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孙乃华是在张掖参加师速班时认识的。我老家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华山路对面。抗战胜利后，我爷爷在上海航空公司工作，父亲是商人，我还有两个叔叔，小叔叔在上海美国善后救济总署上班，家里面有两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家庭条件不错，我也算是富贵人家的少爷。解放后，由于父亲和两个叔叔工作没了着落，家境就逐渐衰落了。我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受爷爷奶奶的溺爱，不知道生活中的困难是什么样子。我在张掖参加工作后每月43.16元的工资，还不如在上海每个月的零花钱多。孙乃华家世显赫，爷爷是大地主，解放前去了台湾，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是她的堂叔。她父亲在青岛当老师，她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姨妈，一直在嘉兴、嘉善一带上学。在读初二的时候，又被寄养在上海的婶婶家，婶婶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她父亲。
孙业伟 孙乃华夫妇
我们离开上海之前，她大姐已经在北京工作，如果再迟一点她或许就在姐姐的帮助下留在北京了。上海经济好，生活方便，环境美好，和张掖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对张掖的生活都能适应，慢慢地，对张掖人民和那块土地有了感情，觉得那里是我们两个人的第二故乡。我想，我俩没有回上海，勤奋地在那里工作到退休，这与我们对那片土地割舍不了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1956年，我20岁，孙乃华18岁，离开上海时都还是不懂事的孩子。离开前，我们从地图上看西北，找即将要去的地方，感觉距离也不是十分遥远，甚至觉得很近。踏上西行的火车，才感觉上海和西北还是有距离的，越往西，离上海越远，而车窗外越来越荒凉的景色，也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的。我们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眼看车窗外茫茫的戈壁沙漠，眼看道路边零落而萧条的村庄，心里依然充满着激情，甚至觉得，我们就是为了建设它、改造它而来的。看看每个人胸前佩戴的红艳艳的花，感到骄傲和光荣，雄心壮志油然而生，心里默默地想：一定要对得起胸前的大红花，对得起国家对我们寄托的希望！那时候的想法是天真而浪漫的。我们知道，来张掖不是来享乐的，是参加工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来的。
在火车上，我和几位同学被推选出来管理伙食。因为这个原因， 在张掖师速班期间，我负责管理上海知青的伙食，一直到师速班结束。上海人吃面不习惯，就在面条里面加上大豆、红豆和豌豆；吃不惯小米饭，我们就在大米里面慢慢加小米来适应，在吃馒头时也煮小米粥；没有蔬菜，就用炸熟的黄豆、发的豆芽菜和咸菜来代替。在师速班快结束的时候，我被提前分配到张掖师范学校，负责管理全校老师和学生的伙食，孙乃华分到张掖县的一所小学教书。那时师范学校刚成立，条件很差，百废待兴。
我被分到了总务上，为师生搞后勤服务工作。新办的师范学校是为张掖各县培养急需的师资力量的，从各地招来的学生文化程度各异，年龄大小不一，许多学生都比我大。总务上，事情千头万绪，整天忙忙碌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好，于是要求到小学去，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请求，把我调到了张掖县乌江小学，我在小学里觉得很好，自己年纪小，而学生比我更小，感觉自己才像个老师的样子。后来由于需要，又被调往和平小学。两所学校都是乡下的小学，当时张掖的农村还很落后，条件很差，生活很困难，但我仍然工作得很快乐。在这期间，我和孙乃华谈恋爱了，由于都是上海人，有共同语言，又同在张掖共同从事教育事业，两个人面临的困难是共同的困难。
刚到张掖的那段日子，不论是她，还是我，都听不懂学生们说的张掖方言，尽管我们努力，但夹杂着上海方言的普通话，学生也听不懂。生活上两个人同样感到很不习惯，饮食起居都与以往在上海的日子根本不同，需要从心理上要求自己适应在张掖的生活，不习惯也得想方设法习惯，大家的日子都苦，但都有一股干工作的热情，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工作上，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
1957年，我俩结婚了。婚后，为照顾我俩在一起，组织上把孙乃华也调到了和平小学，她成为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位女老师。那些日子虽然苦，但在张掖农村的小学里，我俩是幸福的。婚后不久，孙乃华怀孕，反应很厉害，不能吃不能喝，像生了大病一样。组织上看到这种情况，又把她调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区青西小学，把我调到北街小学。就这样我们两人都进了城，工作环境条件好了许多，工作的热情更高了。
