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19日，粟裕接到命令，出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负责学院的常务工作。
粟裕到军事科学院任职，是时任院长的叶剑英极力推荐并安排的，对于粟裕的到来，叶剑英是很欢迎的，他曾对人说：
“粟裕同志战功巨大，他的到来，是对军事科学院力量的很大加强。”
叶帅对粟裕本来就很看重，粟裕后来到军事科学院上任后，便立刻马不停蹄的投入工作中，可没想到的是，由于粟裕过去战争年代所受的创伤，加上心理上一些因素，粟裕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
1959年1月39日，粟裕因心脏病、高血压反复发作住院，血压最高时达180/120，这种情况对粟裕而言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至2月2日，根据医院建议，粟裕必须离开工作岗位，进入休养状态，叶帅那时对粟裕的身体很是关心，在医院下达报告的第二天便向中央军委请示：
“粟裕同志因工作，特别是在这次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会议期间过度疲劳，故旧病发作，病情继续加重，我们认为需要长期休养治疗。”
第二天，中央军委正式做出批复：
“同意粟裕同志休养。”
一从中央军委批示下来的那天开始，粟裕就算是正式进入了休养，但这对于一个劳碌了一辈子的大将而言，离开工作太难熬了。
粟裕即便是进入休养状态，但他无时无刻仍然操心的是工作。
1959年2月6日，粟裕还陪同叶剑英一起去了南京、广州，一边休养一边调研，当时很多老首长、老上级、老部下都对粟裕的身体情况表示关注，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还特意陪同粟裕一起到了海南。
萧劲光甚至还陪同粟裕一起视察了榆林海军基地。榆林港是个天然隐蔽的优良军港，即便敌人来袭，也看不见我们，相反我们却能看得见敌人。
就在参观榆林海军基地时，粟裕还和萧劲光反复探讨，考虑把三亚与榆林港挖通，以便于海军舰艇活动。
经过多日的游览，粟裕的心情有所好转，连带着身体也逐渐恢复。
不久之后，萧劲光又陪同粟裕一起到了南昌、杭州。
粟裕抵达杭州后不久，就听说老首长、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也在这里休养，因此粟裕打算过段时间去探望一番。
不料，滕代远在得知粟裕来杭州后，直接干脆利索的说了一句：
“粟裕来了杭州，我要去看看他去。”
滕代远甚至专门安排工作人员打电话给粟裕身边的人约时间。
当粟裕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有些彷徨无措，他跟工作人员说：
“可不敢这样，我要给老首长打个电话。”
还没等电话那边开口，粟裕这边就满怀歉疚地说：
“老首长，可不敢这样啊，我是专程到杭州来看望您的啊，你咋能先过来看我呢？这不是折煞我嘛。”
电话那头滕代远只是笑了笑，亲切地说：
“我们好久不见了，非常想念，就是想早点见到兄弟。”
粟裕心中颇感动容，事实上从1958年以后，他总是能感到这些老首长、老战友的关怀，心中颇为动容。
也许有人奇怪，粟裕和滕代远之间能有什么交集？
要知道滕代远过去革命资历很老，甚至可以称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早在1928年，滕代远就与彭老总、黄公略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并任红五军党代表，是湘鄂赣根据地的创始人，后来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滕代远又任军团政委。
1930年8月，红一、红三军团成立红一方面军，滕代远又出任了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当时总政委是毛主席）兼红三军团政委。
从粟裕，滕代远两人各自履历去看，似乎两人并没有多少交集，土地革命时期两人不在同一支部队，抗战时期一个是在八路军，一个是在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在华北，一个在华东。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交集，一直到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我读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滕代远之子滕久昕写的《滕代远与粟裕的“七战七捷”》。
二抗战胜利后，国共就和平展开谈判，当时国民党军表面上与我军和谈，暗地里却做军事准备。
那时，滕代远作为八路军代表（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参与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并在北平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不久之后又前往重庆、南京，协助周恩来与张治中、马歇尔为代表的双方谈判。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和谈已然无望，滕代远也接到了中央指示：
“返回晋冀鲁豫军区任副司令员。”
滕代远即踏上返回根据地的行程，并途经华东解放区，住在淮安旅社。
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时间，滕代远原本是计划去看看袁国平（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牺牲）的遗孀、时任新四军雪枫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邱一涵。
可没想到的时，邱一涵那时正出差，滕代远没见到人，只好留下一封信仓促离开。
同一时期，新四军华中军区在淮安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5周年庆典，滕代远作为八路军代表，也受到了华中军区的邀请，得益于此，滕代远也与华中军区、华中局领导干部见面。
