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又细思极恐的事。

上午，新华社旗下著名经济类媒体《经济参考报》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引题和副题则分别为：任何一个产业、一项竞技都不能以毁掉一代人的方式来发展，业内人士提醒，警惕网络游戏危害，及早合理规范。

此文一出，举国哗然，绝大多数声音是控诉和叫好。

受此影响，港股游戏股遭受重挫，其中，腾讯控股跌幅逾10%，网易则是15%。

然而，下午的时候，没能看到事件的继续发酵，却等来了媒体删文的消息。

舆论从哗然演为炸锅。

普遍认为，这是资本又一次发挥其通天彻地之能，要强行逆天改命了——最直接的证据是，删文之后的次日，也就是8月4日，腾讯控股跌幅收窄至4%。

对此，在官方结论未出之前，笔者不置可否。

不过，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普罗大众对资本的质疑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它确实具有一种无所不能的神秘力量：不管面对何种情况，如果资本决定要做点什么的时候，几乎没有难倒他们的时候！

汉武帝是最早看透资本力量的人之一。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提议，把全国各地有实力的豪强大族全部迁到长安茂陵，目的有两个，一是可以增加京城人口，二是可以借机拔除地方上的恶霸势力。汉武帝照准，要求各地立即执行，而迁移标准是家资达到三百万。

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迁移计划执行地基本顺利，只是在河南轵县出现了一点小状况：一个叫郭解的人进入大名单，但是地方官员却不敢让他迁移。原因是此人是当地的著名“豪侠”，好勇斗狠且身有命案，包括官员在内的当地人都不敢惹。

有人报到汉武帝那里，还没等武帝表态，大将军卫青来替这个郭解求情了，理由是他家里很穷，根本不符合迁移的标准。

轵人郭解，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

武帝一听乐了，能让大将军出面为他求情，肯定不是普通人，更不可能是穷人，所以他一定要迁。

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

这是一件卫青弄巧成拙的事情。本来，人口迁移涉及面极大，不差这一家两家，如果卫青不出面，汉武帝调查一番后可能会不了了之。卫青一出面，反而引起了汉武帝的警觉。

首先，既然郭解在大名单里，说明此人是够条件的，也就是身家三百万以上。

其次，当地官员报了却不敢让其迁移，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再次，能惊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卫青，不仅让人大大生疑，更是触到了汉武帝的底线。

汉武帝一辈子最恨这么一类人：豪强大族和商贾，也就是有钱人。

汉承秦制，经济方面也是重农抑商。开国之初，刘邦就明确下令说商人不能穿绸缎、不能坐马车，甚至故意课以重税以限制其发展。

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

即便如此，商人仍然通过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积聚起大量财富，实现了猥琐发育。

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手里有了钱，他们就对权势产生了觊觎之心。从文、景时期开始，这个群体开始涉足政治，手段就是用钱砸。

（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晁错《论贵粟疏》）

到了武帝时期，某些巨富更是在很多领域实现了垄断，同时，通过对政治的渗透，甚至开始插手政事，与国争利。

专巨海之富，擅鱼盐之利……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在这种情况下，卫青出面求情，则正是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政治领域、甚至帝国高层都被渗透的明证。

而这，又是汉武帝一辈子的底线。

所以，郭解不但必须要迁移，还必须得死，理由就是他原来犯下的命案。

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正因为看到了资本的强大力量，汉武帝还倾其一生，除了匈奴和百官之外，一直未停止和豪强、商人们的斗法，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支持了他的军事大业，还让资本无处遁形。

1、平准。他按照桑弘羊的提议，设置均输之官，笼天下之货，贵买贱卖，商贾无所牟其利，物价悉平。

2、实行盐铁专卖和手工业官营，与商争利。

3、禁止商人占有土地。商贾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4、算缗：商人自报经营收入，凡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戌边一年，没收钱财。

