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前身是鲜卑拓跋部。拓跋部落首领的权力并不十分强大，而和部落首领同族的拓跋氏的宗室贵族却在国家的政治军事事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和封建的皇权专制统治有很大区别。

拓跋部宗室地位的重要性可以从拓跋硅重建代国的过程中窥见。公元386年北魏的前身代国被前秦符坚所灭代国国王什翼健被俘。什翼健之孙道武帝拓跋硅逃入贺兰部经历了一段曲折后重新建立起代国。

本文主要阐述了北魏建国各宗王在对北魏政权巩固时发挥的作用，同时探究北魏政权对宗室成员政策的两面性及利与弊。

张金龙先生在《拓跋硅“元从二十一人”考》一文中对拓跋硅重建北魏的过程做了详细的研究。他指出所谓“元从二十一人”必须具备跟随拓跋硅逃亡到贺兰部这一基本条件拓跋硅逃亡贺兰部是北魏国家得以建立的基础。在这二十一人中拓跋氏同族有十二人占去了半数以上是决定性的力量。

在这十二人中又有八人为拓跋宗室成员这八人分别为拓跋他、拓跋绘罗、拓跋建、拓跋仪、拓跋烈、拓跋机、拓跋遵、拓跋虔。由此可见在代国被前秦消灭之后拓跋宗室成员的力量并没有随之被消灭其中许多人随着拓跋硅一同亡命贺兰部协助拓跋硅建立了北魏，可见拓跋宗室成员在北魏国家中地位之重要。

北魏前期即从太祖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至显祖献文帝拓跋弘皇始四年(公元470年)共85年时间历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献文五帝。有关研究表明北魏在这一段时期没有过渡到封建制社会在政治制度上仍带有非常明显的原始部落制的色彩。

周建江先生也指出北魏前期从根本上讲是军事酋长制的国家是氏族部落的集合体。北魏前期仍然没有摆脱部落制。在部落制下皇权的力量并不强大拓跋宗室成员在国家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是北魏皇帝必须依赖的力量。

北魏建国后其周围先后有后燕、后秦、柔然、北燕、刘宋、萧齐、萧梁等强敌环伺内部还有部落贵族不支持北魏的统治时不时的反叛。战争在北魏前期十分频繁北魏的兴盛与发展就是建立在对外战争、对内镇压的基础上的。

对于国家来说战争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正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从一定意义上讲北魏前期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史军事是北魏的强国之本。在北魏前期拓跋本族人是北魏军队最基本的核心。

统治者对于非鲜卑族的士兵并不信任。如《宋书·减质传》记载北魏太武帝曾经致书给南朝刘宋的守将减质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氏、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氏、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

拓跋部历来有尚武的传统北魏宗室成员多以勇武著称保存了北方少数民族习武善战的特性。如卫王仪“少能舞剑骑射绝人”。陈留王虔“少以壮勇知名”。这种尚武的特性使北魏宗室成员十分善于领兵作战。

总之对非鲜卑人在军事上的不信任也使得北魏宗王成为北魏对外战争中的主要力量。北魏前期有两个时期的对外掠夺战争最为频繁即道武帝统治时期和太武帝统治时期。

史料证明宗室贵族(宗王)在北魏前期的对外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道武帝统治时期北魏的主要军事行动在于消灭后燕、击败后秦进军中原把北魏的势力扩展到河北、山西一带从而奠定北魏统一北方的基础。魏收对道武帝评价道:“驱率遗黎奋其灵武克剪方难遂启中原”。

在道武帝发动的重要战争中宗室贵族多被授予重任。如道武帝登国六年(公元391年)道武帝命：“九原公元仪、陈留公元虔西讨黝弗部大破之”；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后燕大军入侵北魏境内拓跋宗室成员各率重兵与燕军作战：“是时陈留公元虔五万骑在东以绝其左元仪五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

在北魏与后秦的战争中“天兴五年(公元402年)六月治兵于东郊部分众军诏镇西大将军毗陵王顺、长孙肥等三将六万骑为前锋。”在与柔然、高车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宗室成员也是急先锋。

天兴二年(公元399年)北魏大举进攻高车“庚午车驾北巡分命诸将大袭高车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力！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力卜……膘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进七部。”明元帝拓跋嗣之子太武帝拓跋煮继位后北魏的对外战争又进入了一个高潮。

太武帝统治时期在道武帝对外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又灭掉夏、北燕、北凉等北方残存的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魏收评论道:“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汤河源……廓定四表混一戎华。”

今人吕思勉也评价道:“票吐悍之气非复明元之仅图自守。”常山王拓跋遵之子常山王拓跋素、乐安王拓跋范、永昌王拓跋健、建宁王拓跋崇、乐平王拓跋王、高凉王拓跋孤之后高凉王拓跋礼等宗室诸王在太武帝对外扩张中都受到重用。世祖太武帝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北魏占领夏国的关中。

