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的终点虽然是不可逃避的必然，但其过程却充满了种种无法预料的偶然，即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19世纪中叶，一个半瓶醋的落第酸秀才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导演了一出本为敛财、却意外占得半壁江山的造反大戏。

这就是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其中最大的一个谜题就是，以1853年3月进入南京城为节点，之前的洪氏集团虽筚路蓝缕、百战艰难却锐意进取；之后革命初成时却不进反退，不仅前进的脚步戛然而止，整个集团几乎从上到下迅速腐化堕落，并一直持续到灭亡再无更新或者反弹。

近读太平天国的有关史料，尤其是读到洪秀全“悟道”和传教的那一段时豁然发现，洪秀全及其集团的腐化堕落，其实从他开始传教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我们知道，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混沌初开，由于对天雷地火、暴风骤雨等现象的不了解，人类便产生了最初的自然敬畏，自然敬畏催生了朴素的鬼神哲学，鬼神哲学则进一步演化成为原始宗教。

有宗教就有信徒，有信徒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欺骗。最早的投机者就发明了宗教的衍生品——邪教。

与佛教、基督教等正教普世济人的原始教义不同的是，邪教从一开始就有几个显著的本质，比如反人类、反科学、反政府等等，而在这几个本质的下面，他们还有一个被掩盖的更邪恶本质目的：敛财。

让很多人无法想到的是，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初衷居然不是造反，而就是吸引教徒，借机敛财。

1836年，23岁的洪秀全广州二次应试落第，垂头丧气的他在街头遇到宣教的基督教徒，受《劝世良言》一册；

1937年，24岁的他三次失利，回家即大病一场，期间，翻看《劝世良言》，似有所悟；

1843年，洪秀全30岁，却第四次应考落第，心灰意冷继而恼羞成怒的他誓不再考，拉上同时落第的冯云山，以《劝世良言》为基础教材，于次年到广西传教。虽然传教效果一般，但他却在随后的两年中写出了自己的读后感、确切说是中西结合、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读本：《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

让人惊奇的是，在这几篇文章中，洪秀全所倡导和宣传的不仅不是造反，反而是批判造反并教人如何安贫乐道。就像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王庆成先生所说：“（《原道救世歌》）糅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语，苦口婆心地劝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如诗歌的题名所示，这是当时的洪秀全为了拯救邪恶社会的‘救世’方案。这个方案，也没有任何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革命倾向。”

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在这首诗歌中，李自成、黄巢、项羽这些传统起义领袖不仅被骂为草寇，他们发动并领导的起义也同时被诅咒：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

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同样的思想在太平天国的另外两位元勋冯云山和杨秀清那里也有体现。冯云山一到广西紫荆山就给上帝写下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造反险固所在栖身焉”（《太平天日》）；杨秀清则表示：“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小富即满，小富即安，其中根本没有要和满州人争天下的决心和大志。

有吃、有喝、有玩且受万民敬仰，仅仅打到南京就实现了一切理想，谁还愿意继续过那种刀口上舔血的日子呢？

洪秀全说，我不想努力了！

这也不能全怪洪秀全，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自己本来只想骗几个钱，却意外得到了半个天下。

洪秀全和他的教义

我国的福建和贵州两省多山少田，自古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其实，这句谚语同样适用于广西。由于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且生产方式落后，不仅农作物产量极低，还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一遇到极端天气，老百姓就遭殃了。

旱魃为虐，两年不雨，五谷无收，米贵如珍，人民饿殍，死相枕藉。（《宜北县志》）

穷则思变，活不下去的百姓聚在一起寻求出路。一开始三五成群流动讨食，后来发展成为数十上百的队伍，方式也变为拦路抢劫、打家劫舍，个别地方甚至以教门的形式出现大股流匪杀官绅、占城池的极端行为。据同治年间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载，在金田起义之前，广西十一府的行政区划中，已经有“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的局面不可收拾。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天地会和三合会，在这里我们重点说一下天地会。

天地会是兴起于清初的一支著名的反清力量，虽多经搜剿却一直扑而不灭。

嘉庆年间，由于清政府突然加大了搜捕力度，广东天地会成员大部分就近逃进了广西，散落民间。风声过后，这些人又冒出头来，不仅重操旧业，还大力发展广西民众入会，借以壮大。此事清人有明确记载：

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盗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清实录·宣宗实录》）

同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根据英国人的要求，广东为抗击侵略而招募的大量兵勇被强制解散，他们也纷纷涌入广西，在无以谋生计的情况下，很多人直接按照原建制在山间落草为寇，一时间整个广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这其中也有大量的天地会成员。

