下场，区别只是生前还是身后，像吴起、王安石和张居正。

吴起。幸运的是遇到两位伯乐（魏文侯和楚悼王），并先后帮助魏国和楚国强大起来；不幸的是伯乐一去，自己先被魏国驱逐、后被楚人射杀；

王安石。生其时却未逢其人，宋神宗有想法却无魄力，优柔寡断，反复无常，不仅导致王安石两遭贬谪，就连新法也在神宗死后便全被废黜；

张居正。算是三人中比较幸运的一位，无皇帝之名，却行皇帝之实，他趁着万历皇帝年幼，借李太后之助力，大行“一条鞭法”，不但实现政治抱负，还能得以善终——虽然在死后被清算，但他已经泉下无知了。

他们三人生前或身后遭遇极惨，更悲催的是，无论变法成功与否，最后均是油枯灯灭、人亡政息。

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不仅一朝天子一朝臣，就连政令的施行与否，也不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而是出于不同帝王的不同喜好。

只有一个例外：商鞅变法。

公元前221年，赢政“奋六世之余烈”，横扫六国，完成天下一统。

所谓“六世”，即：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以及庄襄王。

那么，为什么是“六世之余烈”，而不是“七世”、“八世”或者“九世”呢？

这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秦国真正的强盛、或者说脱胎换骨始于秦孝公。

大秦虽然于公元前十世纪末即由其先祖非子因养马有功而受封立国，但一直到秦献公的时候还混得不上不上。尤其让秦人无法容忍的是，山东诸国无论大小强弱，谁也看不起这个出身低贱（一非宗室、二非军功）、地处荒蛮的次等诸侯。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立志要让秦国发生质变、实现涅槃。策略就是敞开怀抱，面向全天下招揽人才。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商鞅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秦国。

在迅速取得秦孝公的信任后，商鞅便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废“田里不粥（通“鬻”，意为买卖）”，“教民耕战”，并“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加持之下，秦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一跃成为七雄之中最具活力的集权国家。

其次，秦孝公和商鞅死后，变法的内容并没有因人而废，而是在随后的六世帝王中得到完美传承。

尤其是秦惠文王，他虽然一即位就将商鞅车裂，但那更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个人恩怨和所谓旧贵族的集体声讨。

在惠文王的影响带动下，此后的数代秦王、包括宣太后在内，都坚定不移地将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政策进行到底，别说否定，几乎连修正和改动都没有。

上层建筑的坚挺和稳定，让秦国的发展保持了强大的助力和加速度，并实现了对山东六国的持续打压。到赢政即位的时候，韩、魏已经名存实亡，赵、楚苟延残喘，燕、齐也仅以区位优势完存——只要不出现大的战略失误，赢政摘桃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战国七雄当中，秦国不仅不存在先天的区位和血统优势，更不是第一个实行变法的，那为什么只有他们将变法一以贯之并笑到了最后？

对比一下几国的变法内容和结果就可以看出，在国家层面上，商鞅与李悝、吴起、赵武灵王等人均实现了富国强兵，但在这背后，商鞅却为业主多做了一件事：推翻旧制、愚民弱民、真正实现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

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遭到了来自于旧贵族的反复阻挠，但均被君臣二人联合镇压和绞杀。这在史书中有载的就有三次。

第一次，商鞅与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的辩论。

在听说秦孝公要进行变法的消息后，那帮老蛀虫们急了，连忙派出代表甘龙和杜挚找孝公说理。

甘龙说，圣人教化百姓的时候从来不改变民俗，有识之士治理国家也不依靠变更法度。所以，只要依照旧俗、沿袭旧法即可实现国泰民安。

卫鞅反驳道，太迂腐了，夏、商、周三代政治主张各异，春秋五霸更是各有各的治国策略，但这都没有妨碍他们称王称霸。由此可见，智者制定法度，愚者则被法度制约；贤人懂得创新，庸人只能自扰。

见甘龙出师不利，杜挚赶紧站出来说，利益不增百倍，不能变更旧有法度；功效不加十倍，不能变换原来的工具。听老祖宗的没有错。

商鞅一听更加不屑一顾：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商汤和周武逆天改命而王天下，夏桀、殷纣因循守旧却灭亡了？