“世祖以长安形胜之地非(乐安王)范莫可任者乃拜范都督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选才能以为僚佐。”借此对关中地区进行统治。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太武帝攻打北燕‘(命)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攻建德缥骑大将军、乐平王王攻冀阳皆拔之。”

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太武帝“诏膘骑大将军、乐平王王等五将率骑四万东伐文通”气仇池杨难当占据上邦“诏镖骑大将军、乐平王王等督河西、高平诸军讨之”。太武帝进攻北燕时听取了乐平王拓跋王的意见。

《魏书.乐平王王传》记载:“王上疏以为和龙新定宜优复之使广修农殖以饶军实然后进图可一举而灭。帝纳之乃止。”太廷五年(公元439年)六月太武帝进攻北凉为防备柔然乘虚入侵派“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二万人屯漠南以备蠕蠕”。

在太武帝后期的军事行动中太武帝诸子开始成为太武帝依赖的重要对象。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封晋王拓跋伏罗、秦王拓跋翰、燕王拓跋谭、楚王拓跋建、吴王拓跋余五位皇子王是为太武五王。

晋王伏罗从太平真君三年开始担任车骑大将军一职都督高平、凉州诸军事以讨吐谷浑。秦王翰从太平真君三年开始担任侍中、中军大将军之职。燕王谭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开始担任侍中一职太武帝南讨授燕王谭中军大将军一职随同南讨。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太武帝大举进攻南朝刘宋命“楚王建趋钟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趋附于下邪”。道武七王中淮南王拓跋他高凉王孤之子高凉王拓跋那在太武帝统治后期也被起用。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太武帝命“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于阴平白兰”。

次年命高凉王那南伐“高凉王那至济南东平陵迁其民六千余家于河北”。。太平真君八年(公元447年)“吐京胡阻险为盗。诏征东将军武昌王提、征南将军准南王他讨之”。可见在北魏前期在对外战争中重用宗王是一项较为重要的政策。

北魏中期即高祖孝文帝统治时期皇帝对宗王的政策与前期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皇帝与宗王的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皇帝对宗王较为信赖。从封爵制度入手以提高宗王的权益政治上,宗王居于统治核心,让汉族士人和宗王接触以提高宗王的文化素养等。

宗王在政治、军事上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孝文帝对宗王的政策似乎有一定的标准如彭城王元舰文化修养很深孝文帝对他十分宠爱。《魏书·彭城王姆传》记载:“娜以受宠烦频乃面陈曰:‘臣闻兼亲疏而两并异同而建此既成文于昔臣愿诵之于后。高祖大笑执其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

孝文帝的这句话传达出他对于处理皇帝与宗王之间关系的标准即皇帝和宗王之间不要像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王和陈留王曹植那样相互猜忌而是要以“道德相亲”。反对皇帝对宗室贵族实施的疏忌和苛禁的政策。

宗王是统治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封建王朝的皇帝对宗王的政策是否正确对这个朝代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曹魏之所以亡国和其采取的苛禁宗室的政策有关；而西晋的灭亡又和分封宗王很大权力有关；南朝刘宋的灭亡与皇帝和宗王之间相互残杀也有很大关系。

北魏皇帝的宗王政策对这个鲜卑族政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魏前期既重用又打击的宗王政策是当时部落制和加强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

宗室贵族力量的强大及对外扩张战争的需要使皇帝在军事上重用宗室贵族宗王领兵作战反映出北魏军事实力的强大；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又使皇帝限制打击一些可能威胁皇权的宗王。

北魏前期皇帝所实行的宗王政策是成功的，它使北魏不断地走向强大。在对外军事行动中鲜卑贵族晓勇善战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战争胜利拓宽了一片又一片疆域。在征服一个新的地区后皇帝任命宗王镇守的措施对于维护北魏的统治稳定无疑也起到了巨大作用。

显然重用宗王的政策对北魏能够从代北一隅的小邦发展为雄踞中国北方的大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北魏前期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明元帝对宗王也打击但是受到打击的只是个别权势过大的宗王就整个宗室阶级而言受到的影响不大，也起到了维持北魏政治稳定、加强北魏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

但他们对宗王的打击都维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北魏前期共有数十位宗王而受到打击的只有卫王仪、毗陵王顺、朱提王悦等几人皇帝只对那些可能会威胁到中央集权的宗王进行了打击在统治阶层中没有产生太大负面影响大多数宗王还是能够忠于北魏政权。

所以北魏前期皇帝对宗王的打击和南朝的刘宋、萧齐时期皇帝对宗室的疑忌和屠杀以致最后亡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北魏前期的宗王政策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国力的上升。从总体上看北魏前期皇帝对宗王的政策既有利用信赖的一面又有打击防范的一面很难用完全信任或是完全打击来概括。

也就是说具有两面性。其利用信赖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其打击防范主要表现在从政治制度方面入手来削弱宗王的势力如道武帝改革封爵制度、明元帝建立太子监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