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秦王李世民在太极宫北宫门——玄武门策动政变,擒杀大哥、太子李建成和三弟李元吉,并囚禁父皇李渊。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关于这段历史,一般教材都语焉不详甚至轻描淡写、波澜不惊,比如政变后仅两个月,高祖李渊即禅位于李世民,后者随即开启了伟大的“贞观之治”——仿佛良币驱逐劣币,正义战胜邪恶,一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模样。
很遗憾,历史的真相却是血腥而残酷,在政变发生后的数月内,整个大唐都沉浸在波谲云诡、暗潮涌动甚至刀戈相向的不安景象中。
因为,李世民杀兄、囚父,朝野上下被迫重新洗牌,尤其是太子、秦王两派开始明确站队:太子李建成的支持者们摩拳擦掌,准备掀起一场复仇暴动;而秦王一派则来到台前,展开抢班夺权运动。
益州和幽州最具代表性。
益州窦轨。
益州行台仆射窦轨很早就站队李世民,而行台兵部尚书韦云起却是李建成一党。“玄武门之变”一起,益州窦轨率先响应。
作为李世民的人,窦轨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朝廷的诏书。虽然诏书内容不得而知,但窦轨随后的举动却表明李世民的指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窦轨在召集全体高层干部开会时,首先就试探韦云起的态度。
韦云起稍微表露抗拒,就立即被窦轨以李建成同党的名义斩杀。
改遂州都督、益州行台兵部尚书。时仆射窦轨数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众,云起数持掣,轨宣言云起通贼营私,由是始隙。云起弟庆俭、庆嗣事隐太子。太子死,诏轨息驰驿报。轨疑云起有变,阴设备,乃告之。云起不信,曰:"诏安在?"轨曰:"公建成党,今不奉诏,反明矣。"遂杀之。
窦轨在这一事件中的功劳有多大,从他生前死后的封赏中即可窥见一二:不仅继续干益州一把手,还增加食邑六百,死后更是追赠并州都督——注意,所谓并州,即今太原,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是岁,行台废,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户六百……卒,赠并州都督。
幽州李瑗。
宗室庐江王、幽州大都督李瑗和李建成私交甚好(时隐太子有阴谋,厚结瑗),但这一关系却被其属下、右领军将军王君廓王君廓所利用(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职,乃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辅行)。玄武门之变后,盗贼出身的王君廓先是教唆李瑗起事,为太子复仇。一转身,他却告诉部下说李瑗要造反,煽动幽州将士发动政变,将李瑗杀死,并传首京师邀功。果然,长安方面在不明底细的情况下,即授王君廓为幽州都督(一年后事败,王君廓才得以授首)。
不仅如此,其他所有原太子党、齐王党散逸民间,人人自危。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
这深深地触动了新皇李世民。他发现,政变虽然成功,但还留有很多后遗症,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缓解纷争,否则,新兴大唐将有重陷大乱甚至万劫不复之虞。
这时,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的尉迟敬德也劝谏李世民说,首恶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伏诛,就不要再扩大范围了,如果再加威逼,恐怕会狗急跳墙,情势更加不好收拾。
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
李世民深以为然,一番思考之后,他决定效仿春秋时期晋文公和竖头须、汉高祖和雍齿的故事来大赦天下。
02竖头须和雍齿这是两个曾经忘恩负义、背叛主子的小人,却因政治宣传的需要而重新被原主子重用。
先介绍竖头须。
晋文公重耳出逃的时候,由宦官竖头须专门负责财务和后勤保障。在流亡途中,可能是因为条件差或者危险,竖头须居然携款潜逃了,害得重耳一行通过乞讨才勉强渡过难关。这件事让重耳耿耿于怀。
没想到,在回国复位后,竖头须竟然主动找来了。晋文公一听头就大了,就推说正在洗头而拒绝接见。竖头须却不慌不忙地对侍者说:当年之所以没有跟着晋文公一块流亡,是因为要留在国内当内应,所以和那群随同流亡的人一样有功。而且,身为国君却和一个仆人一般见识,这样会造成人才流失的。晋文公一听很有道理,就重新接纳了竖头须。
文公之出也,竖头须,守藏者也,不从。公入,乃求见,公辞焉以沐。谓谒者曰:“沐则 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从者为羁绁之仆,居者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国君而雠匹夫,惧者众矣。”谒者以告,公遽见之。
雍齿的故事也差不多。
汉六年正月,天下已定的刘邦开始大封功臣。
按照功劳大小,先后有二十余人得到封赏,比如萧何封酂侯,张良封留侯等等。但是那些功劳不大不小的却不好安排了,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其他人大,于是就天天聚在一起,争议不绝。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馀人,其馀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
刘邦无意中发现此事,就问张良,这群人整天在讨论啥。
张良神秘兮兮地说,陛下不知道吗,他们在商量如何造反呢。
刘邦大吃一惊,我们刚得了天下,他们为什么要急着造反?
