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和秦昭王在离宫一番晤对，就像刘备和诸葛亮，就像周文王和姜子牙，就像等等等等。中国古时候有很多这种君臣际遇的光辉事迹，当然我们例举的都是明君贤臣，其实昏君佞臣也有投缘的。

政治理想可以让人和人团结友爱坚强如钢，但是很多时候，也没有这么高大上，只要投缘，相互之间在一起很舒服，也行。

锐圆随着年龄增加，越来越唯心主义了，我就是觉得范雎和秦昭王就是属于投缘的。

范雎挑拨离间秦昭王和母亲的关系，和舅舅的关系，和同父同母的两个兄弟的关系，居然都成功了。

在帝王家，兄弟们之间其实是不那么亲热的。帝王如果身体好，后宫的女人多，儿子会特别多，且不说他们要争权夺利，就在平常，他们也不在一个锅里头舀饭吃的，不会生活在一起的，小时候各跟各的娘，长大了独立开府，没有平民老百姓家里的兄弟姊妹相处得那么好。

秦昭王的两个弟弟，应该是他最亲近的人了，但是范雎也离间了。最后，秦昭王把他的两个舅舅，两个兄弟，都让他们下课了。还好，他没有像后世的那种刻薄寡恩君主或者皇帝那样，好的时候对你无以复加，差的时候就把你抄家灭族。

秦昭王让穰侯魏冉到他的封地陶邑养老去了，其他人也大致是这样安排。等于是一种和平的友好的礼遇型的让他们下课了。

司马光对这个现象也有点不解，他认为穰侯魏冉，是帮助秦昭王做到国君，为秦国立过大功，让诸侯各国都对秦国畏惧有加，虽然说他也是骄奢淫逸，但是也远远没有达到范雎所说的对国家产生了那么大的危害。但是范雎就凭这么几句话，就让秦昭王对魏冉采取了这些措施，最后就是“遂使秦王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倾危之士哉！”

司马光认为范雎是个“倾危之士”，是一个非常有颠覆性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完整的过程考虑进去的话，其实，秦昭王对冉侯并没有失所谓“舅甥之恩”。我们现在读历史书，这段故事翻过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但是我们仔细的把时间轴画一下的话，就会发现，秦昭王听进去范雎的这些挑拨离间的话以后，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过了五六年，等宣太后死了以后，他才对冉和魏冉提出来，你可以到封地养老了。

那个时候，魏冉应该也是在70岁上下了，这个时候秦昭王让舅舅们、兄弟们去养老，去享受人生的富贵，把以前封赏得来的、战争中得来的、贪污腐败中得来的财富花销花销，这不是什么绝情寡义，应该说还是很有人情味儿的。

秦昭王本身也需要不断地更替自己的执行团队，老臣子老团队，不要说他们有私心了，即便没有私心，这么多年了也不新鲜了，也有厌倦感了。把他们踢掉，再找一帮出身贫寒的、对富贵更看重的、有追求的年轻一代，他们会很积极，很上进，让他们来为自己服务，很正常，也很符合人性。

一般认定，范雎对秦昭王是有两大贡献，一个是提出“远交近攻”，一个就是他把专权的“四贵”给铲除了。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站在秦昭王的立场上，他希望把国家的战略拨乱反正一下，不去远攻近交，而是远交近攻，不再受魏冉的影响。

远交近攻更符合秦国的利益，是我们今天看这段历史的一个关键点。其实，秦昭王和他的两个舅舅，两个兄弟的这种矛盾，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常态化的矛盾，经常出现的矛盾。

范雎点了一个题，什么题呢？就是说“强干弱枝”这个题。就是不论范雎，还是后来的贾谊、晁错都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像一棵树一样，必须把主干强壮起来，把横生的树枝砍削掉。说白了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的实力和威望，削弱地方的实力，削弱地方向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

不论是国君之于诸侯，还是中央之于地方，这个矛盾是贯穿古今的。

毛主席在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在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来讲，是一个时时刻刻经常能面临到的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讲，秦昭王对穰侯魏冉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的这些措施，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可以等量齐观，也没有说因为你贪了很多钱，我找借口把你抄家杀头，秦昭王没有这么小家子气，你可以把你财富都带走，你去享受去吧。但是权位你要挪开，这种格局我要打破，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核心点。

至于说范雎是不是因此为秦昭王立了多大的功劳呢？也未必。我只能说范雎的建议和意见，秦昭王听着特别舒服，特别入耳。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气场特别对头，关系处得特别融洽。我始终认为，秦昭王对这些问题，并不是范雎提出来，他才想到了，他才注意到了。其实他在心里一直是有这个问题的。范雎提到了，推动了他处理了这些问题，如此而已。

秦昭王对范雎确实是恩宠有加，他甚至以国家的力量为这个范雎解决一些个人恩怨的问题，让范雎能够快意恩仇。

帝王家庭有作业，强干弱枝削藩王。

一股独大天下稳，六亲不认亦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