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唐玄宗早点死，就不会爆发“安史之乱”？这个说法将历史大事件简单归结为个人因素，过于粗暴且肤浅。事实上，像“安史之乱”这种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就是每个王朝都逃不掉的历史宿命，跟谁是皇帝没关系。
这么说似乎有“洗白唐玄宗”的嫌疑，客观讲，唐玄宗本人对“安史之乱”的爆发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结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点。
其一，他给了安禄山太多的实权，以至于养虎为患
如果给安禄山制作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必须是超大型的，否则根本写不下他数十个官职，不算他在朝廷兼任的各种职衔和爵位，地方官职至少有范阳节度使、卢龙节度使、河东节度使、马厩使、陇右群牧使、河北采访使、营田使、海运使、经略使。
这些官职可不是花瓶，三镇节度使让安禄山成了拥有全国四成地方军的最大军头。马厩事掌握全国军马的养殖和调配，相当于掌握了重装坦克部队。群牧使相当于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采访使相当于地方特派员，营田、海运分别掌管农业和运输，经略使的职权等同于节度使。
也就是说，除了三镇以外，安禄山几乎掌握了河北、陇右地区的经济、人事和部分军事大权，还将手伸进了全国战略物资的管理工作中。
本来节度使就是地方的军政一把手，相当于土皇帝，唐玄宗又额外给安禄山一大堆实权职衔，就差将大唐江山分一半给他。这种情形下，安禄山不滋生出点野心来，还是人吗？
其二，他过于自信皇权的统治力，对危机视而不见
如果您以此责怪唐玄宗昏庸，老李肯定不答应：权力架构是个大学问，臣子再大的权力也突破不了皇权的天花板，安禄山就算是孙悟空，也只能在朕的五指山下蹦跶。
老李这么说确实不假，按照制度，安禄山的每一项权力行使都要受到监管，比如他在地方征税、分配使用，要上报朝廷批准备案，他要想出兵征伐，需要皇帝点头，还要兵部文书，并在监军的严密监控下执行，等等。
如果安禄山胆敢有一点点不法之举，唐玄宗只需要一纸诏书就可以将他一撸到底，甚至让他当场脑袋搬家。所以老李坚信，除非安禄山活腻了，才会做出自寻死路的事，你们这些瞎扒扒的人根本不懂帝王之术。
中央集权制历经数百年的修补，已经相当完善，皇权渗透于每一个角落，从腥风血雨中杀出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唐玄宗有这个自信。
可是结果告诉我们，制度这东西不是万能的，就像堤坝，再结实也难抵百年洪峰。
其三，他骄傲自满一味贪图享乐，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在唐玄宗的布局中，安禄山就是他的看门狗，李林甫之流是他的大管家，外有忠犬，内有忠奴，主人省心了，这不正是老祖宗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治”嘛。
除了俺老李，自古以来，有哪个皇帝能实现圣人治天下的标准？“开元盛世”表明，我老李就是千古无二的典范，万世可循的模板。
治国“无为”即可，老李剩余的时间玩点文艺范呗，搞音乐创作、玩票、逗美人、撒钱，业余时间听一听工作汇报。
其实他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奢侈无度不光耗尽了国帑，而且带坏朝廷风气，乃至于民风。官员争相腐化、搜刮民脂民膏，沉重的负担让这个帝国暗流涌动。矛盾一触即发。
以上三点确实是唐玄宗个人所犯下的重大错误，是安史之乱的爆发的重要因素。不过，这个观点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略了历史发展规律性这只大手的魔力。
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每一个盛世王朝之后必然就是一次大衰退，前面有多风光，后面就有多凄凉。
这就是规律性，当盛世王朝在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形成“完美”系统的同时，新的利益集团就开始形成“抗药性”，逐步侵蚀这个所谓的“完美系统”。
“开元盛世”是怎么来的？根子上是唐玄宗解决了中宗朝以来豪门集团对地方的绑架，激发了地方经济的活力。
这个变革当然具有先进性，值得大书特书，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它所带来的弊端就是，随着地方势力的发展，庶族集团蓬勃兴起，他们与控制中央权力机构的豪门集团形成了两大对立的矛盾主体。
