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年）

卫嗣君薨，子怀君立。

嗣君好察微隐，县令有发褥而席弊者，嗣君闻之，乃赐之席。令大惊，以君为神。

卫嗣君死了，儿子立为卫国的新国君。

卫嗣君是老朋友了，我们在之前的《古代也有红色通缉令》里评论过他。

《资治通鉴》每当记叙到国君或皇帝死了时，就会用一段（其实是引用其他史籍中的）话对他进行概述性评价，或者记叙一段他的轶闻轶事，以小事见大节。

卫嗣君有些什么轶闻轶事呢？

卫嗣君通过一些手段知道有位县令（卫国此时已有郡县，郡县制在先秦应该是都有实践了）褥子下的席子破了，于是他送了这位县令一卷新的。县令突然收到国君送自己的一卷席子，大吃一惊，“以君为神”。

卫嗣君的这一举动叫“明察微隐”，这是法家的那一套。先秦时代百家争鸣，法家的“帝王术”很受欢迎，卫嗣君看来是更愿意按照法家的教科书办事，但是他更像一个刚上管理学课程的学生，对老师教的一些管理方法兴趣盎然，忍不住想做个课后实验，生吞活剥，活学活用，当他看到或者得知县令收到新席子时吃惊的表情，由衷的赞叹，肯定有一种做对习题的快感，更有一种洞察秋毫、明见万里的帝王级的享受。

窥探到别人的隐私和秘密，想要不说出来，绝对是一种心理煎熬。但是窥探别人毕竟是一种鬼鬼祟祟的事情，一般人不好意思直接了当地告诉别人我窥探了你。但是国君不是一般的，是二班的。

卫嗣君不仅让县令知道被窥探，而且自鸣得意，以为收到“以君为神”的超级效果。这类事后世也有，好像朱元璋也爱干类似的事情，给大臣家里装探头，装窃听器。太子的老师宋濂有一次打了一夜牌，第二天上朝萎靡不振，朱元璋问故，宋濂具实回答：臣昨晚搓麻，本来计划打到天明直接上班，没想到丢了一张牌，打不成了，睡了一小会儿，反而精神更差了。朱元璋不语，笑眯眯地把老宋丢的那张牌还给了他。

法家讲究明察、赏罚，注重控制权势，制驭大臣。“明察微隐”是治术中的一招，但是还要和保密、“诡使”配套起来运用效果更好。情报工作一般是不拿到台面上来的，至于让不让下属知道自己头顶已经被装了上探头，这又是另一个需要灵活掌握的治术问题。卫嗣君是新学一招，马上试用，透着幼稚，而朱元璋则用招老到，他用一张牌告诉群臣，老子一切尽在掌握，尔等休要懒惰，更不要有什么活思想。

对于下属的思想情绪，领导者都想知道，也都应该知道。如果领导经常亲临一线，和群众打成一片，那么要知道和掌握这些情况也并不太难。问题是有人权位越高，就越脱离群众；越脱离群众，心理上就越孤寒，心理越孤寒，就越是疑神疑鬼，如果再做过亏心事，做过负心人，权势来得又不正，则对人性更是抱持彻底的绝望，常有左右欺瞒孤，总有刁民想害朕！

纵观历史，皇帝们都有这种阴刻的心理，差别只是强弱而已。所谓雄猜之主，就是每天晚上睡不好觉，把文武左右扒拉过来扒拉过去，谁是忠狗？谁是妖怪？谁是睡在老子身边的赫鲁晓夫？天天想知道，身边的大臣是不是对自己绝对忠诚？天下的百姓是不是对自己无限热爱？

朝廷和皇帝没有情报体系和情治人员肯定是不行的，“明察”是君主以及所有领导者的基本功课，但是监督和监视是有区别的，侦察和审判是各有流程和章法的，监视窥探也许是必须的手段，但是用起来要有度，一旦过了，东厂、西厂就会业务繁忙，揭发告密也会日益增多，有罪推定，深文罗织随之而来，叛臣逆民也就越查越多，厂公们所言的“天下皆叛唯我独忠”的局面就会真的出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