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

从后来的结果看，此举虽然一改中华民族的尚武风气，开以文制武之先河，可谓后患无穷。但是，赵宋王朝却凭此解除了自中唐以降军人擅权、祸乱朝纲的恶劣影响，加强了中央集权，让两宋国祚在摇摇晃晃、颤颤悠悠间延续了三百多年。

以牺牲一个民族的刚性和血性为代价，保得一家一姓江山之稳固，长远看来，虽弊远大于利，却也勉强算是有其可取之处。

其实，重文抑武并非赵宋的专利，而是从汉代就开始萌芽，只不过没有后世那么明显和过分罢了。

在文明真正启蒙之前，一方面无所谓文武之分，另一方面，无论是狩猎还是争地盘，武功的实际社会需求和社会功能还远远大于文治。

先秦特别重视军事和国防，《左传·成公十三年》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春秋时期才开始注重文、武兼备，《说苑·君道》解释说：“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但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文武不分家，没有专门规定说谁负责行政、谁负责军事，外在表现就是朝堂之上没有文官、武将之别。

秦、汉开始，职能细分，文武正式分列，不过仍然没有后世那么泾渭分明，像西汉就要求武官也必须“通文法”。

一直到晋代，“察举”和“九品中正”从制度上杜绝了寒族晋阶甚至入仕的渠道和空间，文官自不必说，即便带兵打仗的武将也均是出自士家大族的饱学之士，像我们熟悉的耿弇、马援、班超以及三国时期的曹操、陆逊、杜预等人。

但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割据正式形成，像刘焉在益州、刘表在荆州、刘虞在幽州等，四百年大汉四分五裂、摇摇欲坠，但为祸最甚的却是军阀式的武人集团：西凉董卓。

这个群体之所以祸乱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仅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而且起家于未受中原文明辐射的大西北地区，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化和官僚知识训练，行事风格更类绿林草莽，他们无底限、无目的的暴虐式军事化行动，对秦汉以来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社会伦理秩序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宋承五代乱世，对武人的提防也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

“五胡乱华”加剧了这种状况，因为从文化基因上来说，胡人的蒙昧野蛮程度还远较董卓集团为甚。

于是，北魏一统中国北方之后，雄才大略的拓跋皇室集团在继续让鲜卑勋贵攻城拔寨的同时，开始大批量地任用汉人知识分子来管理国家内政。

而随着人员比例的上升和话语权的加重，汉人知识分子开始尝试与胡人分庭抗礼，先是名臣崔浩提出“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意图恢复汉晋经学的贵族政治理想；后来张彝、张仲禹父子更是提出“铨别选格，排抑武人”，明确要求改革官员选拔标准，以文制武。

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二月，京城洛阳发生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就在天子脚下，一群愤怒的鲜卑武人先是大闹重要国家权力机构尚书省，继而围攻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的府第，不仅大肆纵火、打砸抢掠，还将其大儿子张始均殴打后扔到火里烧死，张彝及其二子张仲禹则被打成重伤。

奇怪的是，整个过程无人敢阻拦，更没有相关部门动用行政或军事手段予以制止。

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

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张）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伤重走免。彝仅有余命。

此时，孝明帝元诩年仅九岁，其母胡太后临朝称制。

听到这一消息后，朝堂上下为之震惊，经过紧急磋商，处罚方案出炉：将领头的八个人斩首，其余一概不问。

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

围攻国家机关、焚烧官邸、打死打伤朝廷命官，这放在任何朝代都是十恶不赦的忤逆大罪，而且还是数千军人聚众滋事，就仅仅杀掉八个首恶就算了？即便再法不责众也不至于此吧？

是什么原因导致地这一惨剧？又是什么原因让北魏政府对闹事军人重罪轻罚呢？

两个原因。

其一来自张彝二儿子张仲禹“排抑武人”的建议。事件发生前不久，张彝的二儿子张仲禹上书，要求改变官员选拔标准，尤其要取消军人的贵族等级和身份，将这一群体排除于体制之外。正是这一上书不仅导致洛阳武人集团群议汹汹，更给他们父子惹来了杀身之祸。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