5、告缗。凡举报商人隐匿行为者，以没收钱财的一半作为奖励。

这一系列流程下来，资本还有能力兴起风雨、搅动大浪吗？

《季刊评论员》说，资本会逃避动乱和纷争，是胆怯的。这当然是真的，却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资本论》第二十四章第七节）

马克思认为，一般情况下，资本害怕战争，因为会影响他们赚钱。但也并非绝对，如果利润诱惑够大，资本不仅不怕，还会主动挑起战争。

比较典型的就是上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日俄战争。

曾几何时，有些史学家把日本的胜利归于明治维新。

的确，经过维新，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又都在战争中给予了日本强有力的支撑。

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日俄战争的背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却是资本——来自于西方世界的强大资本。

我们知道，沙皇俄国在彼得大帝之后的强势崛起，唤醒了这个民族骨子里的强烈扩张基因。数十年间，他们多方试探，向自己的四周展开了无差别的领土侵略，与中国以及欧洲列强结下了深深的梁子。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法、奥斯曼帝国等共同向沙俄宣战。战争虽然以沙俄失败告终，但西欧各国却也没占到太大便宜，所以一直惦念着如何进一步打击俄国。

恰好此时，新晋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向西扩张的战略意图与沙俄发生抵牾，双方摩擦不断，渐有一战之势。

英、法诸国见状大喜，于是便和日本达到协议，鼓动日本对俄作战，并承诺为其提供战争支援。

1904年2月，日俄战争开打，刚开始战事尚有胶着，但是越打俄国国库越空虚，后勤补给出现困难，俄军节节败退，打到次年5月的时候，沙俄认输。

日本打败沙俄，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只北极狐打败了一头北极熊，看上去不可思议。但是，如果看一下日本背后的战争花销，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军费开支高达15亿日元，是当时年度国家预算（四千万日元）的近40倍——也就是说，日本打这场战争动用了未来四十年的国家收入。

仅靠日本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撑起这场战争的。

这部分钱哪来的呢？

就来自西方资本。其中，仅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的希夫家族和德国的沃尔伯格家族，就连续4次向日本贷款超过10亿日元。

相反，西方列强又以经济和军事为借口，阻断了资本流向俄国的渠道。

也就是说，日、俄战争在开打之前，就已经被资本买断了结果。

正常情况下，资本是聪明的，它最懂得趋利避害，最懂得见缝插针，最懂得蝇营狗苟。但是，当被贪婪蒙蔽住双眼的时候，它又是最愚蠢的——因为它可以为了利益反噬和出卖母国！

18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即是典型代表。

16世纪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让欧洲各国开始了海上冒险和军备竞赛，结果，“海上马车夫”荷兰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

为扩大殖民领域、发展外海商机，1602年，荷兰组建荷兰东印度公司。公司被荷兰政府寄予厚望，不仅赋予了发动战争、订立条约以及发行货币的权力，还在东起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拥有绝对贸易垄断权。

从此，在国家绝对海上霸权的支撑下，公司走上了明为海外贸易、实则殖民掠夺的高速发展之路。到1669年时，它更是成为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拥有150条商船，40条战舰，50000名员工和10000人的私人武装，仅在亚洲就设有三十五个据点，公司投资的收益率甚至达到了惊人的40%。

而到18世纪初的时候，从波罗的海各国到北美殖民地，从地中海到西非沿岸地区，荷兰人更是倚仗自己的海军优势和商业资本，几乎垄断了当时的全球贸易。据统计，如果换算成美元的话，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济总量居然在7万亿以上——2020年，美国GDP总量世界第一，也不过21.8万亿美元而已。

但是，就是这么一艘看上去似乎永远不可沉没的的全球贸易堡垒，却因为自己的一个糊涂决定，在数年间就土崩瓦解，将全球殖民、军事和经济等全方位的霸主地位拱手让于后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

