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颠沛流离的少儿时代

我1933年5月27日（农历五月初四）生于河南省济源县东添浆村。出生后随父母在老家、武汉、济南、济宁生活。1937年随父回到河南省焦作工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焦作工学院内迁到陕南城固县古路坝村，和内迁来的北洋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联合成立了国立西北工学院，父亲在矿冶系任教授。

我们在古路坝一住就是八年，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我在西北工学院附属小学上学，小学毕业恰逢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春随西北工学院迁到西安、咸阳。

1951年参军前留影

1946——1951年，我在西安北大街圣路中学（现西华门30中）上学。解放那年我16岁，思想活跃，接受进步思想快，积极投身青年学生活动，曾任学生会生活部长、学生会主席等。在学校参加了共青团，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1951年7月参军留影

1951年7月，高中毕业参军同学留念。

二、投笔从戎报效祖国

1951年7月，我响应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建设强大国防军的号召，积极带头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招考。当时西安市各大、中学校都掀起轰轰烈烈的参加军干校运动。我被录取分配到陕西大荔县的解放军第一炮兵学校、五大队十九中队二班当学员。胡兴（老红军）是西北军区炮兵副司令兼校长。大队长张鹤（后转业任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政委宋翰书（后转业任朝邑县委书记），中队长李佩行（原国民党黄埔七分校毕业），政指韩忠云，班长刘书定，副班长李振昌。

1952年，母亲来大荔炮校看望我。

1952年荣立三等功

我于1953年12月毕业，命令授予正排级干部。我们这一期，是按苏军教程的内容，按正规教学计划训练的，以前炮校培训的学员叫“结业”，我们这一期叫毕业。共300名学员，多数分配到各大军区部队当排长，少数留在各炮校当教员。西北军区炮兵副司令张开基是我们这一期毕业考试委员会主任。毕业后挑选了我和李振昌（党员）、尹昌三人分配到西北军区炮兵司令部任参谋（后一人调去当教员，一人因政治历史问题遣返原籍）。1953年底到兰州报到，我分在作战科。

三、在军区炮兵部当参谋的16年

当时颜金生（老红军后任总政副主任），是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兼政委，参谋长是王德润（老红军后任军委炮兵副司令）。作战科长王健生（后转业任兰州科学院地质所所长）。

1955年全军调整大军区，我们改为兰州军区司令部炮兵部，王德润任炮兵部主任。我被任命为炮兵部侦察科参谋，一直干到1969年11月。1953年底至1969年底这16年，我在军区炮兵部任参谋期间，是我20岁至36岁成长时期。这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一步步走向成熟。炮兵是个技术兵种，我热爱炮兵，因此比较钻研炮兵业务。干了30多年炮兵，可以说精通炮兵专业，特别是精通炮兵射击学，炮兵是通过射击来完成任务的，射击是需要会指挥射击的人才能完成的。

1953年以前，我区炮兵部队的装备，都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旧杂式武器，有民国生产的105榴炮、75野炮、81迫击炮，有日本生产的山炮、野炮，有德国生产的克鲁伯野炮，光学仪器有瑞士蔡司炮队镜、望远镜，还有日式苏式方向盘、测距机等等，可以说是万国博览会。解放后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为军队生产了大批新装备，炮兵装备有54式122榴弹炮、76加农炮、120迫击炮、75无座力炮，37和85高炮等。光学仪器也是国产的方向盘、炮队镜、经纬仪、测距机等。还有国产的各种有无线通信器材。到1955年，全军区炮兵部队已经全部换为国产新装备。牵引工具也都换上了国产牵引车。

部队换装后，急需学习和掌握这些现代化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这几年下部队，主要是帮助部队搞训练。通过各种形式组织骨干集训，通过考核、比武、竞赛等多种手段提高专业技能。特别是我们侦察科分管的炮兵侦察分队，是炮兵中的重要指挥中枢。其中侦察、计算、测地、气象都是炮兵部队中技术性比较高的专业兵种，更需下大力提高他们的训练水平，才能适应部队的要求。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先后参加军委炮兵司令部在大连组织的炮兵侦察干部集训，学习仪器侦察，光测、声测侦察，飞机侦察和校正射击等技能；参加在沈阳炮兵侦察学校组织的炮兵气象保障集训；参加总参情报部在总参测绘学院航测系组织的侦查干部判读航空照片集训；组织全军区炮兵侦察干部赴厦门前线学习炮击金门中的炮兵侦察业务，我在厦门炮兵总群云顶岩观察所值班学习一个月；1964年参加全军炮兵在大连靶场组织的全军炮兵大比武，受到叶剑英元帅的检阅；参加了在宣化炮兵学院举办的师干班集训。

通过以上这些学习和下部队工作，自身的炮兵业务技术水平，组织部队训练和组织部队作战行动的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另外我对军事地形学比较熟悉，对军事地图的识图、用图能力较强，运用自如。利用地图看地形和在地图上各种作业都比较熟，所以我一生工作中看地形，搞现地勘察比较多，领导都知道我的这一特长，所以多次合成军方面的侦察勘察任务，都指派我去执行。