其二来自孝文汉化导致的鲜卑武人身份地位的下降。鲜卑尚武，北魏更是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以武功立国，因此，在孝文帝之前，整个帝国一直是以军功定尊卑，其上层勋贵就全是一帮武人。不过，这种状况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被改变了——由于北方威胁的解除和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武人开疆拓土和保家护国的社会功能大大降低，尤其是原来尊贵无比的六镇戍卒，身份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一边是日渐边缘化的鲜卑武人，一边是权重日增的汉人，此消彼长，鲜卑人不愿意了，他们一边积蓄着怨气，一边伺机反击。

这个时候，张彝父子不合时宜地提出了“排抑武人”的建议。

卑武人的地位落差和心理落差，集中体现在北方六镇和新都洛阳。

六镇，是指在北魏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以北边境设置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分别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和怀荒。设置时间大致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期，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和打击更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

在北魏中前期，由于战争需要，历代帝王对六镇极为重视，不仅主要将领全由鲜卑贵族和凉州武人担任，戍防军人也以鲜卑人为主，也有来自中原的“强宗子弟”。这群人不仅出身高贵，而且世代享有种种特权，是很多人羡慕和眼红的对象。

昔皇始（道武帝年号，396年—398年）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些兵均出自最早的鲜卑九十九大姓，自带贵族属性，地位很高。

拓跋氏起自云朔，据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为国也。羽林、虎贲，则宿卫之兵，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籍之以横行中国者。

公元439年，北魏一统中国北方。而且，在北魏几代皇帝的连翩打击之下，柔然不仅被慢慢打残，更在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完全失去了与北魏抗衡的实力。也就是说，北魏帝国的北方威胁已经基本解除。

在此情况下，六镇连同戍边将士的地位忽然尴尬了起来：不打仗，他们不仅没事干，也没人理了。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将帝国统治重心挪到中原后，六镇军人地位日益低下，贵族子弟不但原有特权丧失殆尽，进仕愈加艰难，有的还渐渐沦为军官的仆役甚至佃户，受到残酷剥削和压迫。

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直侯白；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

在他们日渐破落的时候，洛阳那边的光景其实也不容乐观。那些随孝文帝南下洛阳的鲜卑人表面上看去“各各荣显”，仍然享受着钟鸣鼎食的荣华富贵，但实际上，孝文帝无差别、强制性地推行汉化，“以夏变夷”，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股崇文鄙武、把武人排斥于清途之外的社会风气。

张仲禹“铨别选格，排抑武人”的上书就是这种社会风气的集中体现。

然而，以张彝、张仲禹父子为代表的汉人官僚想得还是太简单了：在一个鲜卑人的世界里，他们会容忍一群汉人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吗？

根本不可能，惨烈的结局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次“排抑武人”的尝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张彝父子为代表的汉人官僚集团忽略的不仅是以上因素，还有鲜卑人的文化基因、南北对峙的混乱格局，以及汉人名臣崔浩“国史之祸”的前车之鉴。

在中国地图上，沿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一线，被称为“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它不仅是我国季风与非季风、半湿润与半干旱、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同时还是种植业和畜牧业，也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这条线，不仅造就了两种文明，还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就文明而言，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农业文明是圈养的，游牧民文明是野生的。

前者信奉道德教化，否定暴力，习惯以理服人，认为君子动口不动手，任何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

后者信奉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体现为一种狼性，认为弱肉强食天经地义。

就生产关系而言，前者相对稳定，后者则波动较大甚至变幻无常。正常情况下，两种生产生活状态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当老天不作美的时候，农耕文明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比如西伯利亚的寒流一南下，人畜即成片成片地冻馁而死，牧民们无论贫富贵贱瞬间平等，全部都在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农耕民族则一般没有这种忧虑，虽然也有荒年和欠收，甚至会遇到数万年一遇的“小冰河期”，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和游牧相比，基本能做到旱涝保收。即使是出去讨饭，也总有能讨到的地方。

