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华北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驻鲁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郎中将先后调集了第十七、二十、二十一、三十二、三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四、五、六、七、九、十旅团各一部共5.3万余日伪军，气势汹汹的向我沂蒙山区鲁中根据地而来。

为了此次行动万无一失，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亲自到一线，土桥一郎更是直接坐镇临沂指挥。

日军疯狂叫嚣，要一口吞下在山东的八路军“徐向前部”。

为了应对危惧，11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以及战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机关从沂蒙中心青驼寺转移至沂南县留田一带，并召开了军事会议。

有个值得一提的事，日军口口声声要在此次扫荡中吞掉在山东的八路军“徐向前部”，可那时徐向前已经不在山东。

抗战爆发之初，为了加强山东敌后抗战形势，中央的确派徐向前、朱瑞等领导人到山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山东的军事都是由徐向前负责的。

徐向前是1939年6月到的山东沂蒙山区，刚到就赶上了日军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日寇两万余人在植田大将指挥下，兵分十路，分进合击沂蒙山区腹心地带。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徐向前便肩负起了指挥山东军民的重担。

在军事上，毫无疑问徐向前是个天才。

尽管当时八路军115师主力已经开赴山东，但主要承担反扫荡作战任务的还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就是指挥这样一支不熟悉的队伍，徐向前打破了日军的这次扫荡。

简而言之，徐向前采取的办法是，利用沂蒙山区地形复杂的特点，采取军民结合的方式互通消息，日军每到一个地方，八路军就主持迁走当地的百姓，就连一粒粮食也不给敌人留，趁机集中主力重点袭击日军的交通线和薄弱地方。

日军被拖了一个月，直至山穷水尽，不得不宣告这次扫荡的失败。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山东的八路军就采取这种方式应对敌人扫荡，日军对我军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他们记住了指挥作战的徐向前的名字，所以哪怕是后来徐向前离开山东以后，他们仍然习惯称在山东的八路军为“徐向前部”。

1939年下半年，中央决定统一山东的党政军领导关系，并计划由徐向前统一负责军事。

在朱瑞、徐向前建议下，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第一纵队指挥机构与山东纵队合并，对内仍然保留山东纵队番号。徐向前不仅要出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还要兼任115师师长（当时115师是代师长陈光）。

只是这个计划没能完全实现。

1940年8月，徐向前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结果不慎被马踢伤，自此身体每况愈下，一直到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才被派到了晋冀鲁豫军区。

后来的山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党政军领导人也陷入了争执。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时任八路军115师政委的罗荣桓，逐渐的崭露头角。

1940年4月，日军集中八千余兵力从邹县、滕县、峄县、临沂、费县等地出发，向鲁南抱犊崮山区进行春季大“扫荡”。罗荣桓、陈光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并最终决定：

一、115师主力由陈光率领跳转外线作战，从背后袭击敌人，使敌人不能完全集中精力在根据地内扫荡；

二、罗荣桓亲率师部以及特务团两个营的兵力施行内线作战，配合四县边联支队，与“扫荡”之敌周旋。

严格意义上来讲，罗荣桓此次反扫荡作战，采取的是老一套的战略战术。

从土地革命开始，无论是红军亦或是八路军，哪怕是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整体实力就要弱于敌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了求得生存，我军有一套很系统的内外线作战模式。

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

“内线作战就是在我方区域内作战，外线作战就是在敌方区域内作战。”

内外线作战的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常规的战略战术，军事上经常用，包括国民党军自己也拿来用，不过用的并不好。因此，关键点不在于内线作战、外线作战如何，而是要内外线配合作战，才是个重中之重的要点。

抗战时期内外线配合作战，主要是考虑敌人大规模兵力进犯根据地，而自己统治区域出现兵力空虚的情况，因此我军跳转外线作战，攻敌必救，以牵制敌人扫荡。与此同时，敌人内线抓不住我军，劳师以远，加上因内线压力，物资补给难于获得补充，只能放弃作战撤离根据地。

我军借此机会打破敌人的围剿。

不过，要是换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是很狡猾的。

1942年5月，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由于我军实现未能意识到这是敌人一个大范围、长时间的扫荡，仍然按照老套路采取内外线配合作战的方式，导致了部分根据地、地区在未事先查明敌人已经退走的情况下回到根据地，结果一头扎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冀中根据地在“五一大扫荡”期间损失很大，冀中抗日根据地大部变为敌占区、游击区，被残害的无辜民众就有两万多人，被抓走的也有五万多人。

杨成武记得很清楚，1941年8月日军发动对晋察冀军区大扫荡，他也率领一分区指挥机关跳转外线作战，好在杨成武及时察觉出不对劲儿，未按照一开始计划向易涞公路转移，才幸免于难。

因此内外线作战彼此配合，是需要很精准的情报分析以及对敌人的了解的。

这套战略战术，用得最高明的还是毛主席，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总能注意到内外线战略上的变化，甚至在延安沦陷的情况下，毛主席亲率中央纵队施行内线作战，牵制胡宗南集团，这份勇气无疑相当难得。

毫无疑问，罗荣桓也具备这样的勇气。

1940年4月，罗荣桓亲率两个营内线牵制日军大股兵力，甚至后来连两个营也没有了，所有部队化整为零，罗荣桓身边只有一个连，距离敌人最近处甚至只有几百米远。

面对强敌，罗荣桓沉着指挥，给许多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许多政治部的干部后来回忆称：

