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28日拂晓，东北民主联军根据总部命令进驻哈尔滨，并全歼了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守军。

要知道当时国共双方正在和谈间隙，况且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已经占据一定优势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为何对哈尔滨展开军事行动呢？

事实上，我军突然对哈尔滨展开军事行动，完全是哈尔滨民众自发请愿，要求我军进驻，并驱逐在当地的国民党军的。

哪怕是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咄咄逼人态势下不住后退，中央已经同意东北局在必要时刻放弃哈尔滨，但我军自始至终坚持在这里，没有后退一步。

一直到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哈尔滨一直是我东北解放区的首府。

之所以如此，是和和李兆麟将军遇害有关。

李兆麟将军是东北抗联的创始人，是和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齐名的抗日名将。

从参加革命那天开始，李兆麟就在东北大地活跃，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家乡（李兆麟是辽宁辽阳人）组织抗日义勇队

东北抗日联军从成立到后来大发展再到后来逐渐沉寂，这中间经历了几段不同的历史时期。

如果说义勇军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抗联还处于草创阶段，那么到了后来东北人民革命军时期，抗联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

至1934年底，东北人民革命军共编了五个军，其中赵尚志、李兆麟领导的部队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赵尚志、李兆麟的部队极大的扩充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力量。

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至1937年时已经被编为11个军，这十一个军后来被分别编入第一、二、三路军，李兆麟任第三路军总指挥，下辖东北抗日联军第3、6、9、11军。

不过，很遗憾，由于日军疯狂围剿，加上抗联内部出现叛徒（当时抗联11个军，其中第一至第七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第八至第十一军是统战性质的武装力量），抗联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

至1940年年底，幸存的抗联撤退入苏联，所有的抗联领导人集合以后，在伯力召开了党代表会议。

为了实现东北抗日联军的统一领导，经与会众人一致推选，成立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临时委员会，魏拯民（南满省委书记，仍在国内坚持游击），周保中（吉东省委书记），金策（北满省委书记），临时机关就设在伯力。同时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周保中任司令员，李兆麟任副司令员，魏拯民为政委。

不过，因东北地区党组织已经与中央失去联系，因此所有任命都有待同中央打通联系后批准。

事实上从整个过程中，也不难看出李兆麟在东北抗联的影响力。

即便是在后来抗战最艰难的环境里，李兆麟将军还多次率部到东北，继续参加抗战。

周保中将军有意将撤入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集中起来，编为一个团，进行统一的训练，后来得到了苏联人的同意，这支部队对内称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为了隐蔽，苏联人对这支部队授予正式步兵旅的番号，即后来的苏联远东军区第88独立步兵旅。

周保中出任旅长，李兆麟任政委（对外称副旅长）

1945年8月，抗联教导旅随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攻入东北，并一举击溃盘踞东北十多年的日本关东军。

从回到东北的那一刻，抗联教导旅依据实际情况，其实已经不复存在，教导旅中原有五分之二是朝鲜人，后来交由金日成带回北朝鲜，剩余的人在周保中、李兆麟的安排下，被编为57个工作组，分别开赴东北各地，负责接收东北地区各大、中、小城市。

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各率20至30余人分别进驻长春、哈尔滨和沈阳，并同时领导着附近的十余个县市的工作组。

考虑到保密需要，征得苏联人同意后，每一名组长在派出后，都要兼任当地苏联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周保中来到长春时，化名黄绍元，担任苏军驻长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李兆麟则是兼任驻哈尔滨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

应该说抗联教导旅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们为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开赴东北，接管地方奠定了很强大的基础。

李兆麟领导东北抗日14年，深孚众望，据说当年他一到哈尔滨，市民便自发的上街迎接，有人甚至激动的跑到李兆麟身边抱头痛哭。

几乎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李兆麟便担负起了担负起稳定社会、清除日伪残余的工作。

不过，李兆麟在哈尔滨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

蒋介石当然清楚东北的价值，但因为他的部队基本上都在西南，来不及赶到东北，于是他选择就地收编日伪军，并利用日伪军来接收东北各大城市，甚至一些血债累累的汉奸，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接收大员。

当时，国民党军负责接收哈尔滨的部队一到，李兆麟肺差点气炸了，这支国民党军过去就是“伪满洲国军驻新京守备队”，曾在黑河、嫩江等抗联根据地制造“无人区”，杀死无数抗联志士。

