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时，陈永贵，这位坚韧不拔的领路人，毅然决然地发起了对狼窝掌的三次攻坚战。狼窝掌，作为大寨七条沟中最为雄伟壮观的存在，其沟长绵延1500米，宽度约有13米，高低起伏竟达200米之差，总面积广达87912平方米。这沟内山势陡峭，乱石嶙峋，野草丛生，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大寨人设下的一道难关。然而，正是在这样一条充满挑战与凶险的沟壑中，陈永贵展现出了他的非凡勇气与智慧，决心在此打坝造地，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1955年的冬天，陈永贵一声号令，全村58名壮劳力齐装上阵，他们披星戴月，起早贪黑，不畏严寒，不辞辛劳。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他们筑起了38条坚实的石坝，填入了数万方的土石，终于造出了20多亩宝贵的耕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的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倾盆而下，山洪如猛兽般咆哮而来，将30多道堤坝冲刷得无影无踪，新造的土地也瞬间化为乌有。面对这“一冬辛苦一水漂”的残酷现实，陈永贵并没有气馁，他认真总结经验，深刻认识到石块太小容易被冲走，根基太浅则表土一动坝就塌。

有了这些宝贵的认识，陈永贵再次动员大家，于1956年冬天发起了对狼窝掌的第二次攻坚战。这次，他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将石坝的基础挖到了一米半深，坝身也由一层加到了四层，而且全部采用了一人搬不动的大石头。同时，他们还在上游修建了一个1亩地大、2丈多深的缓洪坑。经过整整三个月的艰苦奋战，30多道大坝再次巍然屹立，20多亩耕地又一次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然而，老天爷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过大寨人。第二年的夏天，又一场大雨如注，山洪再次冲开了一道道堤坝，所有的田地再次化为乌有。陈永贵心痛如绞，但他并没有被灾难吓倒。他不服气地在狼窝掌转悠，反复思索着为什么石头垒的坝会塌，而石头砌的窑却不塌。终于，他悟出了“变直线坝为拱形坝，拱背朝上游，定能承受住洪水的冲击”的道理。

1957年冬天，陈永贵凭借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再次领导大寨人冒着严寒第三次进战狼窝掌。这次的治理办法更加科学完善：“坝基要深，坝头要登，石灰灌浆，砌垒三层，打拱形坝，留滴水坑”。陈永贵不仅亲自参与劳动，还一边干活一边鼓舞士气。大寨人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干了27天，比计划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终于，狼窝掌这个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最顽固的一道堡垒，被攻克了下来。通过前后三次治理，狼窝掌总投工6700多个，打石坝42道，造成沟坪地22亩，这无疑是大寨人智慧与勇气的胜利。

真理在辩论中越辩越明，精神也需在历经狂风暴雨之后才能走向成熟。大寨经过十年的生产建设，粮食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成为了晋中区域甚至山西省内的农业生产代表。1962年，大寨大队的粮食总产量增长到55万斤，十年间增长了1.8倍；亩产量达到774斤，大大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的粮食指标，十年间增长了2.2倍。大寨创造的辉煌成绩，吸引了山西省内许多土石山区的人们前来学习取经。

然而，当大寨人准备进一步发展时，一场几百年不遇的山洪突然降临，对大寨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大寨人“志不屈，旗不倒”，他们发扬大寨精神，积极开展灾后重建，并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大寨精神也就是在这次大灾中经受住了考验，走向了成熟。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农村经济水平也很不相同。因此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发现、培养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

进入新时代后，包产到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陈永贵说：“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可你看现在，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当时，正热火朝天地召开着两个关于农业的会议。一个汇聚了各省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及农业厅长，他们聚焦如何迅速推进农业发展，强调深入学习大寨精神，大力推广科学种田，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而另一个会议则更为接地气，只邀请了部分省、区的处级干部，他们围坐一堂，畅谈农村实况，交流宝贵经验。会上，问题被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农村形势严峻，因此，当务之急是调整政策，让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会上，安徽的做法被提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王光宇回忆起1954年发大水时，曾采用过借地度荒的办法，效果显著。于是，他向万里建议：现在全省耕地大面积抛荒，与其抛荒不如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一些秋季作物以度过灾荒。万里深思熟虑后表示可以试一试，并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此事，最终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度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每人借三分地，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统购任务。这一措施立竿见影，不仅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灾热情，使全省最终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而且为在农村广泛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直接提供了契机和良好条件。

1979年6月5日，万里亲临凤阳，听取了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关于“大包干”的情况汇报。万里好奇地问：“什么是‘大包干’？”陈庭元解释道：“大包干就是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满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万里接着问：“效果怎么样？”陈庭元回答：“老百姓说，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集体都能富，国家还要盖仓库。”听了老百姓创造的顺口溜，万里开怀大笑，表示支持：“那好！老陈，我就批准你干三、五年……”然而，这仅仅是8个作业组的尝试，还需要更大的推广。

1979年农历正月的一天下午，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刚刚吹入凤阳农村时，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召集了小岗队的全体社员，在严立华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除了2户无人在家外，其余18户全部到齐。经过讨论，他们签订了一份特殊的合同书——小岗队实行包干到户。合同上按下了18颗鲜红的手印，这些迫于生计的小岗人并没有想到，他们按下的这一纸合同会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宣言书。

陈庭元在得知小岗队的情况后，立即和公社干部驱车前往小岗。他蹲在小岗田头与农民交谈，听取了严宏昌的汇报。当他看到小岗队长势喜人的庄稼时，对同来的公社干部说：“这个地方已经穷得连吃的穿的都没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就是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他们已经分开了，庄稼是各家种各家的，再合在一起不好算账，已经合不起来了。就叫他们干一年再说。你不给他们种子，他们有什么办法种田？种子就给……”万里的有力支持为小岗队的“大包干”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农村改革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催生了农村群众学文化的高潮。富裕起来的农民在温饱之后开始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他们要求改变“白天扛锄头、晚上抱枕头”的枯燥单调的生活方式。于是，“农村文化中心”应运而生，它以小集镇为依托，将农村的时政宣传、文化娱乐、科技普及、业余教育和体育卫生等各个方面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些文化中心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满足了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种“文化中心”的创造主要依靠党的正确引导、集体的经济力量以及群众的积极性，它突破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框框和“狭义文化”的圈子，为农村文化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