1955年全军部队统一按总参颁发的训练大纲正规化训练，炮兵训练中实弹射击增多，军委炮司要求兰州军区要组建一个炮兵靶场。炮兵部主任王德润带我先后多次到永登以北的平城堡芨芨滩草原至松山城一带反复勘察。选定后派我去北京军委炮司靶场处汇报，初步同意后，我返回兰州。又带战士徒步勘察选进出道路、场址，部队宿营地等等。又跟王主任一起去省民政厅，天祝县去交涉，获批后就参加组建兰州军区平城堡炮兵靶场。

组建后军区炮兵常年在此进行实弹射击，全军区炮兵实弹射击竞赛也在此进行。全军区合成军组织的大型实兵实弹演习也在此进行。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也曾视察过平城堡靶场，还作诗一首表示赞赏。1980年后平城堡靶场迁至宁夏青铜峡，改为兰州军区训练基地。

1960年军区决定成立直属炮兵侦察连，我参加了组建工作。

1965年中苏关系紧张，为防苏修突然袭击，地处三北方向的兰州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组织设防施工。我参加了甘肃河西走廊、宁夏贺兰山方向的战役勘察后，在河西勘查组工作。军区副参谋长杜绍山为组长，历时一年对河西的嘉峪关、文殊山、榆树沟山、断山口地区，金塔南山地区，玉门、赤金堡地区，元山子、高台、肃南地区，山丹、民乐地区，古浪、土门等地区进行反复勘察，进行战术部署，坑道工事定位，组织工区部队开始施工。

河西战区的炮兵部署，炮兵坑道都是我选定的。

1966年军区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停止了工程勘察工作。施工部队坚持继续施工构筑坑道。

1967年8月兰州地方文化大革命进入大混乱时期，两派斗争激烈，双方都准备冲击军区揪“黑司令张达志”。军区首长组织去河西勘察地形并检查国防施工。由军区张达志司令率领，齐涛、杜绍山两个副参谋长及各部有关人员组成工作组，我跟韦国林副主任，参加了这次保密行动。共乘6辆越野车向西进发。

第一天看了乌鞘岭、古浪地形后住武威。第二天早上从武威出发，快到永昌公路上因当时不是柏油路是沙土路面，加之这一段黄土较多，车过时扬尘很大，特别这一段路面尘土大，对面迎来金川公司一运输车队，扬起很大灰尘，看不清前方路面，我们小车队尽量靠右慢行避让。

对面大车队中第三辆解放运输车，为避前车扬尘，没减速靠左逆行和张司令的车迎头相撞。因对方没减速撞的很惨。张司令的车被撞到路边，挡风玻璃粉碎，司机受伤，右前座的秘书从挡风玻璃撞出摔至发动机盖上，张司令和保卫队员李志孟坐在后排，张司令被强大的冲击力撞起，头部冲撞到挡风玻璃框上边的雨刮器上（当时乘坐的是苏嘎斯69越野车，雨刮器在前上方），头部受重伤，门牙碰掉血流不止。齐涛副参谋长当即组织人员抢救，以最快的速度把张司令送往武威第十陆军医院，并及时向北京军委报告。

为保密，送医时把张司令的名字改为李志孟。十陆院外科主任处理伤情时说:“张司令您受伤啦！”张司令当时已昏迷，但仍含糊不清地说:“我叫李志孟”。军委接报告后，于当日下午派飞机来武威空军航校机场，接张司令去北京301医院救治。

齐副参谋长安排我和工兵部张参谋留在永昌处理车祸事宜，其余人员按原计划，继续西行勘察地形和检查国防施工。我在永昌公安局处理完交通事故后，到酒泉追上他们，继续工作。

四、在19军工作时期

1969年11月奉军委命令，陆军第19军在甘肃张掖重新成立，辖55师，兰州军区守备师（后改为57师、1976年又从武汉军区调来56师）、坦克12师，军部设在张掖。军长杜绍山（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政委王玉昆（老红军）、副军长郭时胜、参谋长王晨光。我调至19军司令部任炮兵处副处长，处长王克（是1943年抗战时期入伍的老同志，后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上将部长）。

1969年11月19日军部筹备人员在军长、政委率领下，由兰州乘军列到达张掖，在地委行署大楼，展开工作。1969年12月15日19军成立大会在张掖地委礼堂隆重举行，宣布了军委命令。1952年撤编的陆军第19军又恢复了建制。

1969年12月初接军区指示，19军组织精干的坦克、装甲分队对河西堡至孟根，穿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接合部至国境方向，坦克装甲部队通行程度，做一次实地勘察供领导参考。以防苏修坦克部队从此方向突破，切断我河西至新疆通道造成被动。

军部原本让作训处长陈超（1946年入伍的老同志）带队，后因他临时生病。军首长决定由我负责率坦克12师45团9连，由3辆T——54坦克（其中一辆救援坦克）、三辆吉尔157改装的轮式装甲车，一辆解放运输车（装给养、汽油、水以防困在沙漠中可以生存），一辆油罐车（装坦克用油），还有司务长炊事班组成一个侦察分队。

由我和作训处屈宏才参谋、坦克45团3营营长，三人负责率领8辆车约40人的侦察分队。12月7日在河西堡车站下车，至金川公司集结。当晚布署行军侦察任务，采取边走边勘察沙情、地形、路况、民情、水文资源等兵要地志情况。12月8日出发到雅不赖盐池，住盐场场部。9日休整一天，部队维护保养车辆、坦克，准备进入沙区。

