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呐喊·孔乙己》）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在鲁迅先生文章中看到他用生动诙谐的语言揶揄道，读书人的事不能称为偷，而是窃。

还别说，历史上还就有诸多文人喜欢“窃”，不过，他们不是像孔乙己那样去“窃”书，而是剽窃、抄袭别人的文章和创意。

最早的剽窃记载见于东汉。因为当时尚无科举，人才和官员的产生形式是“察举”，道德和文学则是重要的衡量依据。因此，有些自感才华不够的人就动了歪心思，或抄袭别人文章，或冒用别人的姓名。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注引东汉蔡邕奏疏说：“昔人亦有窃人著作者，蔡邕疏云：‘待诏之士，或窃成文，虚冒姓氏’，是汉末已有此风。”

唐代柳宗元在其《辩文子》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剽窃”一词：

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

一般来说，在写文章和著书立说过程中，借鉴和引用前人的观点或论据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在自己的作品中注明甚至直接不承认，那就是明显的剽窃行为了。

下面就盘点一下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几个剽窃案例。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领土的一统尚在其次，思想领域的一统才是关键。

第一次完成此等伟业的是秦始皇，而提议人和执行人是名相李斯，方式就是“焚书坑儒”。

但是，你相信吗，通过这一举措来完成思想一统的创意居然不是李斯想出来的，而是韩非！

韩非说，先王考察人才的标准，不在其是否博学，而在是否能与君王保持一致。如果没有思想的统一，千人千心，政令不一，即便国土面积再大，也迟早会乱，殷纣王的失败和周武王的成功就是显明的例子。

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茍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韩非子·问辨》）

再看一下李斯关于“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的建议，除了表达方式不同外，其涵义与韩非之说如出一辙。

丞相……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本来，李斯出于嫉妒而骗韩非自杀的事，历来学界多有质疑，认为是野史虚构。但是，如果从这个创意剽窃事件来看，骗杀之事可能真不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

就像鲁迅先生笔下多管闲事的法海：

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按照传统观点，《汉书》的作者一般被认为是班固，即便其中的八表出自其妹班昭之手，而天文志则是由其弟子马续补写而成。

班固的作用和贡献其实被他自己过度夸大了，因为在《汉书》成书过程中，除了班昭和马续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参与者被人忽略，就是班固和班昭的父亲班彪。

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曾指出，班固的《汉书》，不仅在武帝之前多借鉴甚至照搬司马迁的《史记》，武帝之后的数十篇更是早有其父班彪的珠玉在前。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且有史迁创例于前，宜其成之易易。

据《后汉书班固传》，固父彪接迁书太初以后，继采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书示详，欲就其业。

《后汉书·班彪传》就明确记载，班彪曾撰《史记后传》六十五篇。而班固在著《汉书》的过程中，也大量借用了其父的现成材料，但是，他却对此避而不谈，只含糊地表示，《汉书》虽然借鉴了前人的一些记述，但总体上还是依据他自己搜罗的材料写成的。

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他的这一行径遭到了后世学者的一致批评。

唐代颜师古在作《汉书注》的时候就指责班固“盗窃父名”。

南宋史学家郑樵说得最为狠辣直接，“班固者，浮华之土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通志·自序》）。

到了近代，著名历史和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则专门作《班固窃父书》一文，逐条逐句把班固的抄袭行为扒了个底儿掉。

比如，《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对此，东汉应劭注：“臣，彪自说也。”

再如，《成帝纪赞》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西晋晋灼注：“班彪之姑也。”

从语气上来看，元、成二帝纪很明显出自班彪之手。

另外三篇《韦贤传》、《翟方进传》和《元后传》的赞语更是笑谈，班固甚至连“司徒掾班彪曰”都忘了改——这像极了学渣在抄袭学霸试卷的时候，不仅是内容，连名字都原封不动地抄上一样。

魏晋更迭之际，由于特殊而恶劣的政治环境所致，整个社会避谈时事，转而崇尚空谈，玄学之风由此大盛，时人均以研习老、庄为务，并涌现出了像何晏、王弼、向秀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作品。

郭象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郭象，字子玄，洛阳人，西晋著名玄学家和文学家，好老庄，善清谈，尤精庄子，有《庄子注》传世。一般认为，该书虽然挂着《庄子》注解的名头，但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原著解析，而是一部借庄子之名阐发作者自己观点的原创哲学著作。

郭象藉此名声大噪。

殊不知，该书仍然是一部剽窃之作，被剽窃者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

据《晋书》载，受风气影响，当时研究和注解《庄子》的个人和机构有数十家，但都水平泛泛，不得要旨。只有向秀，其解析脱胎于旧注却高于旧注，精妙准确，深得庄子真味，极大地推动了玄学的发展。遗憾的是，向秀在45岁的时候去世了，去世前尚有《秋水》、《至乐》两篇没有完成。

正因为没有完成全部注解，向秀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将其公布于世。死后，因其子尚年幼，无法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向来“行薄”的郭象趁机将该注据为己有，在补全《秋水》《至乐》等篇、并对他篇目进行简单校定后，以原创作者的名义版行了该书。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不过，向秀的《庄子注》虽然没有公行，但像籍康等圈内好友却都知道并拜读过，所以才有时人称其“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好友吕安读后更是怀疑庄子复生（庄周不死矣）。