“东北的沦亡是由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造成的，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没有派一兵一卒在东北抗战，因此国民党也没有理由到东北当家做主。”

可面对大势，李兆麟也颇感无奈，这帮“国民党大员”到东北以后，对于社会民生根本拿不出有效的治理办法，他们忙着抢占地盘，然后就开始大肆侵吞伪产。

哈尔滨整个市面上乌烟瘴气，老百姓怨声载道，纷纷怒骂：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接收，盼接收，接收来了更难受。”

李兆麟在哈尔滨的一段日子里，主要就是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抗衡，努力稳定市面，还老百姓一个安宁的生活，有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为了抵抗国民党军如蝗虫过境一般的侵袭，李兆麟和周保中商量后，决定利用苏联人的关系，接收一批武器，成立人民自治军。

更为关键的是，李兆麟为东北抗联争取了他们的“合法地位”。

国民党军最初并不想承认东北抗联在过去抗日战争时期的贡献，是李兆麟一再呼吁，加上各地民众祭奠抗联牺牲的战士，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东北抗联。

国民党“接收大员”东北行营参谋长董彦平和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不得不承认：

“东北抗日联军为国流血的英雄们，应载入史册。孤儿寡妇应受到抚恤”。

也因为李兆麟的四处活跃，国民党当局对他十分忌惮，一开始他们还计划通过诱惑，说服李兆麟为她们所用，在后来发现不可能后，便千方百计的安排特务，准备刺杀李兆麟。

有一次，李兆麟收到封信，打开一看，一颗黄澄澄的子弹掉出来，上面还写着威胁的话：

“现在你不拥护蒋委员长，就应该把你杀死！念你抗战十四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你若是再执迷不悟，我时时在你身边，要杀你易如反掌。”

李兆麟只是轻蔑一笑，丝毫不为所动，随手就把恐吓信和子弹丢到一边。

党组织意识到李兆麟在哈尔滨已经不安全，加上国民党特务有过几次暗杀行动，计划将他调离哈尔滨。

从日本人投降那天开始，戴笠就开始筹划在东北全境安插特务组织，抗战胜利后，戴笠派遣心腹张渤生到东北，出任军统驻哈尔滨特务组织滨江本组行动组长。

一开始，戴笠就把目标瞄准了李兆麟，因为李兆麟自从回到东北后，便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发挥作用，如果能除掉他，势必会对我党我军的工作造成影响。

也不是所有特务都赞同戴笠。

有人曾向戴笠建议过：

“李兆麟是东北人民领袖，影响太大，要暗杀他，可不是件好办的事。”

那时戴笠正急于打响军统在东北的声势，丝毫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特务张渤生一开始看恐吓不奏效，就制定暗杀计划准备动手，甚至派出特务严密监视李兆麟。结果没想到的是，这帮特务筹划了数次暗杀，结果都失手了。

气得张渤生大骂手底下人无用。

戴笠也很无奈，只好另外派人接手张渤生的任务。戴笠这一次选中的干将是余秀豪。

余秀豪早年曾留学美国，曾获获美国警察行政博士学位。并且在军统内级别不低，更重要的是他有明面上的身份，他是以国民党当局接收大员的身份来的东北，并出任了国民党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

比起张渤生，余秀豪聪明的多，而且他在接手了滨江本组后，立马就意识到，想要对付李兆麟，必须从他的性格入手。经过调查后，他编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并为这个故事选了个最合适的人选——孙格龄。

原来，余秀豪调查到，当年李兆麟在东北打游击，曾受过一个白俄老太太帮助，后来抗战胜利后，李兆麟回到东北，曾数次打听这个白俄老太太下落，但始终也没有找到。

孙格龄当时在哈尔滨市政府工作，平时能接近李兆麟，更为关键的是，她有白俄血统，关键时候，她能以白俄老太太女儿的身份出现，借此引李兆麟上钩。

1946年2月9日，国民党市政府在礼堂举行集会，市长杨绰庵故意把担任接待员的孙格龄介绍给李兆麟认识，两人在谈话间隙，孙格龄有意无意的提到，自己母亲当年曾救助过一个抗联的人。