张良解释道,这段时间,您虽然作了很多封赏,但受封的都是您的发小故旧。不仅如此,您还诛杀了很多和您有仇的人。所以,现在有功的怕得不到封赏,有错的怕被诛杀,所以才聚在一起瞎嘀咕。
刘邦一听有点紧张,说这可如何是好。
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柰何?”
张良问,大臣们都知道的、这世上您最恨的人是谁?
刘邦想了想说道,应该是雍齿。这小子打小和我一起长大,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多次背叛过我。后来虽然重新投降过来,但我一直想杀之而后快,不过又因为他功大而下不去手。
张良一听乐了,得,您就从这里入手,先封雍齿,其他人一看连此人都能封侯,那还担心什么?
刘邦赶忙照办,问题顺利解决。
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办法有了,但是,谁来充当竖头须或者雍齿这个角色呢?
这个人必须是隐太子李建成的腹心,这样才能份量够重,具备说服力。
魏徵就在这时进入了李世民的视线。
03魏徵的初试表现李世民和魏徵的初次会见,场面并不和谐。
魏徵原本是东宫属官(建德败,与裴矩走入关,隐太子引为洗马),足智多谋,曾在征讨刘黑闼和与李世民争位过程中多次为李建成出谋划策。
“玄武门之变”后数日,李世民召见魏徵,质问道:“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
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
魏徵却从容答道,如果太子听从我的建议,就绝对不是今天这种局面。
答曰:"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
罪人居然敢如此嘴硬,在场的人都惊诧不已。但更让人惊讶的是,李世民却毫不为意,理由是:魏徵是忠臣。
王器其直,无恨意。
随后,李世民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意图:派魏徵宣抚河北地,安定人心。
魏徵心领神会,欣然领命,而且不仅不辱使命,还超额完成了任务。
当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李建成)、巢(李元吉)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帝曰:"尔行安喻河北。"
当魏徵巡至河北的时候,正好遇到原太子帮成员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被押送进京。他与自己的副手商议道,在朝廷的诏书中,东宫故人都在赦免之列。但现在李志安和李思行仍然被当作囚犯押送进京,所以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宣传地再好听,也没人会相信。
于是,魏徵自作主张,就地释放了李志安和李思行等人,回来后才进行了汇报。
李世民听闻此事后大喜过望,认为魏徵深明圣意,做事老道,从此更加亲信。
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徵与其副谋曰:"属有诏,宫府旧人普原之。今复执送志安等,谁不自疑者?吾属虽往,人不信。"即贷而后闻。使还,帝悦,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
04君明臣诤的千古佳话魏徵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徵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徵来,匿怀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
这段故事出自于《资治通鉴》,今人引用时还给它加上了一个通俗易懂的题目:《李世民畏魏徵》,即李世民害怕魏徵,里面通过两个小故事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敢于直谏、一个勇于纳谏的君臣形象。
此事应该不假,因为太宗自己亲口说过:魏徵,朕所畏惧者也。
关于两个人的故事还有很多,最著名的当属下面这一段。
某天退朝后,李世民一次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长孙皇后看到后就问其缘故。李世民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急问杀谁?李世民说,魏徵。这家伙经常在朝堂上当面顶撞甚至刁难,让我下不了台。
长孙皇后听完,敛容正色向太宗道喜。她说,魏徵之所以敢于犯颜直谏,是因为陛下乃贤明之君!君明臣诤,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怎么可以妄言一个杀字呢?