12月10日早车队出发，刚行进7公里，就进入沙区。这里地处河西走廊以北，大漠戈壁无遮无挡的西北风直吹过来，时值严冬天寒地冻，零下25°左右，所有人员四皮全上（皮大衣、毛皮鞋、皮手套、皮帽子），戴的口罩全部冻硬，睫毛、眉毛、帽子边全都结成白霜。

刚进入沙区还不是大沙漠，只是原来的乡村道路，长距离大面积被流沙覆盖掩埋，已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沙，厚度有20-30厘米到一两米不等。初进沙地，司机都很不适应，车队前进受阻，通行困难。我们令各车择路前进，尽力冲过一道道难关。坦克没问题，通行无阻。装甲车有前后加力六轮驱动也问题不大。解放运输车，特别是油罐车稍有20厘米沙子就陷住，推拉进退都动弹不得，只得用救援坦克牵引，轻轻一拉就出来。

油罐车有时陷的深，拉了几次，把车上的两个牵引钩都拉掉了，最后只得把牵引绳绑在大梁往上拖。一天才走30公里，下午赶到内蒙地区阿古庙（新井大队），有200人，那里有一林场有60名职工。

当时全民战备防苏修突然袭击。当他们听到坦克轰鸣来到他们村，都以为苏修来了，吓得躲进地下工事。以后有几个胆大的出来，看见是解放军自己的坦克来了，才把乡亲们叫出来，兴高采烈地欢迎我们，围着坦克摸摸看看。我们当晚住阿古庙，林场书记非常热情，非要我住他有热炕的房子，我们再三推辞不掉，只好尊重主人的安排。我和屈参谋住在书记房中。

第二天早晨我提前起床，检查部队行军准备。一推开门我惊呆了。我门前地上横躺着一个人，铺着皮褥子盖着毛毯，睡在门前地上，当时气温零下20多度，我一看是林场书记。书记就说战备时期，得提高警惕，为了安全，我为你们放哨。我当时感动的什么都说不出来。我感到他不单是为我们放哨，而是对人民子弟兵的关心和热爱，也说明当时全民战备教育深入人心，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好的人民支持我们，增强了我们对未来战争必胜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做好战备工作。

12月11日早，我们告别新井大队和林场领导及群众，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这一路比较顺利，经巴音逊不拉、牛泉到达孟根布鲁格（银泉的意思），公社所在地属内蒙古自治区。

孟根地处大漠南缘，西北方向是巴丹吉林沙漠，东南是腾格里沙漠，两大沙漠结合部呈蜂腰状，南为孟根，北为上丹，南北宽约28公里。上丹又名巴音塔拉，向南距河西堡300公里，向北至国境线都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平原，无险可守。孟根至上丹这28公里沙漠，坦克装甲部队能否通行？是否构成天然屏障？弄清这些问题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我们在孟根要等兰州军区作战部刘学基副部长，在公社多住了一天。蒙族同志非常好客，特别热爱解放军，公社领导坚决不让我们炊事班开伙，让我们全体都在公社食堂就餐。我们只好搭伙，按每天伙食标准每人0.45元，1.5斤粮票交费。牧区羊肉便宜，挑大的羊15元1只，皮退5元，肠退5元，肉相当一毛钱一斤。肉比粮食还便宜，天天顿顿吃羊肉。

12月13日军区刘副部长到达，当日研究了次日行动方案。12月14日早我们一行分乘3辆坦克从孟根出发，穿沙漠向东北方向行进。这个方向原来有一条便道通往上丹，当地群众说很久以前曾走过汽车，但经过长久的沙漠侵蚀，已经全被沙覆盖，只见沙山谷底，不见道路痕迹。

我们乘坦克沿原乡村路方向中速前进，两个小时走出沙漠到达上丹。那里有个空军雷达站，在那里了解了一下向北的地形、路况。稍事休息，决定不按原路返回，按方位不走道路，向西南方向直穿沙漠，全速行进直奔孟根驻地。

一路上有不同的沙漠，初进沙漠是覆盖沙，坦克通行无阻，时速可达30公里。三公里后进入沙丘和新月形沙丘地带，沙丘高达5—10米。多数为新月形沙丘，背向西北，迎风面坡势缓和沙质坚硬，坦克上去或侧行都自如。背风面松软陡峭，坦克上不去，也下不来。从沙丘间隙中择路穿行最为顺利。遇到龙岗沙和沙山坦克过不去，只能绕行。坐在坦克上在沙漠中行进，就像坐在小船上在海上航行的感觉，忽上忽下向前漂移。这一路28－30公里中，有20公里是沙丘和沙山，约两个半小时才回到孟根驻地。在沙漠中行进，坦克耗油量增大30—50%。

经过实地勘察，我们认为孟根至上丹这两大沙漠的接合部28公里，坦克履带车辆通行无阻，完全可以穿越。如敌人从北来犯，在这里突破后可直插河西堡（300公里）或从民勤至武威，可切断河西走廊和去新疆的通道。敌方的问题是水源不充分，这一路都是靠井水生活，千人以下问题不大，大部队通过水源不足。