由于这伙人接受过正规训练，组织严明且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从他们开始，原来自发散乱的小股流民被逐渐整合，成为有组织、有目标的军事力量，代表人物是天地会首领陈亚贵、杨劳家和徐亚明。

这时，洪秀全才刚刚接受“神谕”，以上帝二儿子的身份在广西大力传播“拜上帝教”。如果不是清廷的战略判断失误，洪、杨等人可能还没成气候就已经被剿灭了。

曾经的匪窝

对于这些流民和股匪，刚开始清廷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到了道光后期，由于天地会的加入，形势逐渐失控，整个广西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毫无意外地惹来了官军的围剿。

无奈，时任广西巡抚的郑祖琛是个草包，不仅数次征剿不利，还让几支队伍顺势做大，整个广西渐有燎原之势。

清廷一看情况不对，赶紧起用因戒烟被解职的林则徐，并从附近各省大调兵员，意图毕其功于一役，将广西匪患剿杀于初萌。

怎奈人算不如天算，林则徐年事已高且疾病缠身，竟然于途中去世。慌乱之下，朝廷只能起复前兵部尚书李星沅赴黔，同时以布政使劳崇光接替广西巡抚郑祖琛，和提督向荣等人共同剿匪。

清廷一动真格，广西天地会首领陈亚贵、杨劳家、徐亚明等人就挺不住了，他们虽然各自攻占了几个小县城，但由于没有协同作战，势单力薄，最终被各个击破。

听到得胜的消息后，清廷上下额手称庆，一片欢腾，却不料，他们下大力气除掉的只是一块小小的癣疥之疾，而真正的腹心之患已经在他们的剿杀之下悄然做大。

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独存。（《湘军记》）

当时的情况是，天地会根深蒂固、人数众多且影响巨大，清廷一直想除之而后快。而洪秀全此时虽已起兵，但官方只是把这位落第秀才的此番举动视为“聚众滋事”，根本未加重视。可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等到陈、杨、徐等各股流匪被剿灭后，其散落的部众无处栖身，竟然纷纷投到毫发无损的洪秀全麾下——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就在冯云山和胡以晃的拉拢下加入了所谓的“拜上帝教”——洪秀全就势做大。

在“出头鸟”有意无意地掩护荫庇之下，太平天国居然意外地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天地会会簿

种种迹象表明，即便成为广西最大的匪患，即便惹来清廷的高度重视和集中围剿，在1850年12月之前，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虽然创立教会、组建队伍，但其实仍然没有破釜沉舟、彻底造反的计划。

至少，他们还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奋斗纲领和最终目标。

一场遭遇战改变了这一切。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初，洪秀全一帮人与前来剿匪的官军遭遇。一番厮杀过后，他们居然大获全胜，不仅打伤、击毙官军300余人，还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

杀死朝廷命官和官军，已经让这群教徒退无可退。尤其是貌似强大的官军居然都是纸老虎，让原本只是被裹挟、思想尚且懵懂的革命群众陡然间信心大增，一股打破旧世界的冲动油然而生。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此时阳历已经进入1851年），正逢“拜上帝教”教主洪秀全先生38岁寿辰，为表达对这位上帝二儿子的敬仰、崇拜之情，这帮人经过集体商议，索性搞一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语）以示庆祝。

这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阿Q革命那天，喝了点酒，有些亢奋，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由此可见，所谓“金田起义”，其实根本不像后来我党的秋收起义或者南昌起义一样属于有计划有目标的正义革命行动，而是一次随机反抗却大获成功的意外之喜。洪仁玕后来就回忆说：我们本来也没打算造反，只是官军逼得紧了，才不得已而为之。

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

1851年春，洪、杨等人和官军又在桂平、武宣、象县等地激战数次，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大获全胜。

雪球越滚越大，太平军越战越勇，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宗教也越来越狂热，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天父前有言日：越寒天，越退衣，各坚耐，万不知。众兵将各宜醒醒。今据奏说现无盐，移营是。又据奏说多病伤，护持紧，兄弟姊妹一个不保齐，辱及天父天兄也。今行营，其令各军各营，队伍宜整齐坚重，同心同力，千祈恪遵天命，不得再逆。（洪秀全《行营铺排诏》）

在又一次胜利之后，1851年3月23日 （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县东乡镇登基，自称天王。

同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城。

与前面的几个小城镇不同，永安不仅是一座大城，而且还是蒙山县治所，它的失守终于引起了清廷的震动和重视。

太平军方面，洪、杨诸人也自感骑虎难下，于是便化宗教为政治，大封诸王、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从此脱胎换骨，史称“永安封王”。

1852年4月，清军围城。众寡悬殊之下，太平军突围而出，转战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先后攻破郴州、武昌、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并于1853年3月19日攻入南京。