这源于荷兰和英国为了争夺海上和全球贸易霸权而展开的四次海上大战。

在这四次大战中，除了第一次（1652年—1654年）因准备不足输给英国外，第二次（1665年—1667年）和第三次（1672年—1674年）荷兰均获得大胜。

1780年，彻底完成工业革命、充分积蓄力量的英国人发动了第四次英、荷战争。这一次，为打赢战争，英国人不仅掏光了血本，还掷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发行战争债券。

令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居然就是这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英国的战争债券不仅面向全欧洲发行，而且利息极高，这让全欧洲的资本看到了商机，纷纷慷慨解囊——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来自敌对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和商人。

购买敌国债券来帮助其攻打母国，这一点看上去很难理解，但对于荷兰人来说却是非常正常。因为，荷兰人的骨子里是北欧海盗，后来更是通过海上贸易立国，他们认为掠夺与商业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立国之初，荷兰就被注入了浓浓的商业特质，整个国家都信奉利益至上。

于是，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中出现了这么一个奇特的景象：英国人和荷兰人同时在前方消耗，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巨额资金没有支援母国，反而以战争债券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结果是英国越打越富，荷兰却因为得不到任何有效和及时的补给而越打越退缩。

四年之后，荷兰战败，当双方坐到谈判桌前的时候，本想向英国收取债券利息、大发一笔战争财的荷兰商人傻眼了——作为战胜方，英国人以战争为借口，不仅拒绝支付战争债券的巨额利息，还在战后以低价向荷兰商人收购国债！

卖国者终于遭到了报应，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但受害最深的还是荷兰，这个在17世纪叱咤风云的“海上马车夫”与殖民帝国，随着战争失败而迅速崩溃衰落并一蹶不振。

而失去国家庇护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因军事和贸易霸权的衰弱影响力大减，还因股东变更经营不善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最终于1799年宣布破产解散。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一部作为先锋，开赴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由于北洋军阀的腐朽和内部斗争，北伐军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到12月上旬已先后击溃吴佩孚部和孙传芳部，占领南昌、逼近上海。

形势看上去一片大好，北伐军总指挥蒋介石更是一时间风头无两，不仅美国《时代》杂志称其为“孙中山之后新升起的太阳”，部分国人也将其视为能够结束战乱一统中国的希望。

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此时的蒋介石内心正充满焦虑和彷徨。

首先是汪精卫。1926年12月，汪精卫未打招呼，便私自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武汉——此举明显是借蒋介石在前方拼命之机抢夺胜利果实。对此，蒋介石愤怒却又无力反对，因为当时的汪精卫无论是资历（最早的革命者，且有刺杀前清摄政王载沣的光辉履历）还是声望（孙中山遗嘱起草者），都称得上是国民党党内第一号人物。

其次是向左还是向右。当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将国民党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全部清除，虽然已经暴露了他的右倾趋向，但是，苏联、国民党左派势的态度以及共产党日渐壮大的实力，让他尚不敢明确表态，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他的背后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这时，上海有人找上门了。

来人叫虞洽卿，浙江慈溪人，蒋介石老乡，上海滩著名商人、银行家，在1903年的时候就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并组建了四明银行。

他是带着任务来的，确切说是带着“江浙财阀”的使命来的——他们要和蒋介石进行一次大的交易：剿共。

“江浙财阀”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家和银行家，代表人物除了虞洽卿之外，还有张静江（浙江南浔人，丝商巨贾）、张嘉璈（江苏宝山人，中国现代银行家之父）、钱新之（浙江湖州人，银行家）、陈光甫（江苏镇江人，银行家、中国旅游业创始人）等。民国时期，他们以上海为基地，以江、浙籍人士为主体，组成大银行和大企业资本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财团。其中，银行资本集团又以其金融实力成为这一财团的核心。1925年，他们旗下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两家银行。此外，他们还掌握着上海银行公会的14家银行和近九成的资金。

