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想让中国派工作组去指导,周总理点名段苏权:这个人很能吃苦

漫步史书 2024-02-05 10:04:49

1963年春,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访华,并向负责接待的周总理提出了一个请求:

“希望中国能派人到老挝去,支援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对凯山的请求,周总理十分重视,并专门进行了研究,实事求是的对凯山说:

“中国不了解实际情况,因此没有发言权。”

不过,对凯山的请求,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下来,当时凯山提议中国派一个工作组到老挝去实地调研,两党后来就此事达成了口头协议。

事实上,中国对于老挝人民的帮助,是从五十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

二战后,老挝宣布独立(当时称“寮国”),然而当时老挝仍然受到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于是老挝人民后来独立的展开游击战争,抗击法国殖民者。

至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法国殖民者战败撤离,承认老挝独立,但随后美国在老挝扶持亲美势力,致使老挝人民深陷战争中,无法自拔。

美国政要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都把老挝视为“通向东南亚的大门”、“是东南亚的‘瓶塞’”、“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位置”,极为重视。

作为老挝的友好邻邦,中国从1959年开始就响应老挝人民党以及老挝政府的请求,提供物资支援,并帮助老挝训练了大批部队和军事技术人员。

所以对于派去老挝的人员,周总理很重视。

周总理主持外交部开了几次会,商议率团赴老挝的人选,对于这个人选,外交部一开始就有几个条件。

“一名有根据地工作经验、掌握武装斗争、军事思想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组长。”

围绕这些条件,周总理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时任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的段苏权。

段苏权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都曾负责过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并拥有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将领,选他无疑是再合适不过。

周总理对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介绍称:

“弼时同志曾跟我介绍过,苏权这个人有办法,能吃苦,能经受挫折,有韧性,对事业忠诚。他在湘赣搞过根据地,搞过地方工作。红军时期当过独立师政委,在四野八纵当过司令员,参加过三人小组,跟美国人和国民党搞过政治斗争,现在是高军院的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的主人。这个人能上能下,派他去老挝,我看可以胜任。”

虽然命令下来的很突然,但段苏权还是欣然答应下来。

周总理语重心长的对段苏权说:

“有这样两句诗,叫‘青山有幸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你知道讲的是谁吗?是马援,东汉名将,你去老挝,要学习这种精神……”

在出发之前,段苏权还专门拜访了老首长聂荣臻和刘伯承。

两位老帅都称赞段苏权为人,鼓励他做好工作,聂荣臻更是嘱咐:

“你到了那里以后只是提意见,不要颐指气使,不要当家做主。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根据本国的情况来搞,旁人只能提些建议,不能越俎代庖,这样的经历我们不是没有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段苏权点点头,郑重其事的答应下来。

1963年底,中央正式决定,向老挝派出秘密工作组,段苏权任组长,负责小组的领导工作。也几乎没有什么准备时间,段苏权便踏上了赴河内的列车,他们要经越南前往老挝。

段苏权率工作组进入老挝后桑怒省香苏乡那垓村附近,这里是挝爱国战线和老挝人民党中央驻地附近。

一开始,大家还都住在竹楼上,环境也很好,可随着敌机不断地狂轰滥炸下来,工作组也不能不随同老挝人民党中央撤至山洞办公。

段苏权也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上。

段苏权赴老挝后,受到了老挝人民的欢迎,虽然很疲惫,但段苏权并没有休息,而是很快投入工作中,并深入老挝北部川圹、香农的乡村,进行调研。

经过一段时间后,段苏权发现,老挝人民抵抗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很努力,作战也都很勇敢,却没有办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究其原因,段苏权总结了两点:

一、老挝没有深入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

老挝的经济很落后,生产基本上还维持着几个世纪前刀耕火种的年代,是以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老挝北部农村许多制度上还沿袭着旧的习惯,老百姓没有摆脱“贡滥主”(封建领主)的压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老挝广大民众自然不可能为抗美救国战争提供支持。

也因为这个原因老挝根据地的建设也很不稳固,周边土匪众多,时不时的还要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军事方面的因素。

之前我们提过,老挝人民军的士兵作战很勇敢,但难于取得大的胜果,究其原因,对战略战术的运用很差,对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老挝人民军没能力拿下,而面对敌人的围剿,老挝人民军又缺乏有效的战术应对,加上根据地建设本身就不稳固,导致被敌人不断地蚕食。

针对这样一种现状,段苏权决定先从军事角度入手,逐步深入浅出的展开。

1964年1月,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约见段苏权,向他请教“如何发动群众以及补充兵员”的问题。

凯山是真心实意的把中国工作组的同志看做是“师傅”,把和段苏权的谈话看做是“学习”,段苏权讲话也也很注意方式方法,绝口不提“老挝应该如何如何做”,而是拿中国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具体事例来说明。

两人谈话,始终是以友好探讨的方式进行,凯山对段苏权更是心服口服,甚至到后来,凯山主动提议,要和中国的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