从金田起义到攻破并定都南京，太平军仅仅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期间，他们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展现出惊人的攻击性和战斗力。

乌合之众居然可以轻松战胜正规部队，结果令人诧异。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这其中的胜利之道并非因为领导集团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广西的彪悍民风和清军的腐朽衰败。

金田起义示意图

太平军强大战力的养成来自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原天地会成员、陈亚贵等人的余众以及原广东退伍兵勇的加入，不仅让洪秀全队伍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这群久经战阵的老兵油子，让原“拜上帝教”这群乌合之众的军事素养和战斗力得到了成倍的提升。但这群人毕竟是少数，所以，太平军的主要战力还是来自于第二方面。

其二，广西地区独特的地理和经济条件养成的彪悍民风。

从清朝初年开始，广东就有潮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陆续迁入广西。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原来的“一口通商”（广州）被迫改为“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原有的商埠口岸作用被弱化，造成大量人员失业。这部分人为了谋生，开始大量外迁，这其中多数人又都选择了临近的广西。

迁入广西后，开始阶段原住民和客家人尚相安无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是因为，受地理位置和历史经历的影响，当时广东的文明开化和富裕程度远远地高于广西，当客家人进入广西后，不仅在农业方面善于精耕细作，而且，由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们大多还极富商业经验。因此，不消数十年，这群客家人以降维打击的压倒性优势，实现了在当地的快速扩张，财富、社会地位等方面反而凌驾于原住民之上。

贫富差距导致了土地兼并甚至人身依附，客人成了主人，主人反而变成了佃户，原住民对于客家人的态度慢慢从抵制变为仇视，双方冲突不断，并最终演变成为经常性的械斗冲突。

这造成了几个方面的后果。

其一，让广西本就十分糟糕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混乱；

其二，人数上不占优势的客家人败下阵来，为求自保，很多人加入了“拜上帝教”，像1850年就一次性吸纳了贵县3000多无处藏身的客家人；

其三，连年真刀实枪、血流遍地的准军事演练，让这一地区人不畏死、民风彪悍。

这么一群人，如果碰到久不习战、吸毒（鸦片）成风、且因缺俸乏饷而人心涣散的旗兵和绿营兵时，何异于狼入羊群、以石击卵。

体现土、客家之争的《剿灭粤匪图》

金田、江口接战，官军败；

桂平、武宣、象县数战，官军又败；

永安突围，官军复败；

郴州、武昌、九江、安庆、芜湖、南京，官军一败再败

……

两年多的时间内，一支农民队伍如砍瓜切菜，居然可以横扫半个中国，其兵威之盛、声势之强，反衬出的是清廷的无能和清军的孱弱。

换言之，这种状况的出现，更大因素是因为清军太弱。

就太平军而言，其取得的战果其实远远地大于他们的实际军事能力和对局面的控制能力。仅以“永安封王”为例，在攻占南京之前的两年多时间，仅永安小城就占了九个月。这期间，并非洪、杨等人在商议什么宏远的计划，而是因为过程太过顺利，让他们自己迷茫了。

因此，他们虽然大封诸王，在形式上完成政治架构，整个队伍看上去也好像已经初具规模。但实际上，他们此时的人数不过数千，而东、西、南、北、翼五位王爷也不过年均二十来岁，让他们来管治所谓四方诸国，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但是，幸运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整个大清早已腐朽透顶、气数已尽，就像一棵行将烂透的大树，轻轻一推，即摇摇欲坠。

从官员方面来看。广西地广人稀，行政区划和建制相比其他省份要少很多。同时，由于地处边陲，很大一部分官员拒绝到广西就任，更让本就稀少的官位一直处于空缺。这样，就导致清政府对于广西地区的管理变得松散而脆弱。

1851年，新任广西巡抚邹鸣鹤到任不久，就对咸丰皇帝大倒其苦：

"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渐甚久。"（《邹鸣鹤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奏折》）

再从官兵方面来看。且不说八旗兵蜕变为走狗玩鹰的纨袴子弟不堪重用，自嘉庆年间即流入中国的鸦片，也早已将部分军营变成了大烟馆，可以说，整个大清国的战斗力绝对称得上“战五渣”。林则徐在赴虎门禁烟之前就曾沉痛表示：烟不禁绝，国日贫，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而且，战斗力低下不说，兵员还不满。“金田起义”的时候，整个广西地区政府可调用的仅有两万余名缺乏军事训练、作战能力低下的绿营兵。

数种机缘巧合之下，莫说是洪秀全，就是换作李秀全、王秀全，其成功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之大。

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

清末八旗子弟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参考资料：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