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60年前我们刚到张掖时“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情景，上海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面貌给古老的张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也把“海派文化”带到了张掖……

朱荣镛

1956年，师速班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张掖县党寨中心小学，担任学校六年级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班级里许多学生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有的女学生已经是结婚的小媳妇。学校实行寄宿制，除个别离家较近的学生外其余都是住校生。记得有一次，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学生告诉我有位女学生肚子疼痛难忍。我立即与几个住校男生摸黑到合作社请来大夫，随后又和学生到合作社抓药。回到学校后我亲自给学生熬药、端药，并承担了所有费用。我觉得这是一位老师应该尽的责任，没想到第二天全班学生纷纷议论：“没见过这样的好老师！”“上海老师真是太好了！”我在那里虽然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班级的学生都特别爱戴我，如今这些学生都已经是儿孙满堂，大多去了玉门、新疆等地，但仍有一些学生和我保持着联系。

此后，我先后被调到二十里堡小学和青西小学，先后担任学校教导主任和副校长。后来保送到西北师大外语系上学，196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张掖二中任教直至退休。

在张掖二中工作的30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担任班主任，除正常的教学外还担任年级教研组组长。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我恢复了俄语教学，先后担任84届、89届两届重点班的班主任，从初一一直带到高三毕业整整6年时间。当时全国高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为了使孩子们取得一个好成绩，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常常夜里十二点以后才能回家，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没有时间去照顾。星期天休息时，在家里给学生辅导课程，甚至有些学生吃饭住宿都在我家。就这样，在我和学生们的努力下，因俄语成绩突出拉高了总分，有3名84届的学生在1983年就读高二时就参加了高考，被兰大外语系、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四川建大等重点学校录取。后来，这两届学生大多数都先后被各大院校录取，并最终成长为国家的人才。

但是，在张掖二中的教学生涯中也有遗憾。1984年高考成绩单下来后，看到全班学生的俄语成绩时我目瞪口呆，大吃一惊。6年来，我对每一位学生的成绩了如指掌，当时的直觉便是成绩肯定弄错了。我当即给学校领导反映，经学校领导同意后我当晚就动身赶往兰州。一路上我整夜未眠、忐忑不安，因为许多人都觉得高考这样严肃认真的大事怎么会弄错，甚至连我的妻子都不相信会有错。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学生，到兰州后我磨破嘴皮子，通过种种努力各种办法总算在第二天见到了省招办主任。在我的再三保证下，终于同意我查看一个学生的分数，查看的结果令我吃惊，86分的高分却成了24分。由于只带了三个学生的准考证号，而各大院校已经开始录取，只更正了这三位学生的成绩，这三位学生后来都被重点院校录取。

回眸过去的几十年，真是感慨万千，在张掖经过的磋砣岁月令人难忘。虽有艰辛和苦难，但作为一名老师，我的梦想就是把学生输送到全国各大高等学府，桃李满天下。怀揣着这个梦想，我一直坚持到了退休。如今，全国各地都有我的学生，有成功的企业家，优秀的国家公务员、医生、教师、教授、博导……这一切都让我深感自己是个胜利者，是个有成就感的人，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我热爱教育事业，更深深爱着自己的每一位学生，在89届的学生聚会上，我流着泪对学生们说：“如果有来世，我仍要为你们当老师，弥补我的遗憾和不足……”

1995 年退休后，我在四川定居。期间曾多次回到张掖，每次往返总有许多学生到车站手捧鲜花接送，每晚聚会、祝酒，虽然疲劳但总是沉浸在快乐感动之中。2012年的秋天，84届的学生千里迢迢从各地相约在成都为我祝寿，许多没有来到现场的学生也通过各种方式带来了美好的祝福，场面隆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会上，杨建国同学说，“我们这次来，一是为老师拜寿，二是来感恩。没有我们的老师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老师就如我们的父亲一样……”，学生们为我做的一切让我感动不已。

我要特别感谢和怀念我的两位69届学生聂才林和杨宏志，1970年冬天他们在平原堡做临时工，看到我家里的炕上铺的太薄，他们各自背着两条厚重的蒲席连夜从平原堡步行送到我家，到我家时已经快凌晨了。杨宏志后来在造纸厂上班，因携带公款外出时被歹徒盯住，为保护公款在与歹徒搏斗时英勇牺牲，聂才林因病过世年仅50多岁，我永远怀念他们！

教育家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说话要说真话，假话不说，但真话不全说”，我就说这些吧。总之，学生是我一生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人生的支柱，我和学生之间的感情是永恒的。退休回到四川后，我时常因远离自己心爱的学生而深感失落，我想在百年后，我会将骨灰撒在张掖的土地上随风飘去。因为那里有我的学生，有养育我的憨厚的父老乡亲，我深深爱着他们。

（朱荣镛口述 何玉军整理 选自张掖党史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