游民族则完全不具备这种条件，周边除了风沙，看不到任何活物，更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怎么办？凉拌肯定不行，那就只有抢了。

往东往西纬度相同，都是自己的难兄难弟，唯有往南一看，温暖旖旎、繁华富庶，就是你了。

历史上，无论是先秦的戎狄、匈奴，中古的鲜卑、突厥，还是后来的蒙古、女真，走得都是这条路子。完全不讲道理，简单粗暴，干就完了。

不过，“干”需要本钱，这本钱就是战斗力。因为自古到今，抢劫虽然有高回报，但却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只有保持足够强大并远胜对手的武力值，才能保证战胜或者碾压对手，最大限度地获得战利品。

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有人提出要鲜卑人弘扬文治，仁德治国，何异于让他们自废武功、自绝后路，谁会答应呢？

而在张彝之祸中闹事的数千鲜卑军人之所以最后只有八人被惩处，正是因为以胡太后为首的北魏朝堂对鲜卑文明有着一个整体考量。

不仅如此，当时的内忧外患也亟需这群武人出面支撑和弹压。

内忧主要是朝堂政治斗争和胡汉矛盾，外患则是南面的萧梁。

张彝之祸发生的519年，在北魏是神龟二年，而在南朝则是梁天监十八年，当政者是尚英明神武的梁武帝萧衍。

虽然晚节不保，但萧衍却算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也是北魏最为忌惮的外敌之一。公元495年，尚为齐臣的萧衍就曾在义阳之战中大败魏军。

公元502年代齐建梁后，天监六年（公元507年），萧衍又在堪称国运大战的钟离之战中大败北魏，不仅将国境线推至淮河以北，更让其数年不敢南犯，一举奠定南北对峙新格局。

在这么一个非常时期，北魏政府即使有心，也是万万不敢“排抑武人”的。

这一点，如果再看一下同样以“排抑武人”为目的的“杯酒释兵权”所面临的社会背景就会更加明白。

公元960年，赵匡胤与自己的结社兄弟们在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闹剧后建立北宋。

将朝堂内外的不安定因素一一摆平之后，赵大坐在御椅之上开始思考人生。

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到960年赵氏建宋，在后晋大将安重荣"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叫嚣声中，短短五十四年居然经历了五个朝代。而且这五十多年也从未有一刻太平，兵荒马乱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想想皇帝如击鼓传花、走马灯一样更换，再看看周围的那帮“结社兄弟”，赵匡胤不禁起了疑问：昨天我造了别人的反，明天就不会有人造我的反吗？

思前想后，赵匡胤认为武将是造成这一切的万恶之源，所谓"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于是才"杯酒释兵权"，一夜之间，皇权的内部威胁全部解除。

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呢？

天下苦战乱久矣，人心思定！

五代乱世，不仅普通百姓无以安身，文人无以立命（即无从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就连整天打打杀杀的武人其实也非常讨厌这种刀口上舔血的生活。

打仗为了什么，还不是荣华富贵吗？在乱世之中，劫来了钱有可能没命花，抢来了房有可能没命住。现在，新皇帝既然已经张口送富贵了，那么，谁还愿意继续回到那种胆战心惊、朝不保夕的日子呢？

息兵止戈、重文轻武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在张彝之祸中，北魏不仅完全不具备赵宋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且由汉人提出这种动议，更触动了鲜卑人的敏感神经——他们怕汉人抢班夺权。

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崔浩的“国史之祸”就是这么发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号称“民族大融合”，听起来一派和谐，但其中民族仇杀的血腥铺垫都因政治因素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掩盖了。

