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说：“光绪十六年（1890年）直隶涞水张家洼出土古器十余，皆有北白字，此鼎（按指北伯鼎）其一也。”所谓“古器十余”，今天能够见到的已经不多了，以下两件铸有“北伯”字样的铜器也应该出自涞水。上举北伯器，时代均为西周早期，应为同一北国之物。

其中，北伯、北伯邑辛可能是两代国君，而“北伯邑辛”生时制器用名有日干“辛”，与周人的文化习俗有所不同。此外，在传世铜器铭文中，还有邶子器多件。王国维以“北伯、北子器”并举，视北子器同属涞水地区的北国之物，亦有可商，容后再议。

北伯诸器在涞水张家洼出土，是否意味着那里就是北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呢？虽然铜器铭文本身并没有直接提供这方面的线索，但根据铜器出土地一般是可以下这样的断语的。青铜器是可移动物品，或被赏赐、被馈赠、被掠夺，或因赗赙制度用于助葬，都有可能从原在国转移到另一国族。

但是，某一国族若有一批铜器在同一地点出土，且无他国之器混杂其间，那就表明这批铜器的出土地很可能就在铭文所见国族的政治中心，至少离其政治中心不会太远。上古时代一个国族的政治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其国君所铸铜器成批流往他国的情况并不多见。

北伯国位于涞水地区，其实还可以从甲骨文找到证明。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北国就是甲骨文中“北方”的后身，或者说是商代北方国在周初的延续。在殷墟甲骨文中，北方国称作“北方”，或单称“北”。

在武乙文丁时期，北方与商王朝一度处于敌对状态，故有商王“征北方”的军事行动。北方国以农业为主，也有畜牧业，其经营状况时常引起商王的关注，说明商代晚期北方一直是商王国的附庸。

商王命令在北国征召众人以事征伐，还在北国举行献册仪式，又派驻“御史”到北国治事，都说明北方国作为商王朝这个国家联合体的成员国，基本与宗主国商朝保持着臣属关系。

从卜辞“北方”与“北土”同版等情况看，北方无疑是商王朝在北土的一个重要方国。在卜辞中，北土与中商相对举，所指当为商王畿以北的区域。商代晚器还有“北”字铭文的北斝、北爵，以及北享父己簋、北享父癸爵等北国之器，也都反映了当时北国的存在。

从这些卜辞来考察水的大体位置，有两条线索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水较长，四大河段或其支流有的是南北（或由北至南）流向，故有东、西之称；有的是东西流向，故有南、北之名。二是“南”近于滳水，“西”近于河水。关于卜辞中的滳水，自葛毅卿先生读滳为漳之后，学者多以为就是漳水。

所谓“于滳，南”，则意味着滳（漳）水在水之南，这很符合人们由近及远的思维习惯。但是，与滳水相近的只是水南段或其支流，表明北方国的政治中心还在漳水以北更远的地方，似不可能是清漳水附近的某一条河。

考滳（漳）水以北流向曲折的河流，嘑沱河大体具备东南西北诸河段，而且南与滳（漳）水、西与河水相距不是太远，或即卜辞中的水。

关于北子的身份问题江陵铜器中的北子是“别子”还是北国之君，是一个首先需要考察的问题。把北子释作“别子”，在训诂上是讲得通的。但具体到江陵北子诸器，铭中的北子似乎不好用“别子”来解释。

若“北（子）柞”为别子，则“翏”为宗子，宗子便不可能为别子作器。宗子是君位继承人，在他父亲死后继为国君，不得如小臣觯等器自称“小臣”。若谓“小臣作父乙宝彝”，则意味着翏还别有君长。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就算翏与小臣并非一人，作为嫡长子的翏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放弃主祭权，并通过给别子柞制器的方式，赋予他祭祀父祖的权力。一个族氏的嫡长子，实际也就是当时的族邦之君。在两周金文中，某子作为一个族邦之君的情况并不罕见。

在翏簋铭文中，北子柞（北柞）为宗子，翏则可能是真正的别子，亦即北子柞的叔父。由于宗子掌握祭祀大权，别子翏当然不能主持祭祖大典，因而他只能通过为宗子（北子柞）制器的方式来参与祭祀典礼。江陵北子诸器同出一墓。

关于传世北子器的归属问题除江陵北子器外，还有一批传世北子器铭。由于器物出土地点不明，当归属何国便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殷周金文集成》的分期情况看，以北子卣为例，截面呈椭圆形，长子口，鼓腹，圈足沿外侈，颈部有一对小环钮，套接索状提梁。

盖面隆起，沿下折，盖上有花苞状钮。盖沿饰三角雷纹，器颈饰浮雕牺首和连珠纹镶边的雷纹带，圈足饰两道弦纹。其形制与1974年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父戊卣颇相近似，时代定为西周早期是正确的，似不宜视作商末之器。

意味着这些北子器与北伯器同属一国之物。从金文资料看，“伯”与“子”可以兼称。过去杨树达先生曾举曾伯又称曾子，录伯又称录子，荣伯又称荣子诸例，认为“子或为尊美之称，此与爵名之伯子字同”。

