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妹4人，我排行老三。那时父亲在上海市招商局工作，后来因精兵简政赋闲在家，母亲是家庭妇女。哥哥虽已工作，但因弟弟还在上学，姐姐在家待业，家里条件不算很好。姐夫曾是地下党员，因此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一家人生活全靠他帮衬着。甘肃来上海招生时，同班许多同学都报名参加，我自己也想去，就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你们同学母亲28岁便守寡了，她都同意让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你去。就这样，我报名加入了支援甘肃文教事业的队伍。

我先被分配到酒泉，参加了半年师速班培训。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酒泉西大街小学工作，当时学校里上海老师比较多，大概有十几个，每月工资三十六块五。一个学期结束后，教育局对我们进行工资定级，我和另外两位老师被定为七级教师。我万万没想到，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成为一名七级教师，感觉自己的价值得到组织的肯定，这都让我对工作心怀感恩。1957年，因为男朋友在高台县，两个人离得比较远，就想能不能调近一点，但是从高台把男朋友调到酒泉难度很大，高台县教育局领导知道情况后便征求我意见，希望将我调往高台。两个人要相处并结婚成立家庭，就应该有更多时间相互了解。就这样，为了爱情，为了家庭，我从酒泉调到高台县新华小学。可是，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能走到一起。

王福蓉

高台的环境和酒泉虽然不同，但上海老师在这里仍然很受当地群众欢迎，特别是能够把孩子送到上海老师班里，家长都感觉很荣幸。有些农村孩子不讲究卫生，身上很脏，由于长时间不洗澡，脖子、手上都结了厚厚一层垢痂，上课之余我就成了孩子们的“卫生保洁员”。每天端一盆热水帮他们洗手洗脸，脖子和脸脏了还好弄，手上厚厚一层垢痂不好洗，无论你打多少香皂还是没用，后来就索性用刷子刷。由于我教学认真，对学生也很照顾，很快融入了学校，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家长的好评。

1960年，我又从高台新华小学调至新坝乡霞光小学，寒假回上海需要向乡党委书记请假，多次请假，乡党委姓丁的书记都不同意。最后，丁书记说要想请假回上海就要答应他一件事，同意和李长根结婚。李长根是和我们一起去的上海知青，他在酒泉师速班培训结束后被分配到高台县红崖子学校。结婚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同意呢，更何况我和他只是认识，互相也不了解。但是为了回家，我就推辞说需要回家与父母商量才可以做决定。回到上海后，我向父母说起了这件事，父母亲都认识李长根，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上海的父母都想方设法将节约下来的食物带给我们，暑假父母曾请他帮忙带点吃的东西给我。听我这么一说，父母觉得他们家人都不错，而且我一个人在张掖也不放心，若结婚成家，他们也少点牵挂，便答应了这门婚事。

寒假结束回到张掖那天，李长根和几个人从新坝乡一路跟着我到红崖子小学，向我追问结婚的事情。得知我父母同意后，他们便要急着举办婚礼。后来才知道，那时李长根因为钢笔字写得特别好，已经被调到高台县委宣传部了，他一直在等我回来商量结婚的事情，等我们结婚了再到宣传部上班。现在想起来，也算是双喜临门吧！由于时间比较仓促，结婚仪式很简单，两个人的行李搬到一起就算结婚了。结婚那天，凡是学校的老师都请到了，一共办了5桌酒席。我写信告诉父母5月1日结婚，结果等我收到父母从上海寄过来的衣服、被褥时我们已经完婚了，算是迟到的嫁妆。结婚后一个星期，李长根就去宣传部上班了。

我对丈夫李长根的了解也是在结婚以后。他3岁就没了母亲，是继母把他养大，但是结婚后他一直没有告诉我，是他的同伴告诉我才知道的。我因为好奇就问他，他总是说那是他的亲生母亲。后来他告诉我，自己3岁就没了母亲，现在的母亲虽然是自己的继母，但是对他一直不错，所以他也当自己的亲母亲。在家里他排行老大，继母后来又生了4个孩子。他为人本份，对待工作认真踏实，党指到哪里他就干到哪里，为了工作常常不分昼夜。大炼钢铁的时候，他在山上没日没夜地干，吃了不少苦。

后来高台和临泽分县时，我们一起到临泽县工作。他刚开始在临泽县宣传部工作，后被调到临泽县沙河乡政府，在沙河乡政府他干了整整15年的党委秘书。那时各种政治运动一茬接着一茬，因为他有个舅舅在美国，当时属于有海外关系的人，不受冲击就万幸了。后来有人告诉说那不是他的亲舅舅，让我向他们领导反映，说对他工作和前途有好处。我与他提过一次，但他告诉我他不想当官，也不让向任何人说明。尽管长期在乡镇工作，但他从来没有怨言，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上班带的早饭常常因为忙没有时间吃。“人家都在等我”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中午饭后也从来不休息。为了做好统计工作，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沙河乡所有报上去的统计资料没有一点差错。

1976 年，他从沙河乡调到临泽县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后来因为统计工作出色，被组织任命为统计局局长。担任临泽统计局局长期间，他个人多次被省统计局评为全省统计工作先进个人，临泽县统计局也被评为省级先进集体。1992年，因为李长根患尿毒症，我提前一年退休陪他在上海看病，他病逝时还没有退休，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去世后，临泽县委组织部、统计局各派了一名干部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对不起，说到这里我很伤心，因为他是很好的人。可惜那时候没有总结他的事迹，如果有人总结，他是个好干部，为了工作什么都不管不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和他结婚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各方面都比较紧张，但从来没有觉得苦，因为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工作都很顺利。1962 年，大儿子出生了，实在没办法我就把孩子寄托给了上海的婆婆和妈妈照管。小儿子出生后一直留在我们身边，后来他在杭州上大学，现在在张掖工作，也是老师。

再接着说说我吧。到临泽后，我在沙河街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凡是有关学校所有重要的事情我都要参加讨论。但毕竟自己才20多岁，对学校管理校园比较陌生，总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懂，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我就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在沙河街小学担任教导主任期间，几个民办教师是我原来的学生，我常常鼓励他们不要放弃学习，只要有机会就要考公办教师，通过课余之外苦学改变自己的人生。

最终，沙河小学有6位民办老师考上了公办教师，是各学校中最多的。后来我被调到铁路小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号召贫下中农办学，我又调西关小学担任校长。那时候也积极申请入党，但是一直没有通过，主要是因为我父亲解放前曾在福建省政府工作过，还担任过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在西关小学任校长期间，要搞标准化学校建设，但是学校没有资金，为此我到教育局协调了好几次，教育局考虑我是为数不多的女校长，给了我2000元经费，但是资金依然有缺口，我带着全体教师不分日夜亲自动手做手榴弹、乒乓球台、秋千、跳绳等体育器材，最终学校顺利通过评审。

回想在张掖工作的30多年时间，自己一直从事教师行业，所带的班级教学质量、思想品德教育和纪律教育都在全校前列。所以我觉得选择当教师，这一辈子值得。1988年我成为评上小学高级教师职称的第一批教师，从1988年开始，我先后担任临泽县两届政协委员。1992 年从临泽退休后，我返回上海，离开时，许多家长和学生都流泪。相处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已经有了很深厚的感情，他们舍不得我，我更舍不得他们。在上海定居后，我在书画院学习绘画，热心参加各种活动，也算是老有所乐。

（王福蓉口述 何玉军整理，选自张掖党史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