原因很简单，汉人虽然一贯看不起蒙昧野蛮、只知打打杀杀的胡人，但同样，胡人也看不惯宽袍峨冠、言必孔孟的汉人。

汉人看不起胡人，顶多就是揶揄、嘲讽几句；但胡人看不上汉人，则会直接动刀子——这一是因为他们的秉性，二是因为北魏是胡人的国家。

张彝之前，第一个挨刀的汉人名臣是崔浩。

崔浩，出身著名的清河崔氏，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和太武三朝，深受倚重。尤其在太武帝拓跋焘一朝灭大夏、北凉，破柔然，对北魏得以一统北方可谓居功至伟。

拓跋焘经常在人前人后夸赞崔浩说，你们别看他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胸中的韬略计谋却胜过百万雄兵，我之所以能够战必胜攻必取，都是他的功劳。

他甚至告诫其他官员说，凡涉及军国大计的事，如果你们拿不准，就一定要咨询崔浩，然后按他的意见去办。

按说，背后有皇帝的鼎力支持，崔浩在北魏应该是风生水起、无往而不利才对。但是，他却偏偏混得除了皇帝，其他都是仇家，连太子都是。

这一方面来自于崔浩孤僻清高的性格，第二方面来自于士家大族的自信，第三方面来自于他恢复贵族荣光的政治理想。

这三个方面在一件事上体现地淋漓尽致。

在一次涉及地方官员征辟和任用的人事调整中，他把部分候补多时的郡守人选全部拿下，然后按自己的意愿安排数十个士家大族的门人直接当了郡守（省去了候补）。

太子拓跋晃看不下去了，对崔浩说，原来那些候补人选不仅都有从政经验，而且干得好好的。所以完全可以让他们接任郡守，让后来征召的人做副职。再个说了，治理百姓，本就应该用有经验的人。

但崔浩却坚决不让步。对此，担任太子老师的高允评价说：“崔公要遭殃，因为他不仅坚持自己的错误，还与太子争高低，哪会有什么好结果。”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拓跋晃早亡，追谥景穆皇帝，庙号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

这一记载，说明北魏皇族和汉族大臣在用人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偏差——前者认为出身好就行；而后者则认为不仅要门第高，而且还要才学好——这两点本是东汉以来士家大族的标配，代表的正是崔浩的贵族政治理想。

但是他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一点：才学，恰恰是鲜卑胡人的软肋——强调才学，摆明了就是要把鲜卑勋贵排斥于体制之外，自然会引来全体鲜卑贵族的反对和攻击。

后来的事验证了高允的预测。

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拓跋焘诏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并叮嘱一定要据实编录。

经过十年编纂，《国记》修毕。为自彰其功，崔浩专门营建碑林，将《国记》刻于石上，供国人参阅。

由于秉笔直书，无所隐讳，拓跋氏草创期间的一些不堪也大暴于天下，惹来了鲜卑贵族的集体愤怒，认为崔浩有意暴扬国恶，要求太武帝对其进行惩处。

由于举报大多属实，再加上晚年的拓跋焘时昏时明，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不仅如此，清河崔氏同族，加上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以及河东柳氏均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无独有偶，深受儒家文化教诲的张彝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行事作风，都与崔浩如出一辙。

史载，张彝家世显赫，四世仕魏，且大都拜将封侯。张彝本人不仅深受儒家文化教诲，而且还和崔浩一样清高孤傲。

“彝性公强，有风气，历览经史……爱好知己，轻忽下流，非其意者，视之蔑尔。”

尤其是对胡人的武功嗤之以鼻，并对对乱世缺乏文治表示遗憾。

晋惠暗弱，骨肉相屠。终使聪曜鸮视并州，勒虎狼据燕赵。

及惠帝失御，中夏崩离，刘符专据秦西，燕赵独制关左，姚夏继起，五凉竞立，致使九服摇摇，民无定主，礼仪典制，此焉堙灭。

正是出于对鲜卑人粗放治国的忧虑和不屑，才由他的二儿子张仲禹上了“铨别选格，排抑武人”的奏书。

但是，他不仅错估了形势，低估了胡人的残暴，还高估了胡太后对汉人官员的态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关键时刻，北魏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胡太后还是把支持票投给了自己的同胞！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参考资料：《魏书》、《文献通考》、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