李世民一听豁然开朗,此后“励精政道”,虚心纳谏,对魏徵更是倍加敬重。魏徵也再接再厉,“思竭其用、知无不言”。于是君臣合璧,共同导演了大唐贞观盛世。
贞观十七年,魏徵病死,李世民如丧考妣,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
不仅如此,他还让文武百官把魏徵遗表中的一段话写在朝笏上,并以魏徵为榜样,做到“知而必谏”。
朕比使人至其家,得书一纸,始半稿,其可识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惟见其恶,爱者止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猜,可以兴矣。'其大略如此。朕顾思之,恐不免斯过。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
纵观三千年信史,君臣之间能够亲密无隙到如此地步的,唯有李世民和魏徵了。
故事如果只讲到这里的话,那么这对君臣之间的故事实可谓千古佳话!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古今适用——拨开史料表层的烟雾就会发现,李世民和魏徵的故事其实远没有传说中的那般和谐、那般完美。
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说,魏徵进谏、太宗纳谏,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演给世人的“政治二人转”。
这从魏徵略显尴尬的身份和地位上就可以看出。
因为,整个贞观一朝,魏徵的言官身份其实是一种人才的错位使用,这与他的实际能力严重不符。
我们先来看一下魏徵的实际业务能力。
05被掩盖的超强业务能力从出道到“玄武门之变”前,魏徵的角色其实类似于张良和刘伯温,能谋善断,且极具战略眼光,甚至说他算无遗策也毫不为过。
在李密麾下的时候,李密虽然嘴上说非常欣赏,但对其却是留而不用,导致其才能无从施展。
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应李密,以徵典书檄。密得宝藏书,辄称善,既闻徵所为,促召之。徵进十策说密,不能用。
王世充进攻洛口,魏徵对长史郑颋建议道:“魏公(李密)虽然每战必胜,但伤亡也很严重。而且府库空虚,胜而无赏,所以没法出战。如果我们加强防守,打持久战,敌军粮尽后自会撤退,那时我军再出击,才是取胜之道。”结果被再次拒绝。魏徵知道跟着这些人没什么前途,便不告而别。
王世充攻洛口,徵见长史郑颋曰:"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士死伤略尽;又府无见财,战胜不赏。此二者不可以战。若浚池峭垒,旷日持久,贼粮尽且去,我追击之,取胜之道也。"颋曰:"老儒常语耳!"徵不谢去。
来到长安后,他敏锐地觉察到,今后将是大唐天下,就写信成功劝说名将李勣归唐。
时李勣尚为密守,徵与书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败不振,卒归唐者,固知天命有所归也。今君处必争之地,不早自图,则大事去矣!"勣得书,遂定计归,而大发粟馈淮安王之军。
在东宫担任太子洗马一职时,他看到秦王李世民勋业日隆,甚至要危及李建成的接班人地位时,就建议太子趁刘黑闼势弱之际,痛打落水狗,以军功巩固自己的太子之位,李建成深以为然。
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崤山以东)豪杰,庶可自安!
在征讨过程中,又是魏徵通过释放俘虏及其家人的方式,瓦解了刘黑闼的军心和斗志,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平息了河南之乱。
黑闼败洺水,建成问征曰:"山东其定乎?"对曰:"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县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闼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曰:"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禽黑闼。
来到太宗一朝,虽然一直被当作谏官使用,但魏徵仍然在有限的机会中证明了自己,这就是岭南冯盎反叛事件。
贞观元年九月,岭南传来消息,说酋长冯盎发动叛乱。李世民一听,立即作出了出兵讨伐的诏令。
这时,魏徵站了出来,认为冯盎叛乱的消息并不确切,应该打探清楚后再作定夺。
李世民反问道,冯盎周边的部落都告其谋反,怎么说消息不确切呢?