“跟着罗政委最安全，用不着担心。”

这次反扫荡作战，给罗荣桓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在战后细致的总结了经验。

1940年5月中旬，罗荣桓在葫芦套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提到：

“敌人利用青黄不接、部队与群众粮食困难之际来‘扫荡’山区，我们是有办法克服的。我们把主力运动到敌人后方去活动，很容易解决。再过一个月，青纱帐起，我们还可以到平原上去活动，去和敌人的坦克车碰一碰。”

不仅仅是如此，罗荣桓通过内外线作战不断的转换，还提出了一个更新的作战思维。

1941年8月，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并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被中央任命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此举可被视为中央已经有意要把山东的党政军交给罗荣桓来统一负责的先兆。

不过、罗荣桓还没来得及熟悉，两个月后，日军出动五万兵力扫荡沂蒙山区。

11月4日，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最先遭到日军合围，出现了比较大的损失，不得不分散突围，为了防止敌人获取我军机密消息，山纵指挥机关突围后，砸毁了电台，烧掉了密码本，这也直接导致了山纵与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

就在罗荣桓焦急的排出侦查员联系山纵时，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2000余人也被日军包围上来。当时罗荣桓身边没有多少战斗部队，只有115师的一个特务营以及山东分局的一个特务连。

11月5日上午，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山东分局等机关干部2000余人从沂蒙青驼寺转移至留田，并日军即将合围之际，召开了一个简单的军事会议。

会上众人七嘴八舌，主要讨论的是突围方向，形成了比较集中的四点意见：

一、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

二、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

三、向西，进入蒙山；

四、分散突围。

这四点核心思想就一个，即向敌人薄弱的方向突围。

罗荣桓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向南突围。

在场众人均默不作声，因为向南突围，无异于是向敌人怀抱里一个猛子扎进去，因为南面临沂是日军此次扫荡的大本营，而且事先就有传言说，侵华日军司令官畑俊六就在临沂。

很显然大家都不太赞同这个建议。

不过，罗荣桓根据现实分析，却征服了在场所有人。

首先向北突围与山纵汇合，根本不可取，因为敌人刚打散了山纵指挥部，正气势汹汹的从南压过来，而向东同样不可取，因为沂河、沭河都已经被敌人封锁，事实上敌人也预料到了我军可能从这个方向突围，所以在此地囤积重兵，至于向西进入蒙山，那里是敌人重兵扫荡的地区，等于说是才出狼窝又进虎穴。

罗荣桓认为，向南突围虽然风险打，可敌人估计也想不到他们这一路突围方向，因为这里是敌人大本营，况且此时敌人正集中兵力在沂蒙山区，后方兵力反而很空虚，那里相对又安全些。

与会众人都是身经百战，一听罗荣桓有礼有节的分析，大家都同意。

事实上，向南突围这条路是走对了，罗荣桓带着机关干部2000余人，一路悄无声息的突破日军三道封锁线，据说当时随同机关撤离的还有一位德国记者希伯，突围后对谷牧说：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的任何一次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怀念。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

事后希伯写了篇《无声的战斗》文章，后来发表在115师的《战士报》上。

也正是这次突围的经历，使得罗荣桓意识到在敌人扫荡根据地期间，后方实际上是他们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只要能够妥善利用，不仅能打破敌人的扫荡，还能够扩大根据地。

1942年以后，党中央统一了山东的党政军工作，并指明要罗荣桓负责。

根据战场情况，罗荣桓提出了“翻边战术”的构想。

所谓“翻边战术”实际上也是继承了红军时期游击作战的“十六字方针”，原来我军战术时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可到了抗战时期，又与土地革命时期有所不同，因为我军本身就是挺进敌后作战，根据地的规模很小，没有战略空间来进行“敌进我退”的策略，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案打，小片的根据地很容易被敌人一口口蚕食，而失去了转圜空间的八路军也可能会因为最终退无可退被敌人消灭。

“翻边战术”就不同了，罗荣桓提出的策略是“敌进我进”，即敌人来根据地扫荡，我军深入至敌占区，并在敌占区发展根据地，并能够获得成功，罗荣桓认为：

“敌人在政治上基本是处于劣势地位。因为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我则有普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且实行了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政策，这同敌人的抢掠残暴行为对照，敌人显然是劣势。"

至此，一套系统的完善的战略战术被提出。

抗战时期我军根据地层次分明，最内层是最安全的根据地腹地，边沿地区是游击区，即我军也活动，日伪军也活动，最外层是敌占区，只有日伪军活动。

根据这样一个现状，平常时罗荣桓便把部队安排在边沿地区，通过零星的作战巩固根据地中心，到敌人发动扫荡后，通过游击区进入敌占区作战，在极为广大的纵深作战，以打破敌人的包围圈，并同时发展游击区以及敌占区边缘，以扩大根据地。

这种战术采用以后，山东根据地就不在畏惧日军扫荡，因为无论日军如何深入我根据地腹地，边沿地带始终有破绽，而且随着日军越扫荡，我军根据地越是能发展。

以至于就连山东日军也不能不承认，随着他们的扫荡逐渐深入，八路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日渐壮大，已经越来越难以对付了。

毛主席后来曾评价罗荣桓的“翻边战术”：

“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