我们完成任务后，12月17日坦克分队在河西堡装载返回。我们也回军部汇报。

1970年元月，兰州军区副政委刘建功来张掖19军看地形和看望部队，杜绍山军长、王玉昆政委陪同。我参加跟王政委同乘一辆车出发。兰新公路当时都是砂石路面，刚出发20公里附近，这一段是搓板路，路右侧有沙梁，路面有层浮沙。军部刚组建，司机都是刚调来的新手，很不适应河西这种搓板路面。因右边是沙梁，司机择路靠左行驶，开着开着，车子随着搓板路跳动向左漂移离开公路，翻滚到左侧1.5米高的路基下，四轮朝天。翻车时我紧抓扶手，大喊保护政委安全。

结果车翻后，车门框变形都打不开，只有政委的前边车门车翻时摔开了。政委第一个钻出汽车，把我们几个一个个从前门拉出来。没保护好首长，反而让首长把我们救出来，好在人员无碍。我们立即从军部换了辆车，继续向西看地形，事故车由管理处来人处理。

1973年于嘉峪关留影

1970年3月我随郭时胜副军长去嘉峪关地区总指挥部工作，任办公室主任。

当时嘉峪关地区文革造成混乱，两派争权斗争激烈，原军管、支左的军队干部陷入派性，控制不住局面。1970年初国务院决定酒钢上马，酒钢是国家三线的重要钢铁生产基地。1970年3月国家有关部委和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兰州开会决定，组织西北地区及全国有关力量进行大会战，力争酒钢当年出铁。

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决定撤出原支左人员，委派19军郭时胜副军长、冶金部包鸿光司长、省工业厅陈斌厅长为正副总指挥，加上基建工程兵零二部队剧同良支队长、酒钢刘丰经理，嘉峪关市委书记组成嘉峪关地区总指挥部。负责嘉峪关地区以酒钢会战为中心的革命和生产工作。

1973年在嘉峪关留影，从右至左龙伯书、石体倬、郭时胜、韩有善。

　总指挥部首先抓解放干部消除派性。全酒钢公司各厂矿都由原领导干部负责工作，所有各级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都回原单位当原来的工人、干部，在原岗位上班。

地区的两个造反派头头，一个白芩臣调白银公司当工人，一个女技术员张兆惠调重钢工作。紧接着动员近十万群众，积极投入建设酒钢大会战。大家看到了盼头，都全力以赴参加会战，紧接着六一矿石下山，七一出焦，八一电厂发电，十一高炉出了铁。

酒钢步入正常有序的轨道。大会战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带有关部委来嘉峪关检查指导会战。当时选拔培养的干部，总指挥部基建办公室副主任王汝林（复旦毕业留苏生），后任酒钢经理、冶金部副部长。公司秘书齐茂忠后任酒钢经理、天钢经理，据说曾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工业生产。1972年初，为争取酒钢能更好的发展，经省里同意向国务院申请嘉峪关市脱离酒泉地区独立成地级嘉峪关市。后获批准正式成立了嘉峪关市。从此，嘉峪关酒钢得以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1973年6月我们奉命撤出。撤出时留下了一批干部，酒钢公司和零二部队都想要我留下来，在这边工作，郭副军长当即回绝他们说：“石体倬是炮兵专家，19军不会给你们的”。这也是我的想法，我的事业在部队，我不会离开军队去地方干一些我不熟悉的工作，献身国防是我的毕生事业。

1973年7月。支左结束，回炮兵处和参谋们留影。

1973年回部队后仍在炮兵处当副处长，当时处长王宗琪有心脏病身体不好，在等待转业进上海，跑野外下部队主要是我在工作。文革后部队训练荒废，特别是炮兵的干部训练，多数炮兵指挥排长、连、营长不会指挥射击。炮兵是通过射击来完成任务的，一支炮兵部队不会射击，打不准，只能是一支笨重的辎重部队。

炮兵干部训练是重中之重。我们采取办指挥排长、连长短训班，我当队长兼教员，每期3——5个月，每年一期。几年时间炮兵指挥干部的射击指挥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下半年主要抓炮兵连、营合练，年终考核主要考实弹射击，量弹坑评成绩。所有考核都按全军统一的炮兵射击教程评分标准评定成绩。经过几年努力，使部队的训练有了很大提高，在全军区炮兵的竞赛、比武、实弹射击中都名列前茅，取得了好成绩。

1973年10月，兰州军区炮兵，在陕西渭南大荔组织全军区，高炮部队野营训练和打拖靶实弹射击。我和王俊发参谋前往。全军一个团、两个独立营，在军高炮团的组织领导下进行。先在渭南野营驻训合练，展开挖阵地和伪装训练。要求做到空中看不见，地面难发现的要求。

空军派飞机配合检查，组织我们部队连以上指挥干部乘飞机，在各种高度检查自己连队的伪装情况。这一措施大大提高了部队伪装训练水平。最后又把部队拉到大荔县东黄河滩，进行打拖靶实弹射击，这是对高炮部队近似实战的射击考核。19军参训的高炮共击落5个拖靶（全军区四个大单位共击落9个拖靶），取得了较好成绩。

