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季滇珠1960年结婚。那一年，我刚刚从张掖县大满堡学校调入城区劳动街二校担任校长。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要大操大办，但在我们结婚当天，一切都与平时没什么两样。我在参加会议，季滇珠像往常一样给学生上课。当天晚上，我和季滇珠邀请全校老师吃喜糖，然后聚在一起跳交谊舞，这便是结婚的全部仪式。没有新衣服，也没有新鞋，只是将两个人最值钱的家当——两床被褥搬在了一个屋子里，便算是结婚成家了。

季滇珠是在师速班培训期间被提前分配到青东二校的，我则在师速班结束后分配到了大满堡。那时季滇珠对张掖农村的认识和了解，总觉得和上海的乡村一样，山清水秀、风景旖旎，所以主动要求到农村任教，也被组织上安排到了大满堡。到那里后才发现，农村的一切都与县城有着巨大的差别，吃饭主要以馒头、面食为主，大米供应很少，喝涝池水，睡土炕。好在学校在各方面都照顾着我们，慢慢地我们也习惯了在农村的工作生活。

李文道 季滇珠夫妇

张掖农村经济条件很差，不少十三四岁的学生因为贫穷没有裤子穿，只在身上披件棉袄，下课后用棉袄把自己裹起来站在墙角晒太阳。学生没钱交一元钱学费，把家里的鸡蛋卖给老师，一块钱可以买30个。班级里的个别女学生甚至当了母亲，下课后还要把孩子抱过来喂奶。那时我们刚刚19岁，对张掖本地的婚俗很不适应，季滇珠还专门写信向县文教部部长反映，认为学生都已经结婚成家就不应该再来学校上课。时间久了我们才慢慢了解到，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差，张掖农村不少女孩子到十五六岁就已经订婚，订婚后女方的穿戴和上学费用全部由男方负担。后来，看到平时穿着破烂的女学生在寒暑假后穿着新衣服来上学，我们就知道她多半已经订婚了。

洗头、洗脸、洗澡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那时也成为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农村人畜共饮一坑涝池水，春夏还可以，到了秋冬水就比较缺，农村卫生习惯也很差，冬天学生手上和脖子里有厚厚一层垢痂。听当地人说，他们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三天“洗三”一次，结婚的时候洗一次，去世后洗一次。当地人觉得上海老师洗头、洗澡浪费水，我们只能在天黑以后，在结冰的涝池里砸个冰窟窿，偷偷把水运来在宿舍洗。随着和当地人的关系逐渐融洽，我们开始向当地人灌输新的思想理念，逐渐改变他们的卫生习惯。

人的生存欲望很强，即便条件再艰苦，生活都会逼着你去适应周围的一切。很快，我们便习惯了张掖的一切。从1957年开始，先后经历了“反右”“整风”“大跃进”等各种运动。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大炼钢铁，由于我们学校里没有校长，作为教导主任的我带着76名高年级学生到龙渠木龙坝盖土炉、炼铁炼钢，整整33天和学生一起吃大锅饭。1960年，我调到劳动街二校当校长，1963年在青西小学当了一年校长后又被调到张掖团县委工作，担任城区10所小学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

期间还到永昌、金塔参加社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和妻子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五七”干校待了一年时间，由于学校食堂没有大师傅，我成为那里的业余大师傅，负责全校三十几个人的伙食，到后来张掖的各种面食，像揪面片、炮仗子、拉面我都会做了，妻子则整日里种地，参加各种劳动。记得一次冬天浇水，眼看水下来快要把土坝冲开了，我穿着棉衣跳入齐腰深的水沟里把豁口堵上了，那种为了工作不顾一切的热情让我永生难忘。

那段时间，我和季滇珠都在乡下，孩子只能交由城区幼儿园照管，每周周末进城一次，孩子满身都是虱子。后来城区办展览需要照相制作展板，而张掖城区会照相的人除了在公安局工作的一位民警外，就只剩下我了。就这样我被调回城区筹备展览工作，结束后重新返回团委工作。1971年再一次被调至文化工作站，也就是现在的电影院，因在团委、文化工作站工作过，对宣传工作比较熟悉，加之还会照相，一年后又被安排到县委宣传部。

