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这期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却未能挽救经济与资产价格。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决策层拥有一流的政策工具和治理手段,智囊团也很聪明,但经济却陷入困境。以往研究多从泡沫产生前分析,对泡沫破裂后政策应对得失分析较少。“失去的三十年”表述笼统,投资者也不清楚具体情况。所以此次研究旨在复盘日本经验,探究政策制定者为何失败,以及资本市场表现,达到“知日”以“鉴今”的目的。
“失去的三十年”政策应对得失1. 初期(1991 - 2000年)- 政策实施情况
- 1991年下半年启动宏观政策,货币政策7月降息,财政政策1992年才落地推出三轮综合经济对策。但两种政策节奏错位,开始是货币政策宽松先行,财政政策滞后,中途财政政策还阶段性收缩,加税影响了政策效果和经济修复。
1991年下半年启动宏观政策,日央行在当年7月开启降息,贴现率在26个月的时间内,从高点的6%快速下调至1.75%(1993年9月,降幅高达425BP)
1992年财政政策才开始落地,随后推出三轮综合经济对策(1992-1993),总计达30.1万亿日元。
1994年再次推出14.2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同时,日本政府面向个人大规模减税,两年间减税规模合计达11万亿日元。
1997年日本政府上调了消费税率(从3%提升至5%),这一操作直接中断了经济的复苏进程。随后,碰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引爆了长期积累的不良债权问题,加速了日本实体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节奏。
1999年大胆地实施零利率政策并陆续推出三轮刺激计划规模共计58.6万亿。
- 经济和资产状况
- 宏观政策持续发力,经济却趋势性回落,只有阶段性回升,股价、房价、地价等主要资产价格持续下跌。
- 政策失误剖析
- 货币政策问题:遵循泰勒规则太僵化,因通胀下降慢,降息速度慢,错过了挽救经济的好时机。
- 财政政策缺陷:出台迟缓,1992年才推出措施;初期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对地方带动有限,效率低;1997年上调消费税,政策反复,打断经济修复。
- 政策缺乏统筹:宏观政策各自为政,缺乏一致性。财政政策晚,不良资产处置慢,消费税上调等问题,导致政策效果打折。
- 政策空间受限:初期逆周期调节力度虽大,但经济问题没解决,中期政策空间就受限,经济难起色。
2. 中期(2001 - 2012年)- 政策调整
- 货币政策开启量化宽松,财政政策因前期透支,收支压力大,进行收支结构改革和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承诺不上调消费税。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QE),通过购买长期国债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财政方面,在越来越严重的收支压力下,财政政策坚持了要托底经济的做法,承诺不上调消费税,并将其保持在5%的水平。但为应对收支压力,财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控制国债发行、严控预算支出,大幅削减公共事业支出,避免实施大规模的景气对策,还推动了地方财政改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开启了全面宽松政策(CME)。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相继推出了4轮共计132.4 万亿日元的财政激励计划,并且优化了财政资金结构,不仅将资金用在促进金融机构稳定上,还改变公共投资结构,资金投向重点由生产型社会资本转移到生活型社会资本。
- 经济和资产表现
受全球经济修复和国内政策托举,经济稍有好转,但主要资产价格持续低迷。
- 政策改进成效
- 财政政策进步:稳定性和有效性提高,坚持不上调税率,稳定企业和居民预期;鼓励民间投资,优化资金投向生活型社会资本,缓解财政压力,发挥乘数效应。
- 结构性改革成果:2002年后不良贷款率快速下降,金融体系改革成功;2013年起推行经济结构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鼓励民间投资,支持创新和科技发展,激发市场活力。
3. 后期(2013 - 2019年)- 政策举措
- 推出“三支箭”,超宽松货币政策(如量化和质化宽松、负利率、收益率曲线控制等),灵活财政政策(两次上调消费税同时扩张财政支出),以及结构性改革(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鼓励企业投资)。
2013年日本央行启动量化和质化货币政策宽松(QQE);
2014年扩大量化和质化货币宽松政策(QQE);
2016年启动负利率政策15和YCC收益率曲线控制。灵活的财政政策方面,为保持收支平衡,日本在2014年和2019年两次上调了消费税,同时也扩张了财政支出,共推出了4轮总计92.9万亿日元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 经济和资产变化
- 在政策刺激下,经济逐步修复,资产价格明显回升。
复盘启示1. 政策制定要避免合成谬误
要加强总量政策一致性,厘清政策关系,把握出台时间点,有动态思维。
在泰勒格则中,通胀是一个关键变量,由于当时日本通胀的下降比较慢,因此日本央行在调整利率时是渐进的,而不是迅速下调至零利率。
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日本央行的降息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其降息速度过慢,错失了挽救经济的最佳时机。他们认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下调政策利率的速度远超泰勒规则,为后续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这是更为成功的案例。
2. 财政政策要积极高效
财政和货币要形成合力,财政政策要及时有力,优化支出方向,激发经济活力。
货币政策于1991年7月启动,然而财政政策的刺激措施直至1992年3月才推出,财政政策启动滞后存在多方面原因。
从认知层面来看,政府和企业都未能充分认识到经济下滑的速度以及严重性,这使得财政政策的启动缺乏紧迫性。
从理念层面分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和民间笃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这种理念强调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在此理念影响下,财政政策的及时启动受到阻碍,同时财政资金的应用范围和实际效果也受到限制。
3. 防止资产价格收缩致衰退
资产价格下跌时要加强逆周期调节,注意实体部门资产负债表对金融机构的影响,避免金融风险累积。在资产快速下跌时,宏观政策需要加大力度进行逆周期调节,日本基本上也沿用这一思路,但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过早的实施财政整顿,阻碍了经济的修复。
4. 改革不可或缺
遵循“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原则,激发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