1973年10月。在大荔县举行的高炮打靶时与战友合影。

1973年12月打靶结束，突然接到军区命令，皮定钧司令要求十九军高炮打靶部队摩托化拉练，经民门公路走祁连山南麓返回各部队驻地。民门公路是皮司令规划修建的战备公路，自青海民和县享堂镇起，沿大通河、冷龙岭和达坂山之间行进，从祁连山通向河西走廊，是极为隐蔽的一条公路。我们所属部队编三个行军梯队，一梯队军高炮团，二梯队五十五师高炮营，三梯队坦克十二师高炮营。共72门双37高炮，12门14、5四联高机，百余辆汽车的车队，分批在民和享堂车站下载，转入摩托化行军。沿途是2500—4300米的高海拔地区，正值严冬零下20多度。在这样严寒高海拔地区，组织这么多车炮，千里拉练行军，在我们19军是首次。

因途中宿营困难，各梯队隔日出发。一梯队高炮团经门源至俄博翻越祁连山（海拔3500米），沿童子坝河、民乐回张掖。二梯队五十五师高炮营，经门源、祁连县，野牛沟至大岔垭豁翻越祁连山（海拔4200米），沿梨园河回临泽。三梯队坦克十二师高炮营，经门源、祁连县、托勒，在二指哈拉山口翻越祁连山（海拔4300米），沿北大河、镜铁山、冰沟回酒泉。我和王参谋分别送这三个梯队，翻祁连山后，随坦克十二师高炮营返回。

途中部队在通过高海拔地区时，还进行了野炊，徒步登山，抢山头等适应性训练。我们到祁连县气象站，野牛沟气象站了解有关高山气象资料。了解到全年每个月的气温，冻土情况。这里的冻土层最厚可达2.4米，全年只有两个月没冻土，这对战时构筑工事影响较大。海拔4200米时水的沸点是86度，高差每千米沸点差3.3度。所以在高原饭是做不熟的，连队当时没有高压锅，就向当地牧民学习，食材要冷水下锅，就可以基本做熟。在零下20多度，组织一个连在野外露营实验，两人一组，打颠倒睡，皮大衣横起来，铺一个，盖一个，基本可行。

这一路锻炼了部队，检验了祁连山战区道路，了解了气象和地形等有关情况，为未来战争在高海拔严寒条件下，生活、机动和作战，摸索了一定的经验。另外这次拉练车辆多，车况不好，驾驶员新，技术不高，行军掉队较多。每到一地司机要保养车辆，第二天提前起床准备车辆，连续多日得不到很好休息。越是车况不好的司机，越是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甚至一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行军途中翻了两辆车，一辆炊事车，一辆炮车连同一门高炮。都是疲劳驾驶造成，路上又无障碍，开着开着司机睡着了，好在是和平翻车，侧翻在戈壁滩上，所幸无人员伤亡，车炮无损。

行军途中，军区炮兵部韦国林副主任，坦克十二师李敬学参谋长，前来看望部队，陪部队一起返回驻地。

1976年9月初，郭军长、解副军长领导我们在山丹组织55师演习。分163团“加强步兵团对立足未稳之敌进攻协同作战研究性实兵演习”和165团“加强步兵连对立足未稳之敌进攻实兵实弹战术演习”。军区杜韶山副司令和马友里参谋长率观摩团参观演习。163团的演习按计划于9月8日上午顺利进行，当9日上午165团演习即将开始之际，杜副司令突然接到毛主席逝世，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的特急电报。鉴于当时这一消息只传达到高层，他当即决定演习照常进行，并将原定中午在山丹县宾馆对观摩团的宴会改为便餐。

我参加军前指，随都曼令副军长当即就离开了演习场，于当晚进入肃南军指坑道。当时官兵都不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下午四点，中央发布毛主席逝世讣告。

我们在前指呆了很多天，都副军长原是坦克12师师长，对这边情况不太熟悉。我陪他看了几天肃南周围的地形及道路情况。过了几天后军王政委来前指，还进行了几天军指挥坑道密闭演练，获得了较好地效果。吃、住、通讯、指挥均能顺畅进行。证明坑道在遭核武器袭击时，也能正常工作、指挥。之后解除战备，部队转入正常。

战备后，郭军长组织由武汉军区新调来的56师师、团干部看19军所辖战区的地形，我参加了勘察组。看赤金堡、玉门地形时，在玉门石油管理局招待所住了两天。玉门局书记、局长多次来看望郭军长，聊家常，说起玉门油矿和19军原是一家人。解放时是19军57师的干部，接管了玉门油矿，留下一大批干部，所以特别亲切，一定要宴请大家。郭军长非常感谢款待，但毛主席刚逝世，举国上下哀悼，中央有规定，不准搞宴会、舞会、文娱活动。但盛情难却，说好饭可以吃，酒坚决不能喝。

之后又进额济纳旗8120基地里面看地形，看了守备师（后改为57师）的阵地和人造山防御工程。　　　

人造山是1965年当时的军委领导人，在研究河西居延海方向设防无山地依托时，提出“有山依山，无山堆山”的指示修筑的。河西走廊居延海，是敌人从北来犯的主要方向，弱水（黑河）至居沿海一带，都是戈壁平原无险可守。就从策克边防站向南，沿弱水西，修了8座人造山，成集团配置。控制水源，相互距离20—25公里，每山配6门当时射程最远的130加农炮，射程30公里（海拔1200米时），可相互火力支援，也可集中火力打击来犯之敌。

