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时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宏坤奉命前往北京，出任海军副司令员一职。

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王宏坤接到命令不久，便匆匆乘坐火车到了汉口，计划在汉口住一晚，第二天再坐火车到北京。

到汉口后，在湖北军区相关同志的安排下，王宏坤住进了一家饭店。王宏坤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阔别十几年的故人——刘世模。

熟悉党史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刘世模这个名字和他举枪自杀的故事。

1936年，红四方面军北上后，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都受命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批判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无论在当时和现在看，都是“至为必要”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有人却上纲上线，使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

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就是无所谓的“许世友拖枪逃跑事件”。

当时红4军的一些同志对一些过激行为非常不满，他们包括之前红四军的军长许世友，军政委王建安、副军长刘世模、政治部主任洪学智、91师师长朱德崇、93师政委詹道奎。

《洪学智回忆录》记载，当时他们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说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张国焘收买了，都非常委屈，许世友气得吐了血，副军长刘世模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重伤住进了医院。

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到医院探望许世友和刘世模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哭的”，许世友于是决心豁出去，要离开延安回川陕根据地，去找刘子才。他们要在四川打游击，让那些人看看他们是不是革命的。

这个计划还未执行，王建安将军就觉得此事不妥，把情况报告给了时任抗大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富治又上报，最终惊动了中央。

此事在后来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都成为了后来的开国上将，而副军长刘世模则因为枪伤过于严重，在医院里休养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次受伤严重影响了刘世模的工作，后来他的战友们纷纷开赴前线，在山东等地建功立业，而他却只能呆在后方。

据王宏坤回忆说，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延安的经济情况又非常不好，组织便动员了一些年龄大、身体不好、无法工作的同志回自己的家乡休养，而刘世模就是其中的一员。

刘世模领了一笔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河南商城。

刘世模这个前红四军的副军长，真可谓是一条响当当的硬汉子，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他回到老家后，革命信念并未因此有丝毫减退，而是很快就当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接着在老家拉队伍，组建抗日游击队，并和日伪军进行了数年的英勇作战。

这期间，他曾因为积劳成疾感染严重的肺结核，被迫在家休养了两年。到日本投降前后，刘世模的抗日游击队已经发展到了一千多人。所部编制归新四军。

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央命令全国各战区出动力量前往东北，与蒋介石抢占东北，刘世模不甘落后，带着自己拉起的部队开赴东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他的部队发展到了一个师，他当了师长，打得很好，曾担任辽吉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在四平战役中，刘世模肺结核发作，但仍然不肯离开前线，最后病情加重，大口吐血，他才被战士抬下战场。

此后，刘世模便一直处于休养状态，由于长期看病求医，家里的钱被花了个差不多，日子过得非常贫困。

后来，刘世模随四野南下到达武汉，一家人挤在汉口的那家饭店里，直到50年遇到了老战友王宏坤。

王宏坤在许世友之前曾担任红4军军长，对刘世模很熟悉。两位战友十几年后再见面，感慨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当王宏坤到刘世模家看望他时，却看到了刘世模穷困潦倒的现状。

“他有好几个小孩，由一个日本女子当保姆，生活很困难，孩子衣不遮体，尿布片也缺，零花钱也没有，药也没法买，营养根本说不上。”

王宏坤问刘世模来这里这多久了，刘世模回答快8个月了。王宏坤听后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呢？为什么不找我们呢？”

四方面军的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张才千，还有好些同志，刘世模都非常熟悉，他们或多或少一定能帮助他的。

刘世模却说：“你们很忙，国家也很困难的。”

王宏坤于是立刻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他一定要设法帮助刘世模。由于急着要去赴任，第二天他不得不离开，后来王宏坤听说，李先念等人知道刘世模的情况后都非常关心，解决得也不错。

但遗憾的是，刘世模的肺病过于严重，尽管医生对他进行了精心的照料，最终还是无力回天。1952年6月，这位曾经的四方面军名将与世长辞。

王宏坤晚年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在汉口偶遇刘世模的这件事，并感慨地写道：“刘世模同志是有功劳的，打仗很不错，机动灵活，勇敢沉着，那是我当军长，他当副军长，我最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