1958年底，我们的大女儿出生了。那时我正在临泽梨园口大炼钢铁指挥部工作，调我去炼钢工地时，组织上说只去一个月，但去了由于工作需要，不能回来。梨园口离张掖城虽然不到60公里，但人人都不能回家，家里只留下乃华一个人，她才20岁，不懂当妈妈， 好在学校里同事之间相处得如同兄弟姐妹一样，在大家的帮助下生下了孩子。大女儿出生后，因为天气太冷经常哭闹，校长将他有热炕的寝室调换给孙乃华。
为了不让孩子受冻，乃华把孩子包在被褥里，直到给女儿洗澡的时候才发现，因为孩子皮肉太嫩，火炕太热汗液无法排出，捂的时间久了胳肢窝溃烂了。乃华上班后，我们从本地雇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看到乃华用热水袋放在棉垫下面给孩子取暖，保姆不知道热水袋怎么用，直接把热水袋放到了孩子小腿下面，把两只小腿上的皮烫烂了，孩子因为疼整整哭闹了几天，直到现在她腿上还留着疤痕。现在想想，我们都觉得愧对孩子。
1959年暑假，乃华独自乘火车把7个多月的孩子送到上海父母身边，含着泪回到了张掖。由于家庭成分较高，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不苟，加上父母也时常告诫我们工作要踏实，要时刻听党的话，要在恶劣环境中磨炼自己。我们在业务上苦练基本功，争取学到过硬的本领，对自己所教课程总是追求最好、最完美。在学校里我们都是业务骨干，从来不服输，拼命工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学校和学生。
1960年，张掖食品供应困难，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家里面更是雪上加霜，基本上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要求希望能回上海，但是没有被批准。当时，我们的粮食关系都在青年西街小学对面的小学教师食堂，如果未经允许返回上海便意味着全家人生活便没了着落。实在没办法，我们只得把出生刚刚 56 天的第二个小孩也送回上海，然后每月留下一半的工资寄到上海。随着生活越来越困难，孩子都在上海，思子心切，思想上就产生了动摇，热切地想回上海去。但那时上海家道已经中落，昔日资本家的优越生活条件已不复存在，家中还有6个孩子，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很难养家糊口。
那段时间，我们每月21斤口粮，蔬菜、肉、甚至盐和豆制品等生活必需品都是计划配给，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每月半斤猪肉、半斤菜油、半块肥皂，每天凭蔬菜供应卡在国营菜店买几两蔬菜。那些年生活真是艰辛清苦，一些上海知青由于营养不良患上了浮肿病。后来没有吃的了就找野菜，野菜吃完了就吃树皮、草根，能吃的什么都吃了，尽管这样，也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二十几岁的人，正是吃饭的年龄，由于吃不饱饿着肚子上班，常常头晕眼花。后来我被调到商业上，谁知商业上同样苦，而且那种苦是无法想象的，有时我想，大概所有的在张掖工作的上海人中我是吃苦最多的一个。
刚去食品公司，我被安排在位于县府街的门市部工作。冬天， 又到食品公司的屠宰场，是屠宰场里第一个学会杀猪宰羊的上海人。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肉食供应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屠宰场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每年在各个农牧区组织调羊，屠宰后从张掖火车站和酒泉火车站运往兰州，同时供应张掖城区肉食品需求。当时屠宰场负责调羊的人当中我是最年轻的，为了尽快熟悉工作，到屠宰场后不久，我便被安排和屠宰场的师傅到牧区调羊。
说实话，刚去屠宰场的时候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因为经常出外调羊可以吃饱肚子，把自己的粮票省下来一部分，而且每次外出都有点出差补贴。尤其是1963年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家里的日子更加紧张，出差补贴多少也能缓解一下家庭困难。但是，我把事情想简单了，在农牧区调羊是一份苦差事，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随时处理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对人的体力和心理都是一种挑战。虽然我在食品公司属于干部身份，但是在那里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每年冬天到肃南山里赶羊，大雪封山，有时候雪都涌到了胸口，棉裤棉鞋像甲壳一样冻到了身上，几十天不脱一次衣服，回来身上全是虱子，在上海谁见过虱子啊！那时赶着几千只羊一路走回来，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早上，人被雪埋了，爬起来整个人变成了一个雪人，只看见一双眼睛一双鼻孔了。