每座山是一个加强营，配轻重火器。山体东西长约350米，宽200米，高35米相当12层楼高。先用钢筋水泥做好永备工事，火炮人员坑道，各种轻重火器工事，弹药坑道，上边再加戈壁滩挖出的土加粘土夯实。上边有观察所，上山有汽车路。人造山有500×300米椭圆形台地，周围有10米宽5米深取土留下的深沟，修好防坦克护坡。因地处弱水下游，有地下水形成人工湖，池内养鱼可垂钓，山后有桥可出入，真可谓创举！56师首长看完地形感慨地说：19军防区如此大而险，对我们教育很大，深感责任重大。

1977年终考核，为检验全训炮兵团、营年度训练成果，11月在永昌以北毛不喇草地，组织了一次夜间炮兵群，营实弹射击考核，在生疏地形对55师炮团、56师炮团、军炮团三营进行考核。

战术背景是对立足未稳之敌，夜间奔袭，配合步兵主力夜间进入阵地，自行连测战斗队形，夜间捕捉目标，决定射击诸元。根据想定进行战术推演，实施对目标的实弹射击考核。完成任务后拂晓前撤离战场，回到集结地待命。考核组次日测量弹坑距离目标中心的误差，评定成绩。

这种考核在当时算比较严格的，难度稍大了点。军首长连夜从张掖赶来，观看了这次考核，说我敢在这种条件下，夜间进行实弹射击，够胆大的。我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调理员和目标显示人员，都反复进行过多次演练，观察所和阵地调理员都有目标诸元的原案，双保险把安全关，绝不会出事。考核结果三个单位，一个良好，一个及格，一个不及格。军首长认为考核条件比较苛刻，在这种条件下，能完成任务，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满意的。说明近几年部队训练有很大进步。

1978年原处长转业，任命我为炮兵处处长。

1978年8月，兰州军区在永登炮15师驻地，组织全军区炮兵比武竞赛。我率19军代表队参加了这次竞赛。兰州军区副司令黎源和炮兵部领导主持了这次竞赛。19 军代表队总分第一取得了较好成绩。

1978年11月，胡伯华军长、张孝先政委在武威、古浪地区组织五十六师防御演习，我参加并组织了演习。演习结束后，我陪同军首长，看了乌鞘岭周围一带的地形。

五、在55师工作期间

1980年元月任命我为55师副师长，分管作战、训练，以后又兼管行政工作。

1980年3月杨得志总参谋长、杨勇副总长在军区萧华政委陪同下勘察河西地形。我负责金塔南山、嘉峪关、赤金堡三个勘察点的保障和勤务工作。包括直升机起降场，堪察点位置及保障分队的训练和执勤。首长到来看完地形，对我们的服务、保障工作很满意，跟我们一一握手说：你们辛苦啦，表示感谢！

1980年8月参加19军组织的金塔南山防御演习，56师、57师、炮15师一个团，我们师参加了演习。

1980年11月军派我去西安接新兵，我为19军新兵师师长，下辖55、56、57、坦克12师各一个团，在陕西西安市及关中各县共接6000多新兵。历时两个月，把这批新战士接回各部队，圆满完成任务。

1981年55师由我负责组建一个反坦克导弹连，归师炮团建制，装备红箭73反坦克导弹。当时属新装备，军、师都很重视。导弹连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因是手控制导，要求手眼并用，反应能力快才行。决定到各团挑选高中以上文化，视力1.2以上，手疾眼快动作灵敏的战士和排长。编成后去河北蔚县导弹训练基地，培训后接装备回部队。

1982年秋，我组织55师，师、团两级首长司令部带通讯分队的野外现地演习，在元山子、肃南进行。师、团首长和机关，都得到了一次接近实际的锻炼。

我在师里工作期间，主抓训练和行政工作。当时55师是甲种陆军师，编成有4个团、4个独立营、4个独立连，全师12000人，是全军战备值班师，每年都是全训，我主管训练工作比较忙。另外，我还要做一些师常委要做的工作，做个别团干转业的工作，解决个别团领导班子的团结、矛盾等问题，一年忙到头。

1985年于临泽留影

六、退休安置

1988年6月我年满55岁，达到军队师职干部退休年龄，军区下了退休命令。

2000年10月离开了我奋斗50年的军队，离开了我47年生活、工作、战斗过的甘肃，被安置到我的入伍地西安市，陕西省民政厅直属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全所72户都是师级干部，经历都差不多。闲聊到我们这一批人，都是经过筛子筛，簸箕簸，过罢粗箩过细箩，留下来的，特别是在野战部队工作，在军队干到退休，为数不多，实属不易。

2000年和杜绍山副司令于上海

七、特殊年代的考验与基层当兵锻炼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对政治上的要求很高，特别对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的干部要求更严格，这些我很理解。

从1952年纯内运动，1955年肃反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干部下放，1959年整风，1965年社教，1967年文革中清队，以及历次审干，我都在被审查之列。我个人从小上学，历史清白，没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但我出生在旧社会，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不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二哥又被诬陷有问题。

所以，历次运动都得过过关。我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自己政治上是清白的，家庭也是没有问题的，组织应该相信我。我相信组织相信党，对党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为部队建设，为保卫祖国，献身革命奋斗终生。

