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是张学良夫妇晚年捐资建立起来的,因张学良年迈,整个过程都是由夫人赵一荻主持的、
本质上,张学良建立这个书斋,就是为了处理自己的后事,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把自己的收藏和一部分手稿、电文、回忆录都放在里面,其中还包括对西安事变的回忆资料。
不过,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文章中,人们只关心张学良在“毅荻书斋”收藏的文物,对他的回忆录等历史珍贵资料,却并不怎么关注。
后来这部分资料公开后,人们注意到,张学良其实晚年谈话,语言间似乎是有些天马行空,想到什么说什么,不成系统,更有夸张者认为,张学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但也有少部分人谈到这一点认为:
“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
通过整理,张学良口述中,最值得分析的是他对“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回答。
一张学良晚年时,曾提到一件往事,就是张治中探望他时,曾偶然提到过,抗战胜利后,原定是派他去接受东北的,不料后来蒋系内部派系纷争,改成了陈诚(1947年)。
为此张治中还感慨了一句:
“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
就从张学良一个简单的回忆,就能反映出许多问题。
无论是用人问题,亦或是派系斗争问题,其实归根结底都在战略问题上。
就从东北本身而言,事实上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当时国共双方都意识到,东北在战略价值上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东北上,选人更是慎之又慎,基本上把能调过去的精锐的力量全都调了过去,而且这其中有很大一个比重都是干部,光是延安就抽调了两万多名的干部队伍北上。
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就完全不同了。
事实上,就连李宗仁后来谈到这件事,也曾指出一个问题,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最该用三个人,但他不敢用。
张学良、马占山、莫德惠
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东北其实不大“重视”,或者说在当时情形下,他只迷信他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忽略了政治上的考量。
蒋介石对东北,过去一直不大重视,因为东北过去一直不算是他的地盘,哪怕是后来张学良改旗易帜,东北在他眼里看来,都只是算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方。
1933年3月,热河沦陷后,同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抚州召开的公开会上演讲表示:
“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主义在东北不能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
即便是后来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发表公开讲话,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但这其中也不包括收复东北,而是希图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
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报告:
“抗战到底这句话,有很多人发生疑问,究竟战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到底?这问题很严重,要研究这问题,如果没有明白界限,或者以为战到中国亡了的时候才是到底……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甚至包括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份条约除了遵循雅尔塔协定,承认外蒙独立外,还要承认一点,即东北是苏联人的势力范围。
也因为这份条约,旅顺港口的海军基地一直是苏联租用,而且是基地的海军工事设备在当时是无偿租借给苏联,中长铁路是中苏两国共有,双方共管,期限为30年。
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苏重新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才把中长铁路(建国后改称长春铁路,1952年年底移交给中国),旅顺港、大连等的主权收回来。
二蒋介石对于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分的很清楚。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自己的嫡系和杂牌,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
要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北军不仅不弱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甚至还略强于,东北军甚至还有系统完备的空军、海军。
哪怕是后来入关,东北沦陷,东北军仍然有相当的实力(当时东北军主力已经入关,占据着华北)。
蒋介石当然很忌惮,挖空心思想瓦解东北军。
从1933年开始,蒋介石就调东北军去打内战,先是围剿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然后又到西北去,结果红军没有被消灭,东北军却被越打越弱。
红军很聪明,知道东北军身负国仇家恨,因此从这方面做统战工作。
有个趣事,据说红军曾在东北军到过的地方,城门口用白漆刷上“山海关”三个大字,让东北军每次出入,一抬头就能看见这几个字,从心理上打击东北军,让他们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久而久之,东北军就不愿意再打内战。
张学良自己也很纳闷,怎么东北军越来越弱了呢?毕竟之前北伐期间,在河南双方还打的有来有回(1926年),张学良后来弄清楚原因后,心里也逐渐发生变化。
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东北军打光了,蒋介石不给补充。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谈到1935年末,东北军两个师被红军打没了,除了他自己出钱抚恤外,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然是一分钱也不掏。
有个营长曾对张学良抱怨说:
“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
东北军的家乡是东北,可东北那时已经沦陷,家都没了,上哪儿去领抚恤。
这件事对张学良的刺激特别大。
更关键的是,东北军部队打光了,不允许他们随意招兵,打完了就打完了,蒋介石甚至还下令取消了东北军三个师的番号,抗战时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其中115师、120师、129师都是原来东北军被打掉的番号。
“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
“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包括张学良在内,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明白,蒋介石玩儿了一招“借刀杀人”的计策,所以大家打仗自然不愿意在卖力。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三有件事让张学良印象很深刻。
1935年11月1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会后所有代表们集合起来在门口照相,本来蒋介石是要和代表们一起照相的,可他有事没有来,于是众人就没再等他。
结果一个刺客冒出来,对着合照的人群打了几枪,站在人群中间的汪精卫当场身中数枪,倒在血泊中。
让张学良不能理解的是,枪声一响,几乎所有人都四散奔逃,就连负责警卫的人也都是惊慌失措的样子,还是张学良同人联手,才制服了刺客。
姑且不论这件事后果如何,至少张学良对在场所有人都很不满意,他后来回忆称:
“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
更让人差异的是,警卫们后来封锁现场,在厕所找到一个吓得瘫倒在地上的人,这个人自称是与会代表,但却说自己的代表证被扔到厕所冲走了,他担心自己代表的身份被刺客发现。
张学良摇头表示: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据此此事,认定国民党缺一个“中心思想”:
“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
尽管大家都在高唱信仰,但只是停留在口头,并不去深入贯彻。
“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
张学良改旗易帜后,曾亲身赴南京出席各种大小会议,对国民党当局官员精神面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
“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口号喊的震天响,但实际的事一个也做不出”,这是张学良对蒋介石一个最直观的认识。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养成了一个只信任自我的习惯,对他所有的亲信部下,他控制的都很严格,张学良后来评价是“宁用奴才,不用人才”,也就是这个道理。
蒋介石尽管也有些好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很难贯彻下去,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没有信仰,只会谋私利,因此他们面对百姓,就只能如封建统治者一样盘剥。
张学良称: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
“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
张学良后来评价蒋介石的失败时这样说: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