魏徵回答说:“冯盎如果真反,早就会有所动作了。对他的指控前后已有数年,但他却从未发动军队,更未越出辖区半步,所以绝对不是反叛。现在很多人都说他谋反,陛下您却从来没有派人安抚或者调查过,冯盎怕您杀他,当然就不敢入朝。如果派使臣前往宣抚,给冯盎吃一颗定心丸,必可不战而令其归服。”
李世民感觉很有道理,不仅收回成命,还在十月遣使安抚。事情果如魏徵所料,在感觉到朝廷的善意后,冯盎立即由其子率人到长安觐见并朝贡。
李世民大为感慨,对大臣们说:魏徵一句话即胜过十万雄兵!随即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
贞观十年,魏徵升任侍中。当时尚书省有些久拖不决的案件,李世民就让魏徵临时代为审理。结果,法律虽非其所长,但魏徵却只凭日常原则去处理,就能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悦诚服。
十年,为侍中。尚书省滞讼不决者,诏徵平治。徵不素习法,但存大体,处事以情,人人悦服
从这几件事上可以看出,魏徵绝不是眼高手低的腐儒,而是一个极富谋略、又动手能力极强的复合型人才。
但是,就这么一个大才,从被李世民纳入麾下一直到贞观十七年去世,魏徵却一直被当作言官使用,其作用仅限于给李世民提意见。
06言官魏征所有人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千古明君,正像所有人都知道魏徵是一位刚直诤臣,太宗得魏徵如虎添翼,魏徵遇太宗如鱼得水。
历史上,魏徵以谏而名,从某种角度来讲,他甚至成为了不畏强权、犯颜直谏的代名词。
用太宗自己的话说,他是一块金子,需要魏徵这位良匠时时打磨才能保持光亮。
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而加砺焉。
从某种角度上讲,李世民用魏徵的目的,除了让自己平时少犯错误外,更重要的是反衬自己虚怀若谷和胸襟宽广!
这并非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这对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君臣组合,数据不会说谎,我们来看一下魏徵终其一生都是上了哪些谏言。
李世民问:做君主的如何才能保持英明、避免庸暗?魏徵回答说:英明在于多方听取意见,像尧、舜;庸暗在于偏听偏信,比如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炀帝。因为多听意见君主就会了解下情,也就不会被奸人蒙蔽。
因问:"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尧、舜氏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鮌,不能塞也,靖言庸违,不能惑也。秦二世隐藏其身,以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遍天下而不得闻。故曰,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大臣郑仁基的女儿漂亮又有才华,但是已与人有婚约。李世民不知道,就准备迎娶此女。魏徵听说后赶忙进行了制止。
郑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请为充华,典册具。或言许聘矣。徵谏曰:"陛下处台榭,则欲民有楝宇;食膏粱,则欲民有饱适;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今郑已约昏,陛下取之,岂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诏停册。
贞观三年(629),高昌王麴文泰将入京朝见,西域也各国都想趁机遣使觐见,魏徵又对此表示不妥。他说:这群人进京,劳民伤财,甚至还会出现沿线州县因供应不足而获罪的情况。东汉建武年间,西域各国请求设置都护并派遣王子入侍,光武帝没答应,就是不愿为蛮夷而耗费中国。太宗听了连连称善。
贞观三年……高昌王曲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献……徵曰:"异时文泰入朝,所过供拟不能具,今又加诸国焉,则濒塞州县以乏致罪者众。彼以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若宾客之,中国萧然耗矣。汉建武时,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不以蛮夷敝中国也。"帝曰:"善。"追止其诏。
贞观四年,魏徵又与封德彝进行了王道还是霸道的辩论,魏徵胜出,结果天下因此大治。
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何如尔。黄帝逐蚩尤,七十战而胜其乱,因致无为。九黎害德,颛顼征之,已克而治。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汤、武身及太平。若人渐浇诡,不复返朴,今当为鬼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对,然心以为不可。帝纳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帝谓群臣曰:"此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长孙皇后死后葬于昭陵,为寄托哀思,太宗在宫中建造高层楼台,以便于眺望。一次和魏徵同登高台,并将昭陵指给他看。魏徵却说“臣老眼昏花,什么也看不见”。太宗再次确认,魏徵才说,我还以为是献陵呢(高祖李渊之墓)。”太宗为之流泪,并因此毁掉高台。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视曰:"臣眊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帝泣,为毁观。