不过，粟裕当时并不在淮安，而是在海安的华中野战军指挥部，滕代远提出要去看望一下他，于是在庆典结束后，取道高邮、东台、前往海安。
本来以为，粟裕与滕代远过去从未联系过，但至此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滕代远与粟裕是湖南老乡，滕代远虽然年长粟裕三岁，但两人几乎是一前一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滕代远是1923年，粟裕是1924年）。两人不仅见过面，而且还一起闹过学潮。
滕代远一到海安，粟裕立刻热情出面迎接，两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聊得也大多都是当年闹学潮时的往事，宾主之间其乐融融。
对滕代远的安全，粟裕格外重视，特意安排了一个警卫排，并把他安排到海安尊经阁旁边的红房子下塔。
不过，当时华东解放区并不太平。
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开始，华东解放区就成为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区域，蒋介石调集了46万大军猛攻，其中用于进攻苏中解放区的就有第一绥靖区五个整编师12万人。
当时，粟裕的华中野战军总兵力也只有三万余人，形势不可谓不紧急。
在原定方案中，中央计划是让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同时出击外线，然而后来粟裕建议现在内线打几个胜仗，改变了毛主席的决策。
1946年7月8日上午，滕代远在红房子听取了粟裕等华中野战军领导同志对于形势的分析，在传达中央指示的同时，滕代远也提了自己的建议，并鼓励大伙：
“要在机动作战中重点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以围歼作战为重点。”
7月10日，滕代远又出席了华中野战军在海安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粟裕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指示，并做了部署调整：
一、集中一师、六师两个师12个团重点打击敌中路的两个团；
二、以七纵三个团监视东路之敌；
三、以十纵三个团负责牵制邵伯方向的整编第25师。
滕代远意识到粟裕这是在集中兵力，重点攻敌一路的战略战术，在会上就表态支持：
“这样一来，我们就是集小为大，敌人的优势就演变为劣势，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会后华中野战军按照粟裕部署行动，滕代远与粟裕则是坐镇华中野战军指挥部，粟裕每起草一封电报，事先都要经滕代远过目才下发，而滕代远只是接过来看一下一字不改，便同意下发。
滕代远坐镇华中野战军，对协助粟裕指挥作战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意义。尽管两人多年未见，此前又从未搭班子配合指挥作战过，但他们两人之间的默契，却为后来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滕代远实际上只参与了苏中战役前三次指挥，之后就徒步赶往山东定陶晋冀鲁豫根据地，协助刘邓指挥了定陶战役。
1946年秋，在邓小平陪同下，滕代远到了河北武安冶陶镇，就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
三新中国成立后，滕代远出任铁道部部长，也因为离开了部队，所以未参与1955年授衔。
不少人认为，滕代远早年曾任红三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抗战时期又出任过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出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资历堪比元帅，但在建国后只出任了铁道部部长，职务有些低了。
也有人认为，粟裕曾任过总参谋长，而滕代远只是铁道部部长，两人级别上看上去相差很多。
可实际不然。
从行政级别上看，粟裕与滕代远实际上是平级。
滕代远因为离开了军队，因此在1952年参加的是地方评级，当时滕代远出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兼铁道部部长，享受行政四级待遇。
粟裕参与的是军队评级，因粟裕战功资历出众加上职务等各方面因素，粟裕被评为军委委员级，后来被授予大将，享受的同样是行政四级待遇。
之所以在感觉上有如此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粟裕过去战争年代功绩太高，而革命战争年代，军事能力突出的人很容易脱颖而出（参考韩先楚、邓华等等开国将军），造成了经常从事政治工作、地方工作的干部的默默无闻。
滕代远不仅仅是资历老，而且贡献也大，建国后出任铁道部部长多年，主持全国铁路建设，也同样功劳不小，但他始终默默无闻，以至于他的事迹反而不为人所知。
事实上，滕代远不仅自己多次拒绝国家给自己的待遇，也不利用权力给家人提供便利。
滕代远的长子滕久翔一开始打听到父亲出任了铁道部部长，还满心欢喜的觉得自己能在北京被安排一个工作，但随后就被父亲一盆凉水浇下来：
“孩子，按父子的情理，我应该在北京给你找个工作。但是正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不能为自己的亲属谋取私利。再说，你上有祖父、祖母，又有爱人孩子，大大小小六七口之家，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如果在北京参加了工作，自己倒舒服了，可家里的老人孩子呢？这副担子不能交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啊！你应该自己承担起来，懂吗？”
于情于理，滕代远都当得起粟裕称呼一声“老首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