其实，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如邓伯又称邓子，杞伯又称杞子，彭伯又称彭子，单伯又称单子，均是。杨氏认为这里的“子”为尊称而非爵名，当有这种可能性，至少其中有一部分应是如此。虽然把传世北子器归属于涞水北伯之物不存在称呼上的窒碍。

但北子觯、北子觯、北子宋盘的时代在西周中期，则不可能与西周早期的北伯器同出涞水。特别是北子卣与江陵北子器都有相同的族氏铭文，二者必为同族之器。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这批北子器与涞水北国关系不大，应属江陵北国之物。

在江陵万城出土的北子器中，属于西周中期的只有北子鼎一器。在传世的北子器中，北子、北子宋、北子觯涉及西周中期的三位“北子”，北子方鼎、北子尊、北子卣涉及西周早期的三位“北子”。

这六位“北子”加上江陵出土器中的三位“北子”，已多达九人。其中有的“北子”身份可能有重叠，即两个或三个“北子”实际只是一个人。尽管如此，这也说明从西周早期到中期，江陵北国是一个继统不曾中断的邦国。

关于江陵北国的来历与地望问题当年郭沫若先生对于江陵北子器的来历问题，主要从文献上来考虑，认为这个北国是邶鄘卫之邶，因而把这批铜器视为楚国俘获之物。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最早出现在《诗经》中的邶鄘卫，作为三监封地在周初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待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邶鄘卫已纳入康叔统治的卫国范围，邶国不可能到西周中期还以一个政治实体见存于世。传世或出土的北子器均有族氏铭文，而涞水北伯国不只称呼有异，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族徽。

因而它与涞水北国并不同源。关于族徽，商周铜器铭文所见甚多。据学者统计，与此族徽相关的商周铜器铭文多达240余件，已知出土地点分布极为广泛。不只安阳殷墟有所发现，还在陕西宝鸡、长安、凤翔，河北灵寿，湖南宁乡、湘潭，湖北鄂城、襄樊，河南洛阳、浚县、信阳，辽宁喀左。

山东胶县等地都有出土，其上限起自二里岗上层末期，下限则延续到了西周中期。由于族氏铭文曾见于安阳侯家庄1550大墓，因有学者估计此族可能是商朝的王族。族是否商朝王族不好遽定，但它使用族徽文字和日名，表明它应属于殷系族氏。

在江陵出土的北子甗铭中，除有字族徽外，前面还有一个字族徽，构成一个复合氏名。刘彬徽先生认为族是由族分化的新族氏，有其合理性。可以说江陵北国是族的一个分支即族建立的族邦。

在周人代殷而为天下共主之后，族中的一支殷遗民可能深感形势严峻，便由北而南迁徙到了江陵地区另立其国。大约在西周中期以后即被逐渐强大的楚国吞并，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江陵北国的铜器，出土的加上传世的，其数量已相当可观，表明它是江汉流域一个颇有实力和影响的邦国。然其地望或政治中心所在，由于金文资料内容有限，看不出太多的线索。目前只有根据器物的出土地来作推断，姑以江陵万城地区作为这个北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在这个问题上，望山楚简可为佐证。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江陵望山发掘的战国楚墓中，曾有一批卜筮祭祷类的竹简出土。其中数支出现“北子”字样。关于简文中的“北子”，商承祚先生认为是祷的对象或神名。

“北子”作为神灵出现于楚国贵族的精神生活中，是当地民情风俗影响的结果。这种民俗的出现，应是北子在这里建国并被神化的产物。虽然北子国被楚国灭亡已久，却以祭祷神灵的方式使这种朦胧的历史记忆得以保留。这可能反映了江陵地区曾为北子国政治中心的事实。

西周金文中的北国之“北”，以往学者多读为“邶”，并与中原邶鄘卫之邶时相联系以作考论。其实，这并不是一条可取的研究路径。地下出土文献与经史等传世文献各有不同的制作目的，传播方式亦有不同，不可能事事均可对应。以出土文献证经验史，以破疑古之弊，只是其作用之一。

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掘文献本身的系统性，以补史载之阙，深化历史认知。设若凡事都要以传世文献作二重证据始可论说，则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不免大为降低。以西周金文中的北国而论，与文献中的邶鄘卫之邶并非一事，实无必要两相联系，以至治丝益棼，辩无穷期。现将本文所论略作归纳如下：

（一）西周金文所见北国，可分为涞水北伯国与江陵北子国两个族邦。但二者并不同源，不宜视作一国之分化。北子国是来自殷人“”族氏的一支所建，所用“”字族徽与北伯国有异，足以将二者区别开来。

（二）北伯国的地望或政治中心在今河北涞水一带，是由商代晚期活动于嘑沱河流域的北方国发展而来的一个族邦，与中原邶国无涉。北伯国当为周初重新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但立国时间不长，后为燕国所并。

（三）西周金文所见北子为北子国之君，不宜解作别子。北子国的铜器从西周早期到中期均有发现，不可能是中原邶国本身或其南迁的遗留物。北子国的地望在湖北江陵一带，约在西周中期为楚国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