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样板戏”的芭蕾改造历程中，那轻盈而优雅的古典芭蕾，被赋予了革命斗争的宏伟主题，宛如一场艺术与时代的深刻对话。创作者并未将艺术的焦点局限于身体本身，而是将意识与精神作为灵感的源泉与创作的基石。
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例，传统的白色紧身衣与弹性翘起的白裙，被替换成了象征工农兵身份的革命武装，娘子军们以大开大合的动作，演绎着射击舞、大刀舞的英姿，绷直开弓的姿态则成为了投弹训练的生动写照。
《白毛女》中，女兵们手执红缨枪，跃跃欲试，操练着杀敌的技巧，这些原本属于武术范畴的动作，却巧妙地通过芭蕾那纤巧的足尖与柔美的腰肢得以展现。芭蕾“样板戏”的舞者们，凭借其精湛的技艺，将这一艺术形式推向了极致，其观赏性毋庸置疑。
古典芭蕾舞所追求的，是去除身体的理性之美，而这恰好与“样板戏”追求实用性的目标不谋而合。舞者的身体，既是对革命宏大主题的深刻思考，也是个性的一种消解，同时，它又是革命历史事件的忠实记录者。
“样板戏”不仅在整体结构上追求尽善尽美，在服装、舞美、动作等细节上也同样精雕细琢，塑造与改造，耐心地、反复地作用于人体的每一个部位，最终使人体按照其意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福柯所描述的17世纪欧洲社会的历史情形，与“样板戏”在跨时空条件下的改编处境，呈现出一种惊人的同构性。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中国风格的芭蕾舞剧，标志着中国芭蕾舞创作迈出了具有民族风格作品的关键一步。它取材于革命现实，直接反映了一群女战士在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和生活，这群女战士的英勇无畏精神，正是作品所要歌颂的主题。这种英雄人物的塑造，为文艺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视听享受，也让观众领略到了中国风的芭蕾舞剧的魅力。
在芭蕾舞剧的选材上，《红色娘子军》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而在音乐创作和舞蹈动作的编排上，更是创新连连，成为了一部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芭蕾舞剧不再局限于王子、公主如梦似幻的故事，而是焕然一新，将创作背景置于中国大地，使得芭蕾舞剧在中国有了新的舞台，更加接地气、亲民。这次创新，不仅突出了中国特色和风格，更为中国芭蕾舞剧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无论是官方史料还是社会史料，都反复刻写着“红色娘子军是一个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女性群体”的记忆。在那个社会不公的时代，许多妇女遭受着剥削和压迫，毫无人权可言。然而，在苦难中觉醒的妇女们，勇于抗争，于1931年5月组成了一支女子军特务连，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红色娘子军。这支队伍中，共有一百零三人，她们绝大多数是受苦受难的农村妇女。
根据史料记载，《海南历史》第一卷中详细记录了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的主要任务：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看守犯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虽然从成立到被解散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这群娘子军在领导下，凭借着一腔热血，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从1931年6月的沙帽岭伏击战，到同年9月的火攻文市炮楼，再到12月的文魁岭保卫战，红色娘子军在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中树立了自己的威名，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压迫感。
她们表现出色，英勇顽强，同敌对分子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予了敌人沉重的打击。红色娘子军打破了“战争面前，女人走开”的狭隘观念，成为近年来女性追求自由的典范。就是这样一支英勇善战的红色娘子军队伍，她们的事迹激励着无数女性勇往直前，追求自由与平等。
芭蕾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艺术表演程式。要将其为中国现代艺术服务，首先就面临着一个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大革新挑战。这种革新不仅要在继承中发展，还要保持芭蕾舞剧的原汁原味，这对所有创演人员来说，无疑是一大考验。
但正是这样的挑战，激发了编导们的无限创造力。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感受力，不仅对传统芭蕾语汇进行了灵活运用，更巧妙地融入了京剧、民间舞、武术等多元舞蹈语汇，使得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融合。
例如，在《红色娘子军》中，原本用于表现男女爱情的双人舞，被大胆地用来展现琼花与老四的激烈搏斗；而京剧中的“亮相”和“走步”，也被巧妙地融入人物的出场和舞蹈中，为原本飘逸、纤弱的芭蕾增添了中国式的厚重与力度。
此外，富有民族特色的“五寸刀舞”、“黎族舞”、“斗笠舞”等，也被编导们绝妙地运用到剧中，极大地丰富了《红色娘子军》的表现力。总之，编导们的勇于创新、大胆尝试，彻底改变了芭蕾舞原有的温雅风格，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革命气息、刚健而激情四溢的舞剧新风貌。演员张火丁说：实事求是的讲，京剧革新中，真正实现洋为中用、雅俗共赏的，恐怕只有样板戏了。
另一部被改编成芭蕾舞剧的作品就是《白毛女》。
通过对传统“毛女”民间传说的深入溯源，我们可以发现，民间传说与歌剧文本在象征意味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以往的民间传说虽然也表现了“毛女”的悲惨遭遇，但更多地是寄寓了古人希望得道成仙、摆脱现实的愿望。
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白毛仙姑”喜儿的故事则赋予了白毛女喜儿这一形象新的象征意义——她不仅象征着饱受戕害的女性，更在去除了女性标签之后，象征着解放区之前一大批受到压迫和戕害的农民。
《白毛女》的叙事，深层次里，同样可以视为一则扣人心弦的“头发传奇”，但这与鲁迅先生笔下《头发的故事》所描绘的男子剪辫留发、女子断发蓄发的曲折历程大相径庭。那么，何以《白毛女》亦能被冠以“头发的故事”之名呢？试想，喜儿在未被迫嫁入黄家之前，或许还拥有一头乌黑亮丽、浓密如瀑的长发，那是她纯真岁月的见证。然而，黄世仁的恶行将她推向了无尽的深渊，她只能无奈地躲进阴暗潮湿的山洞，远离人烟，盐分稀缺，阳光难觅，那头曾经乌黑的秀发，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褪去了色彩，化作了刺眼的白。
直到队伍如春风般拂过杨各庄，农民得以解放，黄世仁的暴政被推翻，喜儿才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而她的头发，也奇迹般地恢复了往日的黑色，象征着新生的希望。故事的尾声，喜儿迎来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她不仅重拾了生活的幸福，更找回了作为“人”的尊严与自由。
因此，《白毛女》的故事脉络，简而言之，便是“家和邻睦，喜儿黑发飘扬——家遭巨变，身心受创，喜儿白发苍苍——获救重生，光明再现，黑发重归”。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喜儿发色由黑转白，再由白复黑的过程，与她的命运轨迹紧密相连，成为其人生起伏的一种深刻隐喻。黑发象征着平凡而安宁的生活；白发则是苦难与绝望的标志，伴随着父亲的自杀、大春的逃亡；而当阳光再次照耀，发色回归，则预示着她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阴影，迎接她的将是无尽的光明与幸福。
无论是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流传中，还是在歌剧文本的演绎里，“白毛女”这一形象都承载着丰富的象征与隐喻，但不变的是，她始终是这些故事与文本中最为核心的象征与隐喻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