甘、杜二人无言以对，秦孝公闻言却大声叫好，当即拍板变法。

甘龙曰：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卫鞅曰：……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第二次，太子赢驷和老师因违法而受处罚。

眼见变法是挡不住了，这帮老旧贵族又想了歪点子，他们把年轻气盛、并同样对商鞅不满（抢了自己的风头）的太子赢驷推到了前台——他们拉上太子和太子的两位老师，故意违反“宵禁”规定，彻夜狂欢，并故意让商鞅给抓了现行。

结果，商鞅对此毫不手软，除了以处罚太子、有失国体为由放过赢驷外，太子的叔叔和老师均受处罚，公孙贾还被脸上刺字。公子虔仍旧表示不服，四年后再次犯禁，结果被割了鼻子。

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第三次，渭水河畔，商鞅杀700多反对者以立威。

变法之初，秦孝公和商鞅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非议和阻挠。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对于非议，商鞅的态度是鞭子，打到你闭嘴甚至服气。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

而对于反对者，商鞅则就没有这么客气了，除了处罚太子一帮人外，他还在渭水河畔一口气砍了七百多人。

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鈇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馀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於天地，畜怨积雠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

经过一番砍瓜切菜般的白色恐怖，商鞅实现了杀鸡儆猴、杀人立威，将变法的一切障碍涤荡殆尽。仅十余年的工夫，秦国大治，不仅对周边诸侯形成强力震慑，就连周天子也发来贺电表示认可。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这一刻，秦孝公满面春风，商鞅踌躇满志。

但其中，最得意的还是变法的幕后大BOSS秦孝公。

他为什么更加得意？

一方面，他确实在为大秦富强高兴。另一方面，他却是在为借刀杀人，利用商鞅之手将一群旧宗室、顽固派、占据大量国家资源却不缴纳任何赋税的蛀虫进行了一次无差别清除而高兴。

于秦孝公而言，作为一国之君，富国强兵固然重要，但借变法之机顺便实现中央集权则是更加现实的政治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讲，商鞅费尽心思完成的富国强兵，在秦孝公看来不过是变法的一个副产品而已。

尤其在尝到集权的甜头后，孝公迅速踢开老旧贵族，把百姓和赋税也一并抢到了自己手里。

赢虔剧照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太史公在《商君列传》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大意为取消贵族世袭、设立郡县、废井田、均赋税、统一度量衡等。

不要小看这几句话，它们背后的意义可谓划时代，因为，它代表和见证了中国历史从分封到大一统的强势过渡。

取消世袭。这对旧贵族的打击是致命的：决定身份高低贵贱的不再是血统和出身，而是军功。这让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再也无法实现宗族的延续，但却给整个底层社会带来了希望。

设郡县。西周立国，大行分封，“以为藩篱，屏卫宗周”，天子封诸侯、诸侯封卿大夫、卿大夫养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部分诸侯逐渐做大并开始蔑视王权，在诸侯国内，也出现了卿大夫架空甚至取代封君的现象。

比较典型的像鲁国的“三桓”，不仅赋税进不了国库，就连政令也全部出自三家。

秦国虽然没这么严重，但旧贵族作为“中间商”，将本该属于国家的人口和税收大肆截流，导致这群人富可敌国，而国家却缺兵少粮。

商鞅此举，不仅将小而分散的乡邑合并成县，更是剔除旧贵族，由中央政府派驻官员进行管理，拒绝中间商赚差价。

废井田。所谓“井田”，是一种古老的土地国有制度，商鞅将其废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土地私有，并准许自由买卖，大大提高了农民耕作的积极性。

从此，传统贵族这个阶层逐渐消失，老百姓转而开始对代表君王行使地方管理权的各级官员负责，原有的“国家—贵族—百姓”三元管理体制完成了向“国家—百姓”二元管理体制的转化。

井田制

中国历史上，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

原因很简单，按照统治阶级的思路，就是让老百姓自觉、主动地抵制和抛弃所有“异端邪说”，大脑里只保留官方要求的“主流意识形态”，确保全社会的思想统一，并最终达到降低国家统治成本的目的。