贞观十三年(639),阿史那结社率作乱,云阳石头自燃,而且从上年冬至到该年五月一直不雨,魏徵又借此上疏,对太宗列举了忘记初心、不能坚持到底的十件事(不克终十渐),即:不能清心寡欲、忘记百姓疾苦、亲小人远贤臣、大兴土木、沉溺游猎、阻塞下情、刚愎自用等。
陛下在贞观初,清净寡欲,化被荒外。今万里遣使,市索骏马,并访怪珍。昔汉文帝却千里马,晋武帝焚雉头裘。陛下居常论议,远希尧、舜,今所为,更欲处汉文、晋武下乎?此不克终一渐也……贞观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老扶幼,来往数年,卒无一户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抚宁,故死不携贰也。比者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当下,顾而不遣。正兵番上,复别驱任。市物襁属于廛,递子背望于道。脱有一谷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终十渐也。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我们将这些谏言梳理一下就会发现,这其中真正涉及国计民生的很少,建设性的很少,多是劝太宗皇帝要勤政爱民、谦虚谨慎、不搞奢侈浪费等等,也就是“务虚”的多,“务实”的少;理论多,实践少,纯粹是为谏而谏。
这就像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害怕自己精神懈怠忘了父仇,就每天安排宫人站在门口对自己喊:“夫差,你难道忘记越国杀了你的君父吗?”每到此时,夫差就立马一激灵,大声回复道:“不敢!”
不过,这位喊话人的作用也仅止于此,因为至于如何强国、如何练兵、如何杀敌,自是有其他人去做了。
魏徵就相当于这个喊话人。
对于这份际遇,魏徵难道没有丝毫觉察吗?
非也,魏征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配合着李世民演戏。比如他就把自己比作了死谏的龙逢和比干,只盼李世民不要作夏桀或商纣。
徵顿首曰:"愿陛下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帝曰:"忠、良异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龙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傅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此其异也。"帝曰:"善。"
07李世民为什么选择魏徵作“镜子”首先,李世民需要时时有人进谏。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没有人天生喜欢听不顺耳的话,李世民也不例外。
但是,当逆耳之言有利于自身、家国以及社稷的时候,作为有为之君,逆耳之言就得非听不可了。李世民之所以能以最少的争议当选“千古一帝”,自是有他强大的过人之处,比如震烁古今的军事能力、独步天下的政治手段、渊沉岳峙的胸襟气度……等等,均可以秒杀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帝王。尤其是胸襟气度,更让他独享勇于纳谏、善于纳谏第一帝王之美名。
对于进谏和纳谏这一话题,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他认为,如果像周厉王那样禁讽止谤,或者像隋炀帝那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那么结果就是“道路以目”、“人臣钳口”,而最终则是身死国灭(恶积祸盈,灭亡斯及)。因此,他进一步向百官们提出,既然有前车之鉴,所以你们只要一看到有什么不好的苗头,就马上提醒我。
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重视进谏,并非他喜欢挨骂,而是除了胸怀似海且深明大义外,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即:不管后来如何通过修改史书美化“玄武门之变”,他得位不正却是无可辩驳的——只有时刻保持正确,才能证明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是错误的,“玄武门之变”是正当的,他李世民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再进一步说,这一污点决定了:他在自己的帝王生涯中不能再犯错误,更不能让时人和后人抓住任何一点小辫子。
其次,魏徵是那个最合适的人。
“玄武门之变”后,东宫旧人魏徵初次见面时即表现出来的不卑不亢和开合有度,深深地打动了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八月他甫一即位,就马上封魏徵为谏议大夫。而在魏徵顺利完成宣抚河北的任务后,虽加拜尚书右丞,但仍兼任谏议大夫。
