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资治通鉴时间”公元前270年。
资治通鉴是从公元前403年开始写的，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共182年，将近200年，将近两个世纪。我们现在都爱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一百年就应该对世界世间的变化做一个总结和展望。
这200年如果打个对折的时候，也就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100年，这个时候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孟子见魏惠王。他在见魏惠王的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魏惠王问，天下纷争何时定？孟子果断地回答：“定于一”。就是说天下统一的时候，世界也就和平了。
我们现在都觉得统一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当时的人看来未必。孟子有这样的看法必须给个评语叫“先见之明”。当时发生的另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秦国把川蜀之地被占领了。秦蜀连为一体，依据历史经验看来的话，对于统一华夏，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个时候，秦国不一定就有统一中国的战略构想，没有文献记载证明。但是当时像孟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是有这种预见和期待的，所以说秦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也不可能。
好，从那时再往后再打一个对折，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公元前270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也没有什么很著名的事件性的事，没有突然爆发什么事，但是这一年，有一个人提出来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被秦国、被秦昭王确定为国家战略。
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叫范雎，他提出什么观点呢？就是叫“远交近攻”。
远交近攻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人相处的一个历史经验。我小时候听来一句俗语：“兄弟高打墙，亲戚远离乡”。什么意思呢？就是相邻越近矛盾越多，邻居就会经常吵架，哪怕是亲兄弟，所以要把墙打得高一点，即使亲兄弟不吵架，但是妯娌可能吵架；亲戚要离得远一点，远一点才亲。当然亲戚在于走动，生命在于运动，从来不走动也不行。
这些都是民间的生活经验，但也能把它扩展为国家的一种政治经验。
就是和周边的邻国要经常发生矛盾，这个是没办法的。和远方的国家，要把关系处好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恶邻孤立一点。
在战国时期，远交近攻是有实指的，我以前曾经讲过，远交近攻对各国是一个常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谈不上是什么战略。但是在这个时间段，范雎提出这个远交近攻对秦国是有战略意义的。因为在这个阶段，秦国违背常识，恰恰不是远交近攻，恰恰是近交远攻。这就反映了当时秦国内部的一个严重问题。所以我们后人在读历史的时候，可以强行的加一个批注，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就是从现在开始，50年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这50年在此时此刻范雎有一个秦国拨乱反正、重新启动的这么一个概念。
锐圆上次讲到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时候，为什么当时秦昭王在蔺相如戏弄了自己以后，并没有马上翻脸，并没有派兵去攻打赵国，原因就是当时秦国攻击目标，不是周边的三晋，不是韩赵魏，而是齐国。就是秦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近交远攻”这么一个态势。所以秦昭王要和赵国保持关系，这个和氏璧我得到了更好，得不到也就拉倒了,没有和赵国翻脸。
为什么秦国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态势呢？为什么要近交远攻呢？这就反映了秦国内部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都知道，秦昭王嬴稷曾在燕国做质子，他哥哥秦武王死的时候，没有儿子，只能从他的父亲秦惠王的众多儿子中选一个做国君。嬴稷的兄弟们中间，有比他条件更好的，但是当时在秦国内部，有话语权的是魏冉。魏冉是芈月的弟弟。芈月是秦惠文王的女人，而且是给秦惠文王生了三个儿子。芈月和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同父同母的弟弟芈戎（华阳君），他们都是楚国人，但是在秦国非常有话语权，非常有势力。
“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薨，诸弟争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魏冉力主让芈月生的大儿子嬴稷回来做秦王，他的主张得到了落实。
也就是说魏冉对秦昭王是有拥立之功的。