这一点，最成功的当属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最早提出并进行尝试的却是商鞅的《商君书》，像其中的《弱民》、《画策》、《定分》、《垦令》等篇，都是愚民、弱民、贱民甚至辱民的帝王教科书。

商鞅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想搞定天下，必须先搞定老百姓。所以，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削弱老百姓的抵抗力。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

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老百姓“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愚、朴）。他认为，老百姓头脑越简单就越好管理，反之则会很麻烦。

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篇》）

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商君书·弱民》）

要实现弱民，除了不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要把他们拴在土地上，不能随意流动。

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商君书·农战》）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最后，对于不按规矩办事、无论如何都要和政府做对的人，商鞅也提供了具体管理办法，就是“法律”。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商君书·开塞》）

这一套软、硬兼施的组合拳下来，结果是“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大儒荀子曾游历秦国，见此情景后赞叹不已，说秦国的官员廉洁敬业，百姓安居乐业且遵纪守法，这就是上古圣人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就表象而言，作为第三方的荀子在表述上应该是客观而真实的。但他没有看到的是，这世上本没有天生的顺民，只是严刑峻法激发了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而已。

换言之，所谓恭顺并非自愿，只是因为惧怕官府的刀斧刑锯罢了！

商君书

公元前338年，为秦国的富强打下坚实基础的秦孝公鞠躬尽瘁了，太子赢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

这时，一个在家蛰伏了八年的人跳了出来，与一众旧贵族联合指控商鞅谋反——这个人就是因犯禁被商鞅割了鼻子的宗室、太子老师赢虔（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

赢虔说，作为前朝重臣，商鞅已经功高震主，以致于现在所有的秦国人都认为，秦国之所以强大都是商鞅的功劳，和秦王您没有关系。再加上他曾经开罪过大王，于公于私，都应该除掉他。

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惠文王犹豫了。

如果说变法初期的太子赢驷还是一个热血贲张、喜欢冲动、易受蒙蔽的中二青年的话，那么，在公元前338年即位为秦惠文王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位稳重、内敛且心机深沉的优秀君王。

十多年来，他目睹了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巨大收益，亲历了秦国的由弱变强，感受了其他诸侯包括周王对秦国前倨而后恭的态度转变。

这一切让他感慨万千，他知道，自己的父王是对的，商鞅变法是对的，错误的一方恰恰就是当年撺唆自己以身试法、违规犯禁的那帮老贵族。

尤其是当家作主之后，他更进一步意识到，与国家利益相比，自己曾经受过的那点羞辱根本算不得什么。

但是，惠文王又同时清楚，他可以不重视这些指控，但却必须重视提出这些指控的人。

首先，这帮人和商鞅是死仇，因为最主要的两项改革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利益：爵制由世袭改为军功，断了他们的宗族延续之路；土制改革后，百姓的粮食不再上缴领主而是国家，又让他们的财富大大缩水。

其次，这帮人在孝公时期虽遭重创，但数百年积淀早已让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简言之，这个场子，秦孝公在的时候还能震得住，而年轻的惠文王则略显稚嫩、威望不足。

这一点，看看他们选的告发时机就会明白：惠文王即位，商鞅要求退休。

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一边是让大秦崛起、诸侯侧目的社稷功臣，一边是虽血缘至亲、却蝇营狗苟的宗室。百般权衡之后，惠文王痛下决心：商君，为了我大秦千秋基业，只能牺牲你了。

秦惠文王发出了对商鞅的拘捕令。

数日后，逃亡未果的商鞅在封邑商於造反，兵败被杀，尸身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同时全家受诛。

对此，大仇得报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在他们看来，重拾旧秩序和恢复旧荣光已经指日可待。

但是，经过无数次的翘首企盼和长时间的等待观望后，他们越来越绝望地发现，年轻的秦惠文王除了夙兴夜寐、勤于朝政外，居然没有半点要废除新政、恢复旧法的意图和迹象。

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

绝妙的政治手腕。

一方面，秦惠文王借商鞅的人头对旧贵族进行安抚和稳定，保持了朝堂和政局的稳定；

另一方面，通过杀伐决断树立政治威信，给旧贵族以强力震慑，坚定不移地维护并延续了变法成果。

商鞅，死得其所！

秦惠文王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参考资料：《史记》、《商君书》、《战国策》、《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