他们不仅把整个上海经济都控制在手中，并藉此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和中国共产党结下的梁子呢？

原来，为配合北伐，中共在各大城市领导的工人罢工也开展地如火如荼，这给大买办、大资本家们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又以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为甚。

所以，他们才非常急切地想找到一位能够代表并保护他们利益的政治代言人，由他们出资赞助，条件是要保证上海安定、解决工人罢工。

而且，这个代言人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政治背景，还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多方考察和层层筛选后，作为孙中山接班人、正带领北伐军节节胜利的蒋介石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汪精卫不具备后者）

真是磕睡碰到枕头，双方互有所求又恰好互有所补，所以几乎一拍即合。

从1927年初，江浙财阀就开始了蒋介石的大力援助，到3月底的时候，各类赞助经费已高达500余万元。

对此，蒋介石投桃报李，1927 年 2 月，便和江浙财阀密定了“反共清党”的全盘谋划。

这时，一件突发事件又加快了双方的合作步伐。

1927 年 3月 21 日，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爆发，并带动了 15 万工人的大罢工，造成工厂停产、商铺停业，整个城市都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财阀们急了，当晚即找到蒋介石，让其加快行动步伐。蒋介石对此明确表态：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几天内就有50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被杀或失踪，到1930年，全国更约有 25000 名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被屠杀。

从此，在资本的鼓动和支持下，蒋介石彻底走上了人民的反面。

2016年4月26日，知乎上一则题为“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的回答引爆了网络，并把百度搜索和“莆田系”推上了风口浪尖。

故事的主人公叫魏则西，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一名学生，因患滑膜肉瘤，在多方求医无效的情况下，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医院有关人员称，该院的“生物免疫疗法”是美国斯坦福的研究成果，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可保10—20年没问题。但是，当全家东拼西凑的二十万巨额医疗费用完后，魏则西病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更加恶化，并于2016年年4月12日去世。

事件发酵后，有专业人士发现，所谓“生物免疫疗法”在国外确实存在过，不过因为有效率太低，在临床阶段就被淘汰了，当时的美国根本就没有医院用这种技术。但是，这种无效技术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引入国内，当作最新技术进行各种欺骗治疗，而魏则西仅是已知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肿瘤绝症是杀死魏则西的直接原因，但是，这其中又明显有人利用虚假宣传误导魏则西，并耽误了他的治疗。

通过魏则西的临终控诉，人们知道了他是通过百度才知道的所谓“生物免疫疗法”以及所在武警北京总院。

随后，百度竞价排名和“莆田系”医疗机构的劣行被先后爆出。

本来，广告竞价排名作为搜索引擎盈利的方式，道理和电视台插播广告获得赞助费、赢取利润是一样的，理所应当且无可厚非。因为，广告的多寡和利润的厚薄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竞价优势。

就像包括央视在内的所有电视台都有一个黄金时段和普通时段的差别——费用差别很大，换回的效益同样差别很大。

但“莆田系”医院错了：他们没有把精力用在精研技术、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上，而只是一门心思地在营销上下功夫；

百度搜索错了：他们不讲良心、不辨真假、没有底线，谁花钱多就让谁排在前面。

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位多次出现在多家省级卫视的“医疗专家”刘洪斌。

多年来，这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太太，先后转战西藏、青海、甘肃、东南、吉林和黑龙江等多家省级卫视，分别以中医、苗医、蒙医等九个身份推销过苗仙咳喘方、唐通5.0、天山雪莲、药王风痛方、苗祖定喘方、苗家活骨方、老院长祛斑方、蒙药心脑方等多种药品和保健品，让无数喜欢养生、渴望长寿的老年人纷纷慷慨解囊。

有效吗？

没有，因为她也是一个没有医术、更没有道德底线的骗子。

那为什么各大省级卫视还要为她提供造假平台呢？

很简单，这和百度搜索、“莆田系”是一个性质：刘洪斌背后的资本集团掏钱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