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也好，或者是皇帝集权时代也好，作为大臣什么功劳最大呢？你跟上刘邦打天下，你跟上朱元璋打天下，你立下了汗马功劳功臣多了去了，是一大帮人，再大功臣功劳也被摊薄了，因为有功劳的人太多了，太多了就不值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反而在后世承平时期，皇帝的皇子们都有做皇帝的机会，大臣中间谁能说一不二，一言九鼎，他的关键一票，让你就从普通皇子成为皇帝，你说这个功劳有多大？
这个功劳叫拥立之功，是比打天下的那个功劳还大的。所以魏冉对于秦昭王来说，太重要了。于私是自己的娘舅，于公他是拥立为国君的第一功臣，没有魏冉就没有我秦昭王，没有他，我是坐不上这个王位的。讲秦国的这段历史，必须把这一点要反复强调，他们的这个关系我们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必须反复讲。
秦昭王继位以后，他在这个王位上做了五十六年，在此之前，他和这个魏冉的关系，没有清晰定性的描述，《史记》也语焉不详，不论是《秦世家》还是《魏冉列传》。没有具体描写他们俩人相处的细节。
为什么呢？只能说，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正常”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公开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有心结，肯定有心结。
魏冉这个人上马能治军，下马能治民。不论内政，不论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很厉害。魏冉一会在内做相国，一会在外做将军，出将入相，反反复复，说明他和秦昭王越来越有点相离不得相见不得这种微妙的关系。魏冉既尊重秦昭王，有时也会拿捏秦昭王；秦昭王有时喜欢魏冉，有时也有点烦他，他们的关系一直是有变化的。
我们长话短说，秦昭王曾经为了调动魏冉的积极性，魏冉可能一会儿工作就卖力一些，一会儿就有点松懈，有点像老板和自己手下业务能力非常强的高管的这种关系，就是我从理性上分析，我有些太依赖你了，这样是不可以的，这样是有问题的。但是一一一到具体的情况下，我还得继续依赖你，我还得想办法调动你的积极性。
所以，秦昭王为了调动魏冉的工作的积极性，也为了酬谢他的功劳（拥立之功是很难酬谢完的），先封他做穰侯，又加封他陶邑这个地方。陶邑是在今天的山东定陶。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宋国的，后来宋国不是被齐湣王给灭了吗，因而招致了诸侯的干涉，乐毅组织了五国的联军（事实上也包括了楚国共六国）去攻打齐国，宋国就被这几个诸侯瓜分了，秦昭王就把宋国的陶邑分封给了魏冉。必须说明一下，陶吧对于秦国来讲是一块飞地，这块地方是和秦国是不接壤的。就像现在俄罗斯也有一块飞地，原来是德国的，叫加里宁格勒。
秦昭王给魏冉这块地方，有点像今天的期权一样。你别说我没有激励你，我给你一块地方，你想把你的封地扩大，你只能自己去打，你自己去扩大。魏冉得到陶邑以后，他就经常主张以陶邑作为原点来向外扩张，因为扩张得到的土地，不言而喻就属于他的，他在扩张的对象就只是齐国，他要和齐国硬抢。这就导致了秦国违背常识性的远交近攻，而要跨过魏国、韩国去攻打齐国，变成反常的近交远攻。魏冉他肯定要和魏国韩国把关系搞好一点，因为要经常借道。
从秦国的国家战略来讲，这样做肯定是有问题的。魏冉主导的近交远攻，且不说有多种的不方便，且不说劳师远征的成本有多么巨大，关键结果又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魏冉个人封地的扩张，秦国要把全公司资产抵押出去，所有的这种流动资金交给你，然后所有的设备人员都交给你，让你去做自己的订单。
秦国既定的国家战略是不断蚕食各国，但这样长期下去，我还没有把别的国家灭完，我又等于又培养一个国家，因为这样下去，一个新兴的叫“陶”的一个新的诸侯国就出现了。就是说我上集讲过的，就是秦昭王的这段时间，秦国出现了封建制的回潮，本来它是向郡县制改革的，但是因为人事之间的关系，因为秦昭王对魏冉帮他上位、帮他做国君，他要回报的魏冉，所以因为个人的原因，导致了整个的国家的政策，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有些拧巴了方向有点反了。
国家的大政方针，有时候是人民的意愿，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有时候就是可能高层的人的关系，这种微妙的关系，就把这个国家的方向就改变了。国君和他的重要的大臣，本来是他们之间的个人问题，但是就会导致国家各项政策都发生莫名其妙的改变，这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
所以“远交近攻”本来是一个常识，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做法，但是在秦昭王和魏冉的这种关系中，就变成了一种很特殊的做法，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课题。但是当时谁都不敢提出来，秦昭王心里想把这个格局改变，但是他也要找一个契机，要找到有些人能够站出来，引发这个话题，掀起一种舆论，他才好借机来去做处置。所以这个时候，范雎出现了，他正式的向秦昭王提出了“远交进攻”的国家战略。秦昭王说，善！马上批准，照此执行。
这对秦国是有一种拨乱反正效果的，这个效果50年以后就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节点——公元前270年，秦国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大家可能都无感，都觉得不就是这么一个提法吗？但是不要忘了，提法在我们中国很重要。最高层的有些提法，有些说法都改变了，那就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的，整个的历史的发展的方向就会有调整。哪怕很微小的角度的摆动，也会影响千百万人的命运。
好，下来我们会详细的讲一下范雎这个人。不论司马迁还是司马光，都认为他是一个“倾危之士”，也就是说，他是具有颠覆性的这么一种能量的人，这种人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