回顾我在张掖的工作经历，我曾在多个岗位工作，但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文化系统。从1983年到1995年我担任了14年的张掖县文化局长，即便是1995年我在担任调研员后，仍兼职文化局长一年多。1983年，张掖开始抢救挖掘历史文化古迹，发展旅游业。作为文化局副局长，我擅长处理对外联系工作，与中央及省上相关专家联系比较紧密，为张掖争取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张掖城区范围内有大量的古民居，同时有大佛寺、木塔、钟鼓楼、总兵府、西来寺、东仓粮库等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由于宣传不到位，张掖对外知名度还不高，在参加全国性的各种会议时，总会有人误以为我来自山东张裕。

为了扩大张掖对外影响力，凡是参加中央、省上有关会议或国际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我都会拿着照片和资料向参会人员和专家推介宣传张掖。后来国家组织相关专家现场考察张掖并召开专家论证会，查阅了大量的材料，最终在1986年，张掖顺利被国家列入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张掖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在这期间，我有幸认识了不少专家，这为此后张掖历史古迹修复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掖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我们的工作也随即展开，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文物维修。文物维修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最大的难题是经费和材料。张掖木塔寺最早修建于北周，木塔寺后面的藏经楼修建于清代，属于省级文物。1985年，为了进一步修缮保护木塔寺，我到省委部门协调了200立方米的木材，并请来兰州市专家对建筑维修保护进行设计。为防止木塔坍塌，我们在木塔中间灌了直径12公分的钢筋水泥柱，并在里面建造了钢筋旋梯，虽然狭窄，但是前来参观的人却可以登上去。张掖土塔在1927年的一次大地震中塔顶和塔身全部损毁，由于没有相关历史资料的记载，我们对于土塔的修建时间和形状一无所知。

为了尽快修建被地震损毁的土塔，我先后多次到山西五台山和北京妙应寺考察，最终设计了修缮方案，并想方设法从废品收购站找来900公斤的铜钱，炼制了土塔塔顶的铜件，恢复了土塔最终的容貌。钟鼓楼维修难度更大，1986年由于鼓楼损坏严重，墙体出现粉化，楼阁出现倾斜。为了将钟鼓楼修缮好，我们专门从山丹一家土窑定制了维修用的大青砖，并在维修过程中采用了磨和改相结合的方法，墙体表面粉化的，我们用砂纸打磨后进行加固，恢复原貌；有破损的青砖我们把它凿出来，然后再做一块好的放进去。

为解决鼓楼上楼阁四边柱子下沉引发的倾斜，我们利用千斤顶将柱子顶起来，然后将下面全部改造为水泥石柱，再在石柱下作“丁”字形的钢筋混凝土。当时，永昌钟鼓楼比张掖钟鼓楼要小，但维修工期花费了两年多时间，而张掖只花费了五个半月的时间，并采用“不落架维修” 方式进行，创造了甘肃省古建筑维修史上的第一。

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修缮和保护张掖境内宝贵的历史文物上，虽然我是一位上海人，但是我深知， 历史遗迹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和生命，是张掖人民珍贵的财富，保护好它们既是张掖人民的荣誉，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由于对历史文化保护观念不强，原来在东环路十八医院附近有300多米的古城墙，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最终被炸毁了。后来在准备炸毁北环路丝路春酒厂附近的古城墙时，我据理力争， 最终被保存了下来。

在修南大街的时候，有人建议将山西会馆一部分拆除，从而使南大街笔直通过。为此我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并请来全国历史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说服有关领导，最终山西会馆被完整保护。那个时代，正是张掖城市化发展最快的阶段，还有人主张将总兵府拆除后用于房地产开发，将张掖城东的芦苇塘填埋后修路，在我们的极力反对下，最终都被完好地保护了下来。

回顾我们在张掖的一切，因为支援张掖文教建设，我和妻子季滇珠在师速班认识，并在后来的工作学习中相知相爱，最终走到了一起。每当想起60年前刚到张掖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那时的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浑身充满了朝气和活力。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但是，我们喜欢张掖，怀念那里淳朴善良的民风。在担任农村教师的那段时间里，每年过端午节，学生都会偷偷地把粽子、凉糕、鸡蛋放到我们宿舍。虽然刚去农村条件比较苦，但是做家访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鸡蛋，

家长也要煮上然后在里面放上糖，那可是农户家最好的东西了。在三年经济困难的时候，家长做了小米饭后偷偷把羊肉放在小米饭下面让季滇珠吃，却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吃。后来时间久了，当地老乡知道我喜欢吃灰碱面， 每到一家都会特意为我准备灰碱面，那种内心而发的尊重和爱戴让我们至今难以忘怀。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上海知青选择在张掖落地生根的原因吧。

(李文道口述 何玉军整理 选自张掖党史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