前排右石体倬、中左大队长张鹤，中右大队政委宋翰书，1953年5月4日于炮校。

1958年干部下放，兰州军区机关干部一部分要下放当兵。我是所谓出了家门进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没当过兵，没打过仗，没在基层连队工作过的机关干部。

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坚决积极申请要求下放基层连队当兵锻炼。并要求永远留在基层连队工作。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下放当兵一年。但还是机关编内的干部，仍要回军区机关工作。

1958年2月我下放到陆军十一师炮团三营二连当兵，在炮班当炮手。十一师是陕北工农红军留下的唯一一支部队。师长余志泉是老红军，政委张鹤田，炮团团长刘铁山是原来东北军干部。

我到连队住在班里，与战士实行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每天参加执勤站岗、训练、操炮、擦拭武器，每周六车炮场日擦车擦炮。因为我是炮手，每天训练都要推炮、用炮，上炮操课，我是内行，既当炮手参加操作，又当辅导员教战士。干部有事不在时，我当代课教练员，讲解示范。那年我25岁，年轻力壮，军体又好，和战士打成一片，一起玩，一起闹非常亲切。

八、参加剿匪平叛

1958年4月我刚当兵才两个月，炮团突接命令，命三营三连立即改为最轻便的八二迫击炮连，带足弹药，随已改成步兵的师高炮营，在许彬（红军干部）副师长率领下去甘南平叛。任务是打通临夏至甘南夏河县的公路，因师指挥所已率3个步兵团在甘南剿匪，去甘南的公路被切断。任务紧急立即出发。

我听到这一情况，认为如能参加战斗，是锻炼自己的极好机会。但当时三连去参战，我是二连的兵。正当团首长向三连下达任务时，我闯进会议室，恳求团首长把我调到三连当兵，去参加平叛战斗，在战斗中锻炼自己。

团首长碰头后，同意了我的要求，但三连缺个指挥排长，要我去当指挥排长。我说我是来下放当兵锻炼的，当排长不合适。团长严肃的说，你不愿当排长，就不能去，我们另派人。我不愿放弃参战的机会，就同意了。

当天下午，乘车出发，一路上我边走，边在车上教几个炮的瞄准手使用操作八二迫击炮。当晚到达土门关进入叛区，部队宿营。夜间令我带一个班放哨，保障全连安全。这是我第一次执行战斗警戒任务，非常认真，一夜没合眼。

半夜部队徒步出发，不走大路走小路，由当地藏民向导带路，迂回到马当去打通公路的关节点。所谓小路实际是没有路，沿山沟，翻深山老林，穿插至马当。

为赶任务连续走了一天两夜，没吃上一顿正经饭。饿了吃点干粮，喝点自带的水，实在人已累到极点。炮班的战士要背炮、背弹药，战士负荷太重，有累昏倒的。医生打支强心针，爬起来继续前进。

在这种地区，谁也不敢掉队。太累了又没有大休息过，走着走着人就睡着了。有个战士睡着了，掉到崖下，费了很大劲才用背包带拉上来。晚上还有叛匪骑马跟在后边，打口哨、喊号子、打冷枪挑衅。我们有任务，不理他们，只管前进。拂晓赶到马当，太累啦！我们连住在路边店的马厩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我们的任务是，先解决盘踞在对面山上，喇嘛庙里的叛匪，才能保障公路的安全。本来准备用82迫击炮火力支援，后领导担心，炮弹会炸坏庙宇，没有用炮连。高炮营一个连，在12.7高射机枪支援下，很快解决了战斗。

我连又奉命单独去马当以西的外围清剿。一次我带一个战斗小组，去一个丛林中的岔路口担任伏击任务，坚持了一天一夜，终于等来几个骑马带枪的叛匪，由于没有经验，一个战士先开了枪，惊动了叛匪，他们掉头就跑，我们追不上骑兵，只好火力追击。以后主要是沿公路两侧武装搜索，保障公路通行安全。过了一个多月，我们顺利完成任务返回临夏驻地。这次行军护路并无大的战斗，锻炼不大。

1958年6月，我调至三营一连任指挥排长。一连长焦胜明是1949年入伍的老同志，上级调我至一连，主要是叫我去辅导焦连长的射击指挥。炮团准备8月去甘南夏河县桑科滩草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1958年8月15日，全营正准备去甘南打靶时，突接上级命令，三营立即改装成步兵营，配齐轻机枪等轻武器，领齐弹药即刻去广河回族自治县，平息叛乱。

我们立即去师军械库，领来所有装备、弹药。其中有三挺苏德波式轻机枪，其他人都没用过。我就教他们擦拭除油（仓库长期保管都涂有保护油）、分解结合，给弹盘装子弹等。时间紧迫，只教了几名战士当机枪手。

部队立即乘车出发。当晚住广河县政府院内，县领导向部队干部介绍敌情：买家巷西南有个乡已叛乱，叛匪聚众杀害了全乡的干部后，拉至卖家巷西南山上盘踞，约几百人。据说有国民党马步芳军队留下的枪支、弹药，具体情况不详。

广河县距兰州市仅一百多公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师命令炮团三营从买家巷向西南进剿，高炮营从和政县蒿子沟向东南进剿，务必全歼，不使事态扩大蔓延。