(李世民)即位,拜(魏徵)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由是拜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
从此,不管职位如何变换,一直到贞观十七年去世,魏徵作为大唐第一言官的身份就再也没有改变过。
终其一生,魏徵就是一面纯粹的镜子,让李世民时刻注意自己的仪表、言行,并时刻在人前保持一幅明君的模样。
对此,后来唐文宗的评价最为中肯,他说,太宗得到魏征,就是用来查问题、找不足的。
帝(唐文宗)谓宰相曰:"太宗得徵,参裨阙失。”
08既往不咎只是幌子,背后是人才的差别性使用能用人、会用人、敢用人,是李世民另外一个著名的政治标签,即:知人善任、量才而用且用人不疑。
先看一下李世民的用人观,这集中体现在他自己撰写的帝王说明书——《帝范》里:
“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少,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选拔人才时,李世民和曹操一样唯才是举,从来不论门第甚至华夷,只要有过人的才学拿来即用,即所谓“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李世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一出道开始,他就非常注重人才的网罗,像“秦王府十八学士”在武德时期就名噪一时。到了贞观年间,这种情况更是达到鼎盛,“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就曾生动描述过这一盛况:
“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徵)、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于斯为盛!”
除了上面一帮文人外,武将更有李靖、李勣、张公瑾、屈突通、程知节、张亮、侯君集、秦叔宝等人,几乎都是不世出的名将。
既然如此,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舍得将魏徵大材小用呢?
这来自于他对于秦王宿将和东宫旧人的差别性使用——这并非妄下结论,史料中写得明明白白。
每个人都有其两面性,李世民也不例外。
比如,在国家大事上,李世民是出了名的的恢宏大度,但在家事上却是极其小气。最典型的就是在“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二天,他本着斩草除根、免除后患的原则,将大哥李建成和三弟李元吉的十个孩子全部斩杀,即使尚在襁褓中的也不放过,这一点后世史家亦多有诟病。
再比如,同为降将,尉迟敬德一来就被推心置腹、引为肱骨,而“飞将”单雄信则被砍了脑袋,理由是此人“轻于去就”。
这一点在用人方面也有同样表现。
“玄武门之变”后仅一个月,李世民即广施雨露,原来那帮秦王故人几乎全部一夜富贵:
武德九年七月三日,授秦叔宝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右武侯大将军;武德九年七月六日,授高士廉侍中,房玄龄中书令,萧瑀左仆射,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杜如晦兵部尚书;
武德九年七月七日,授宇文士及中书令,封德彝右仆射,侯君集左卫将军,段志玄骁卫将军,张公谨为右武侯将军。
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和侯君集五人还同时获封一等公的爵位。
(注:“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曾派人知会过李靖和李勣,此时两人正统兵在外,但都表示保持中立,不反对亦不参与,所以未在封赏之列。)
反观来自敌对阵营的那群人,李世民虽然招抚了前东宫和齐王府武将薛万彻、冯立、谢叔方等人,随后又任魏徵为东宫詹事主簿,王珪和韦挺为谏议大夫。表面上看是不念旧恶,量才而用,而实际上,他是为了收买人心、缓和矛盾、迅速平息祸乱才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这里面多数人的际遇将李世民对于东宫旧人的芥蒂和戒备表露无遗。
尤其明显的是王珪。此人与魏徵一样,为人正直且有大才,少年时即为隋文帝所重用(性沉澹,志量隐正,恬于所遇,交不苟合。隋开皇十三年,召入秘书内省,雠定群书,为太常治礼郎),但在归顺秦王后,也仅仅被封为谏议大夫,而且一辈子都干着和魏徵同样的工作:言官,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怼李世民。
太子已诛,太宗召(王珪)为谏议大夫。帝尝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则海内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谏正,庶致天下于平。"珪进曰:"古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谏不用,则相继以死。今陛下开圣德,收采刍言,臣愿竭狂瞽,佐万分一。"帝可,乃诏谏官随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阁。珪推诚纳善,每存规益,帝益任之。
武将冯立和谢叔方,前者在广州驻守了一辈子,后者在西域呆了半辈子,在冯立死后又去广州补了他的缺(广州都督)——要知道,这两个地方在当时都属于边僻荒蛮之地,更是远离政治和权力中心,如果说是重用的话,鬼都不信。