对此，南北朝的刘义庆也不以为然，在《世说新语·文学》中表达了和《晋书》同样的看法。

公元680年的一天，著名诗人宋之问正在家休息，外甥刘希夷突来拜访。

宋之问对此兴味索然，因为他正在考虑如何在政治和仕途上更上一层楼。就在不久前，他刚刚以才名与杨炯被召分直内文学馆，接着又出授洛州参军，前方一片坦途，所以宋之问正踌躇满志。

刘希夷没有注意到宋之问的表情，因为他刚刚写了一首自我感觉良好的诗作，想让自己的诗人舅舅点评和指导一番。

诗是一首新乐府，名为《代悲白头吟》，宋之问接过来，漫不经心地看了起来。结果，就像当年洪州牧阎伯屿看王勃的《腾王阁序》一样，越读越是兴奋，尤其看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时，更是禁不住拍案叫绝。

读完之后，宋之问意犹未尽却又怅然若失，如此高明的诗句居然出自一个完全不知名的毛头小伙之手，而不是他。

思量许久，他向外甥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把这首诗转让给他。

为什么呢？

宋之问以才名进，所以，他想继续用才名获得更大更广阔的进升空间，而这首诗无疑能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可想象的巨大助推力。

得到肯定、尚沉浸在兴奋之中的刘希夷以为舅舅在开玩笑，就半真半假地答应了。之后，宋之问立即将诗作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发表，果不其然，《代悲白头吟》迅速在长安传播开来，尤其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更成为一时之绝唱。

得到消息的刘希夷懵了，他没有想到以舅舅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会真得来剽窃一个后生晚辈而且还是自己亲外甥的诗作！

当天晚上，他就带着愤怒和不解再次找到了舅舅的府上，质问并想要回诗作。

宋之问羞怒难当，这件事情如果传扬出去，不仅他的人设会崩，前途命运也全完了。利欲熏心之下，他竟然让家奴用土袋将外甥活活压死。

刘希夷没有想到，一首诗会要了自己的命。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武则天的倒台和宋之问的贬死，剽窃一事也慢慢传了出来。于是，在《全唐诗》中，《代悲白头吟》出现了两个作者，一为刘希夷，一为宋之问。

与前几位相比，最后这位剽窃者地位最高、声望最隆，他就是大清乾隆皇帝、十全老人爱新觉罗·弘历。而被剽窃者叫沈德潜，一位在后世声名不显但却极具实力的诗人。

沈德潜，苏州人，文学上成名极早，政治上大器晚成。乾隆元年（1736年），时年六十四岁的沈老先生忽然被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年），更是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并授翰林院编修。

对于晚来的荣誉和成功，沈德潜兴奋异常，同时又对欣赏他的乾隆皇帝感激涕零。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乾隆故意安排好的——年逾花甲的沈德潜之所以能被荐举并高中进士，一非实力所致，二非苍天开眼，而是因为他的诗名极大，不仅传遍江南，也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所以专门诏令两江总督庆复召其进京应试，这才有了后来的所谓飞黄腾达，历任侍读、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乾隆十四年（1749年）升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再加礼部尚书衔。

问题来了，乾隆为何要大费周折提拔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并让他一直待在自己身边呢？

说来好笑，因为乾隆喜欢附庸风雅、沽名钓誉，没事就吟两句，但他却全无诗才，这次找来沈德潜就是让其捉刀写诗，然后冠以自己的名字进行发表。

我们知道，乾隆一辈子共写了四万三千多首诗，几乎和《全唐诗》相当（四万八千多首），可谓“一人盖全唐”（《全唐诗》两千多诗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人诸多诗作当中，但凡有点意境的，基本上都是枪手代劳。而看上去像打油诗和顺口溜的，才是他自己的作品。

略选两首欣赏一下。

小儿五岁会骑驼，乳饼为粮乐则那。

忽落轻莎翻得意，揶揄学父舞天魔。

——《过蒙古诸部落》

铁岭老人阎李流，画不用笔用指头，

纵横挥洒饶奇趣，晚年手法弥警遒。

为吾染指画苍虎，气横幽壑寒飕飕，

落墨伊始鸦雀避，着色欲罢豺狼愁。

——《高其佩指头画虎》

说通俗易懂有点抬举，俗不可耐才是正解。

由于合作愉快，两人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乾隆甚至不惜放低身段赐诗沈德潜：“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

不过，这种关系随着沈德潜的去世戛然而止。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沈德潜病逝，年九十七，乾隆大为悲痛，不仅追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还赠谥文悫。

出于怀念，乾隆帝命人将沈德潜的诗集找来，放在案边时时翻阅，结果发现，沈德潜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他居然在暗地里把为乾隆捉刀所写的诗全部收入了自己的诗集中。

乾隆一见勃然大怒，但礼遇刚过，碍于面子，尚不好立即翻脸，所以他暂时忍了下来。

九年后，著名文字狱“一柱楼诗案”发，乾隆无意间得知，沈德潜居然曾为主犯徐述夔作传，于是借机追夺阶衔，罢祠削谥，甚至平毁墓碑，这才出了一口被戏耍的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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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史记》、《汉书》、《廿二史札记》（赵翼）、《中国通史》（吕思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