8月16日天亮，我们三营轻装出发，到买家巷下车向西南进山，按战斗编成，全副武装前进。我们一连在先，我担任尖兵排长，率我们排在本队前300米行进。我带一个战斗小组，在民兵向导的指引下，在最前边沿山沟小路进山，向前搜索前进。

行约十公里，快到高家山时发现敌情。我营立即停止前进，准备展开。山上有许多叛匪，盘踞在高家山，山顶有一片平地，后边有一片丛林。具体地形右边是坡，左边是梯田。我军向敌喊话，叫他们放下武器回家，匪徒气焰嚣张，先行向我方开枪射击。我营立即展开，营长令二连为一梯队，立即从右前方山坡向上攻击。二连快到山顶时受阻，山地坡陡攻不上去。营长又令我们一连，从左前方梯田向山上攻击。

我们连是炮连，本来人数不多，除营房留守外，参战不到70人，指导员又带无线班，在后边没上来，实际参加冲锋战斗也就60人。开始我们在连长带领下进攻顺利，沿梯田一台一台都攻上去了。到最后一台梯田，看清了叛匪在山顶丛林后，集结了一大批匪徒，距我们只有六七十米，用步枪、火枪、手榴弹一齐向我连射击。我们就组织机枪、冲锋枪所有火器猛烈还击，压制敌人。

突然百余名匪徒，手持步枪、土枪、大刀、长予、手榴弹，从山上向我连反冲下来。我连拼所有兵力、火力和敌对打，双方混战一团。终因敌众我寡，敌在上方，我处下方，就撤下一台梯田。依托梯田塄坎，组织火力压制阻止敌人前进。

我在和敌人混战中负伤，卫生员立即包扎，才知左手4根指头炸断。一排长、二班长、三班副等多人牺牲，十余人负伤，焦连长头部和手负伤。这时全连看到，死伤这么多同志，都杀红眼了，个个都要拼掉叛匪，为死伤的同志们报仇。战斗紧张，我简单包扎后，立即组织全连剩余的30余人，在二连的火力支援下，重新冲上山头，占领了整个高地，消灭了残匪。后清理战场，共打死叛匪60余人，逃跑60多人。我连牺牲7人，伤10人。这一仗，打击了叛匪的嚣张气焰。山下传说，山上土匪被解放军打死一大片，几百人，起到了震慑作用。

战事告一段落后，营长令三连接替一连阵地，一连由副指导员连文采负责撤后改为营预备队，同时令我下山去医院救治。这时我才感到，左手疼痛难忍，十指连心，血流不止。营长找来担架，我坚决不坐，民兵就领着我骑马下山。这时天色已晚，地处匪区路上不安全。我带的手枪上了顶膛火，腰里别了两颗手榴弹，都打开后盖。即便遇上几个土匪也能对付。

因手不能包扎过紧，所以路上血一直在流，染红了马背。上了公路汽车把我送到县医院，见了留在后方的副营长，我站在床边，向他转达下山时营长让我给副营长交代的任务后一下昏了过去，溜到床下。好在跟前有医生，马上对伤员进行处理，止住了血。

副营长连夜把我们这批伤员，送到临洮第七陆军医院，对伤口进行彻底清创、缝合。几天后，伤口感染，是气性坏疽感染，外科王斌主任说，是炸伤时，地上有牲畜粪便内带有坏疽菌引发的，是一种高危感染，搞不好要截肢。

我高烧不退，手肿到大臂，医生对我采取隔离措施，连续20多天，打针吃药，才控制住。两个半月后伤好出院。我的伤情是左手炸伤，食指、中指、小指第一关节炸断，无名指中关节粉碎性骨折，缝合后强直。评为战伤，三等甲级残废。这时炮团全团已到东乡回族自治县驻剿。部队令我回临夏营房留守。

事后，因作战勇敢，团里给我记三等功。我以前曾因工作积极，立过一次三等功。这次是经受了战火洗礼，立了战功，自己很满意。

1958年11月，军区炮兵部通知我因工作需要，结束下放回军区工作。我告别了与我共同战斗的战友，返回兰州。

九、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

1958年12月，兰州军区召开积极分子大会，我被选为军区司令部的代表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兰州军区的人民军队报、甘肃日报还登了我的照片。

1959年3月，军委炮司在北京召开全军炮兵积极分子大会，兰州军区6人参加，我作为机关代表去北京参加了大会，还给我颁发了由军委炮兵司令陈锡联、政委邱创成签发的奖状。1959年3月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中央及军委首长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陈毅代表中央首长接见时说，本来是毛主席来接见大家，现在中央有事在成都开会，我留在北京值班，代表毛主席来见大家，还有两位元帅、两位大将一起来见大家，祝贺你们！

我们返回兰州后，兰州军区常委，在军区常委会议室，接见了我们，表示祝贺和勉励。

中央及总参总政首长接见合影

三排中石体倬

1960年，军区炮兵部党支部，正式通过接受我为中共党员。实现了我多年来的理想和追求。虽然晚了点，但我是经受了多年的磨练，经过战火中生死考验得来的。来之不易，才倍感欣慰。

党内职务，担任过军直属党委委员，军司令部党组成员，师党委委员、常委等职。

我感谢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给我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我感谢组织感谢党，对我的严格要求，使我能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石体倬，历任19军司令部炮兵处副处长、处长，55师副师长等职务。

（作者：石体倬，文章选自公众号：永远的55师，若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