从这些人的不同际遇来看,魏徵做一辈子言官也就很容易解释了。
09死后清算:李世民暴露的“真性情”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重,得到消息的李世民大为震惊和悲痛,随即对这位重臣做出了一系列高规格甚至超标准的荣宠举动:
魏征家里没有正房屋,李世民停下内宫建设,用这些材料在五天之内为他建了一座正室。
知道魏徵清廉,专门赐给他素褥布被。
命令太医住在家里,随时观察病情,并赐药赐膳。
亲自到府上察问病情,并单独和魏徵交谈很久才回宫。
在病床前把衡山公主许给魏征的儿子叔玉。
魏徵死后,为之辍朝五日,甚至太子也在西华堂为魏征举哀。
带领文武百官集体送葬,追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并陪葬昭陵。
十七年,疾甚。徵家初无正寝,帝命辍小殿材为营构,五日毕,并赐素褥布被,以从其尚。令中郎将宿其第,动静辄以闻,药膳赐遗无算,中使者缀道。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后复与太子臻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带。帝悲懑,拊之流涕,问所欲。对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帝将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时主亦从,帝曰:"公强视新妇!"徵不能谢。是夕,帝梦徵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太子举哀西华堂。诏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丧,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陪葬昭陵。
一切感人至深又让人感慨万分,仿佛又为这段君明臣诤的千古佳话作了一个完美的注脚。
但是,不管李世民有多么伟大,也不管他开创的贞观之治有多么宏阔,如果揭开盛世景象的华丽外表,就会发现他也只是一个凡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仍然潜藏着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无法规避的人性之恶!
就在魏徵死后不久,李世民即做出了一件近乎惊世骇俗的事:推翻了魏徵的墓碑,并取消了其子叔玉与公主的婚约。
因为两件事触怒了李世民。
第一件,魏徵曾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为相,结果,前者后来因罪被免官,后者更是因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而伏诛。于是,有人告魏徵结党营私。
第二件,传言魏徵曾经把自己的进谏展示给史官褚遂良看,李世民听说后大怒,认为魏徵是拿皇帝的污点来成就自己的清名,属于沽名钓誉之徒。
徵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纤人遂指为阿党;又言徵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
如果事是真的,魏徵还真不冤。但是,这两件事却摆明了是诬陷,因为有人忌妒李世民对他的恩宠。
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闻者媢之,毁短百为。
而且,上文中的“纤人”即小人之意。
既然如此,是以太宗之英明神武,看不出此诋毁是小人所为?还是以太宗之目光如炬,却在魏徵身上看走了眼?
两者都不是,这是李世民在小题大做、在借题发挥——他要借此一吐胸中憋了十几年的怒气!
这其实不难理解,被一个人十数年如一日地顶撞冒犯、下不来台,自己不仅不能生气,还得强颜欢笑说“骂得好骂得好”,心中的滋味一定不会好受。
“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这是《旧唐书魏徵传》中李世民向其他大臣评价魏徵的一句话——听起来怪怪的,因为它不合常理,不合人性——李世民能够最大限度不动声色地挨了十七年怼,不是他乐于挨怼,只能说他的胸襟气度异于常人。
不过,怨气一旦得到渲泄,整个世界就太平了。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九月,李世民二征辽东,惨胜而还,一代战神怅然叹道:如果魏徵还活着话,他一定不会让我出征的。
辽东之役,高丽、靺鞨犯阵,李勣等力战破之。军还,怅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
他立即召其家属进行赏赐慰劳,重新祭祀魏征墓并树立石碑,恩礼更胜从前。
即召其家到行在,赐劳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恩礼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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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史记》、《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全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