当时,老挝人民军的实力相对还很弱小,只有三四千人,如果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以老挝人民军的实力是很难抵挡的。

凯山对这一点很焦虑,也多次向段苏权请教,段苏权建议:

“敌众我寡,不能硬拼,应采取灵活战术粉碎敌人围剿。”

不过,究竟怎样灵活采取战术,老挝人民军的将领都没有亲身实践过,没有办法理解段苏权的话。

一次。老挝人民军出动一个连的兵力拔掉了敌人一个连兵力固守的据点,在进攻前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炮击,此战老挝人民军获得了完全胜利。

事后,凯山向段苏权请教战略战术问题,特意提到了这一战。

段苏权一开始还以为,炮击如此长的时间,是反击敌人的进攻或者是封锁敌人交通线,一问凯山才知道,是打了敌人一个守备坚固的据点。

段苏权问:

“歼敌多少?”

凯山回答:

“全打垮了,我们拔掉了这个据点。”

段苏权连连摇头,炮击了三个钟头,只拔掉了一个敌人的据点,还说不清歼敌多少,这打的什么仗。不过,段苏权并没有直接批评,而是循循善诱,以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为题,讲了我军如何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构想,并委婉的提出批评:

“以一个连打一个连,敌我兵力对比是一比一,这样就打不成歼灭战。另外,断断续续打3个小时炮,事先对敌人也没有形成包围,这只能把敌人打跑,不能全歼,这是击溃战。”

“打跑的敌人短时间内就又会集中起来,再次投入战斗,敌人的力量没有发生变化,我们怎么夺取最后的胜利?”

凯山并不是很理解这段话,段苏权又用中国古老的话来阐释一个道理:

“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

凯山恍然大悟:

“是的,断了我一根手指,那我就成一级残废了:今天我的收获很大,让我回去想想,明天再来。”

通过不断地交流,凯山学习了很多,但他希望让段苏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提议段苏权去给连以上的军官授课,主要讲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课题。

老挝军官一开始不能理解他的提法,认为现在是敌人兵力占据优势,他们集中兵力如何体现优势,段苏权把当年革命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们,并提醒他们,尽管敌人在总兵力上占有优势,但是在局部战场上,我们就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

段苏权还拿淮海战役举例子:

“比如中国的淮海战役,我们解放军有60万人,国民党军队有80万人,敌人比我们多20万。可我们依然采用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分别在碾庄、双堆集、陈官庄围歼敌人主力,一战下来,我们消灭了敌人55万人!”

老挝军官一听,顿时惊叹:

“虽然段同志讲淮海战役很精彩,但我们学不了淮海战役。巴特寮军队只有几千人,哪有60万人呢?如果我们能有60万大军,3天就能统一全老挝了!”

段苏权心里很清楚,光凭说老挝军官是很难掌握这些战略战术的,必须亲自投入才有可能实践。

1965年3月的一天,段苏权主动向老挝方面请求,希望能率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到一线视察帮助。凯山一开始不答应,觉得前线不安全,经段苏权再三争取,他在勉强同意。

事实上,段苏权的小分队一出发,就立刻引起了敌人注意,他们在电台里喊话:

“近日,有一位中国将军出入桑怒。”

抵达川圹反围剿前线,段苏权视察了585营,该营营长强烈请求,希望段苏权能协助他们打一仗,好看看中国同志是怎么打歼灭战的。

段苏权拗不过,只好答应。

应该说当时前线虽然条件艰难,但要比红军历次反围剿作战,还是要富裕的多,这个营有官兵500多人,辖三个步兵连,一个炮连,这个营顽强的挡住了敌人历次围剿。

不过,这一次段苏权要教他们,怎么打破这次围剿。

段苏权注意到,该营防守的地方,距离老挝首都万象仅有200多公里(当时老挝首都被占),是敌人重点围剿的地方。

考虑到敌众我寡,段苏权建议跳转外线作战,奔袭万象后方,以一个营打一个排防守的据点,闹的声势浩大,甚至还故意放了个俘虏回去。

敌人一听后方遭到袭击,立即从前沿调集3个连兵分四路救援,段苏权在敌增援的一路埋伏重兵奇袭,干掉了敌一个连108人。

对于老挝人民军而言,这一战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胜仗,不仅歼敌一个连多,还迫使敌人收兵。

通过这一仗,老挝军官对段苏权只剩下了信服。

段苏权不仅帮助老挝人民军革新了战术,还建议凯山在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民主改革,使得根据地各方面形势都有了根本好转,经济迅速复苏,土匪的数量也大大减少。

至1967年元旦,中央决定改老挝桑怒工作组改为桑怒联络组,只留下几位同志继续工作,段苏权和大多数同志回国。

对于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政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4年10月10日,老挝人民军队最高指挥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写了封感谢信:

“中国人民的援助,是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援助。这些援助,增强了老挝军队继续完成自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

段苏权回国后不久,出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并陆续出任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委等职务。

1993年9月28日,段苏权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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