后人都怪“藩镇制度”害了大唐，其实这个制度最初是积极因素，它打破了府兵制的牢笼，让更多素质优良的普通群体加入军队，并且激发了军队的战斗力，还节约了军队开支。
但它带来一个最致命的隐患，那就是“外重内轻”，兵源逐步本地化，藩镇从单纯的军事机构变成了军政一体化的复合权力组织。
这就很可怕了，藩镇有军权、有人事权、有经济权，还要中央干嘛？于是，藩镇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上狂奔。
在开元末年之前，藩镇节度使尚有机会进入中央，实现地方与朝廷的良性循环，但后期由于李林甫忌惮藩镇将领“出将入相”，威胁到他个人的权力，提出节度使由胡人担任。胡人出身低微，文化素养不高，由此堵死了他们入朝拜相的途径。
这个结果导致藩镇与朝廷的人员流动没了，脐带被割断了，藩镇独立倾向化更严重。
与此同时，一大批崛起的庶组阶级试图通过科举进入中央，可是唐朝的豪门政治本质决定了此路不通，豪门集团也绝不会允许庶组阶级来瓜分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
庶族集团在上限被封死的情况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卖身”藩镇，让自己的家族与藩镇的利益绑定，做地方豪族。
如果我们盘点一下著名的藩镇将领，包括安禄山所在的安氏家族，以及高仙芝、李光弼、郭子仪等，他们都是世代服务于藩镇的地方世家大族。
他们不想“出将入相”吗？没办法，朝廷不给机会呐，于是他们的利益就被固化在藩镇了，这就是藩镇节度使“得民心”的原因，他们已经是地方豪族的利益代表人了。
我们回到“安史之乱”，来解剖一下安禄山。
以安禄山所得到的宠信，他本来应该可以打破“藩镇节度使不能入朝拜相”的规矩，可依然没能实现，原因不单纯是李林甫、杨国忠的阻挠。
安禄山是个典型的庶组阶级，他入朝拜相，损失最大的就是那几家垄断了最高权力的豪门家族，所以安禄山遭遇的是集体抵制。
在地方，安禄山却是藩镇地方豪族的利益担当，甚至包括高尚、严庄、张通儒这些仕途落寞的读书人，也在藩镇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于是这群人不断推动安禄山“向前进”，以谋求更大的利益。
所以，“安史之乱”绝不是安禄山的独立行动，也不是他个人的野心膨胀，而是一大群庶组阶级推动着安禄山，逼迫着安禄山替他们火中取栗。
人一旦被利益集团绑定，他就不能行动自主，只能被裹挟着前进，凡是只看到安禄山个人野心的人，显然一叶障目了。
其实唐玄宗说的一点都没错，以俺老李对他的恩宠，他凭啥要造反？没理由嘛。但唐玄宗显然没意识到安禄山的被动之处，他已经不是“安禄山”，而是“安禄山们”。
这个局面的形成是唐玄宗个人的责任吗？肯定不是，从规律性上讲，历史发展到这个节点，就必然引发大事件。
如同人每天要饮食，在汲取营养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素积累，过一段时间必然会以病症的方式爆发。如果我们将病症的原因，简单归咎于“前天受凉了”，是不是就过于偏颇了？
我们还可以从“安史之乱”平定后的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叛乱平定后，藩镇之祸不光没根除，反而更加严重，这是安禄山个人的问题吗？是唐玄宗的问题吗？
显然不是，从根子上讲，“安史之乱”被平定了，但庶组阶级与豪门集团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藩镇作为庶族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的性质并没变。
所以，安禄山没了，还有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甚至连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仆固怀恩、李光弼都成了逆臣。
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即便没有安禄山，还会有“张禄山”、“刘禄山”。即便唐玄宗早早驾崩，还有唐肃宗、唐代宗，他们的角色不会变。
这么说似乎有点“历史悲观主义”的色彩，但事实就是如此，人总是在历史的规律性这个车轮下生活，每个人都有影响历史的机会，甚至能让历史短暂“偏航”，但想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那是绝无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骂李隆基同志的时候，也该适当口下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