每次回来我整个人已经和要饭的差不多，衣服脏得已经分辨不清原来的颜色。尤其是满身的虱子，脱下衣服都可以抖下许多。回家进屋前，必须在屋外把衣服换下来放到盆中，然后用滚烫的开水浇在衣服上烫死虱子。记得一次儿子在中秋节回来探亲，看到我狼狈不堪的模样，当时就掉眼泪了。我本来是一个体面的老师，没想到调到商业上以后却变成了这副模样，现在想想，都不知道那时候的苦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肃南是张掖的主要牧区，在屠宰场工作期间我前后去过10多次，对那里已经很熟悉了。去的时候先乘车，然后再步行到牧区。由于是去收购牛羊，为了让自家的牛羊卖个好价格，当地的牧民对我们都很热情，每次过去都会准备热腾腾的奶茶和土豆招待我们。但是回来的时候就要吃苦头了，七八个人赶着上千只牛羊组成的“行军队伍”，从肃南牧区到张掖县城，难度可想而知。肃南那边的牛羊放养惯了喜欢乱跑，尤其是山羊，它往山上面乱跑，其它羊便都跟着它跑 了。
为了防止牛羊跑散，我们在羊群前面后面和两侧安排人手，想方设法把它们聚拢在一起，天黑以后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休息，把牛羊聚拢在一起，大家便忙活着生火做饭。没有水，就把冰块搬来热化了吃，没有木柴，就漫山遍野拾牛粪。吃过饭后，人睡在羊群四周。那时候牧区有狼群出没，晚上在山野里休息，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睡觉，为吓跑狼群，我们用木棍敲打携带的锅盖和茶缸发出响声，每个人像发了疯似的大声喊叫。
为了及时完成任务，我们每天要赶着上千只牛羊走很远的路，疲惫的时候感觉走着都能睡着。晚上睡觉虽然裹着皮大衣，但经常在半夜被冻醒。第二天还得在齐腰深的大雪里继续赶着牛羊艰难前进。牛在前面的雪地里趟出一条路，羊群在后面跟着，就这样坚持着艰难前进。记得第一次去肃南皇城调羊时，雪下得很大，鞋和脚已经被冻在一起脱不下来了，走到有人家的地方，两个小伙子马上去火炉上烤火，烤完后两只脚就肿了。因为一天到晚在雪地里走，得了雪盲症，眼睛疼得要命，看不清东西淌眼泪。当地牧民让我们把雪放在铁锹里用火烧开了熏眼睛，症状能稍微缓解一下。
有一次去肃南的皇城草原赶羊，皇城离张掖200多里路。一路徒步往回走，那一次赶的牛羊数量多，羊群、牛群很大，天气恶劣，赶着牛羊前行，非常不容易。我在后面走着，不小心就掉到雪坑里去了，怎么爬也爬不出来了，在苍茫的滩上，连连喊着救命，但没人听见，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雪坑里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幸亏走在前面的同事发现我不见了，回过头来找，从雪坑里找到我，把我救了出来，才没有冻死。这件事情被许多人知道了，《甘肃日报》记者采访了我，作了专题报道。
在食品公司屠宰场调配牛羊的那段时间，还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但不管怎样我都是拼着命地工作。作为上海知青中的一员，从我准备扎根张掖时便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业务上不如别人，别人能干我也要一定能干，别人能过去我就是爬也要爬过去。所以，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我没有迟到过一次，没有提前离开过一次，经常早上5点多第一个到单位，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正是因为自己不怕苦、不怕脏，硬是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胜任了收购、 喂养、屠宰和销售等工作，自己从一名徒弟变成了行家。
在张掖工作生活的30多年里，我和孙乃华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到最后退休，不论在什么岗位，我们几十年如一日，不敢说自己工作有多么好，贡献有多么大，成绩有多么突出，但自豪的是，我们工作认真，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孙乃华在教育上一辈子平平淡淡，默默无闻， 教出去了一班又一班的学生， 受到许多人的爱戴，多次被评为学校和县上的优秀教师。
最后我想说，从在张掖参加工作开始，我便知道因为我家庭成份的原因，入党是不可能的了，但我知道，我要对得起离开上海时胸前的大红花，档案上原来是怎么写的，到退休的时候还是怎么写的，我要尽量做到这一点。这么多年来，我虽然忙于工作没有对子女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但是在做人方面我始终如一，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或许，在许多人眼里这并不值钱，但我做到了对自己的承诺，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党。在张掖工作的30多年里，我无愧于胸前戴过的大红花。
（孙业伟口述 祁翠花、何玉军整理，选自张掖党史研究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