李兆麟信以为真，还说要改天去看望一下老人。

后来几次与孙格龄见面，李兆麟都没有怀疑。

1946年3月7日，军统滨江本组见时机成熟，决定通过孙格龄骗李兆麟出来暗杀。

恰逢第二天，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召开，李兆麟出席了大会，孙格龄任大会司仪期间，约李兆麟到水道街9号的“家中”看望母亲，不过因为李兆麟临时有事，于是改在3月9日下午3时。

于是国民党特务提前赶到布置。

1946年3月9日下午，李兆麟如约而至，孙格龄递上来一杯有毒的茶，不知内情的李兆麟当即被毒倒。

可李兆麟将军中毒后，仍然拼命挣扎，门外的特务们疯狂的冲进门，对已经陷入昏迷的李兆麟连捅七刀。

李兆麟将军在这场暗杀之前，可以说确实是有些疏忽了些，当天下午将军原本是要去中共哈尔滨市委秘密驻地开会，后来因为要见孙格龄的母亲，临时向省委书记钟子云请了假，离开了会场。

本来将军身边还有一名警卫李桂林，可在路过哈尔滨日报社前车出现了故障，李兆麟将军便命令李桂林去修车了，自己一个人返回了中苏友好协会（当时李兆麟将军兼任协会会长）。

临走之前，李兆麟还特意问秘书于凯有没有事，于凯回答没有，于是李兆麟放心的独自一人赴会，并嘱咐于凯：

“我到附近的水道街9号去一趟，等李桂林回来时，让他去接我。”

一时疏忽，终于酿成大祸。

事实上，一直到李兆麟将军遇害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发现。李桂林、于凯按照约定到水道街9号去，结果里外都转了一圈，不见李兆麟，他们都没有想到，李兆麟将军当时在屋子里，已经倒在血泊中。

考虑到抗战才结束，哈尔滨环境复杂，李桂林还去找了时任哈尔滨公安局局长的余秀豪出动警力寻找，余秀豪还假惺惺的派出警员查访。

余秀豪自己就是“贼喊捉贼”，他又怎么可能尽心尽力的去寻找李兆麟将军。

国民党当局甚至开始散步流言，称李兆麟将军是陷入了“桃色绯闻”中。

一直拖到晚上，李兆麟将军的遗体才被发现。

李兆麟将军被人杀害的传开后，哈尔滨整个都炸开了，特别是哈尔滨的民众，他们纷纷涌到了公安局，要求公安局不惜一切代价缉拿凶手。

也正因为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市政府不作为，民众愤怒的请求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驱逐国民党当局。

1946年4月28日，我军接管哈尔滨后，开始缉拿凶手。由此也开创了一个跨越时间最长的缉凶记录。

1950年11月，第一届全国公安展览会上，还展出了李兆麟将军的的血衣以及一名凶手伏法的照片，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拿着这两张照片郑重指示：

“一定要把真凶抓捕归案。”

李兆麟将军遇难后，真凶一度逍遥法外，因为时任国民党哈尔滨公安局局长余秀豪本身就是凶手之一，因此动手的几人后来都得了一大笔钱被保护起来。

一直到我军进驻哈尔滨后，才正式展开对真凶的缉捕。

1946年5月，凶手之一的高庆三被捕，是他在将军中毒后，还连捅七刀将人杀害，他一开始不知道他杀的人是李兆麟，被捕后得知情况后，他自知必死，所以痛痛快快的承认了罪行。

依据高庆三的供词，我军后来又抓住两名行凶的刽子手。并处以枪决。

1948年长春解放前夕，凶手之一的孙镜海被捕，水道街9号就是他提供的行凶场所，被捕后他也很痛快的承认了罪行。

随着东北解放，李克农从情报战线提供了不少情报，李兆麟遇害案的真凶，除余秀豪、孙格龄于1948年逃台外，大部分在建国前被捕。

值得一提的是，余秀豪逃台后，一度追随吴国桢，吴国桢失势后，余秀豪在台湾也待不下去，只好逃亡美国。

1990年，东北籍女作家陈纪滢所撰写的《松花江畔百年传》中提到余秀豪的情况，称余1963年因欠下一大笔赌债还不起，最终迫于无奈自杀。

据说余秀豪始终不承认自己参与杀害了李兆麟，但在死前一天给好友纽约华文学校校长胡影秋打电话说：

“我有罪。我杀死了抗日功臣，活该我倒霉20年。”

可见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