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元贵

高元贵，山东邹平人，1908年出生，家境较富裕，父亲青年时曾在周村做洋布庄经理。老家颇有田产，由其叔父高书汉掌管经营。

高元贵幼年随母生活在故乡农村，7岁入本村名儒高凌云开办的门馆读书，聪灵颖慧，深受师长器重。后入长山县苑城学堂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金陵中学。

1928年春，就读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从此投身革命。因参与组织学潮被校方开除，又先后到济南兵工厂、纱厂开展工作。

1928年8月，高元贵受共青团山东省委派遣，秘密到淄博矿区，负责发展共青团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他曾一度毅然与家庭断绝联系，以炭矿工人身份为掩护，与炭矿工人同吃、同住、同下炭井掏煤，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高元贵音讯全无，家人忧心如焚，四处打听。有一天，他下班从炭井中上来，被本村到矿上买煤的乡亲发现。叔父闻讯急忙骑上毛驴，行程上百里，赶到矿上找他回家。高元贵暂时离开躲避。后其叔父又几次前往，仍不见踪影，只好作罢。

高元贵在炭矿工人中积极开展工作，组织成立了共青团淄川矿区支部委员会，任书记。他发动群众组织了160多人的童子团和30多人的挟炭团，开展了大荒地“十行”钱三包工柜的罢班斗争和大荒地、十里庄工人的挟炭运动。这在当时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群众运动低潮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影响，对淄博矿区工人群众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此，淄川矿区团支部受到了团省委的表扬。

1935年高元贵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高元贵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和其他几名学生运动领导人，率领中国大学、华北大学、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朝阳学院等校的数千名学生一起，同挥舞着木棍、皮鞭、大刀的国民党反动军警展开英勇搏斗。

1937年10月，高元贵受党组织派遣，到山东聊城地区开展抗日工作。以国民党抗日将领范筑先部政训处中校处长身份，秘密开展鲁西抗日救国的运动。

1938年，高元贵建立冠县政训处。同时，以小学教员和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开办政训班，受训学员达70多人，后大部分学员成为各群众团体的县、区骨干，走上街头宣传党的政策，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教唱革命歌曲，投入到农民运动的洪流中。这一时期，在他的引领下，农民互助会、冠县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相继成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在冠县工作期间，高元贵认识了齐涛，在他的引导下，齐涛加入中国共产党。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并肩战斗，收获了革命的友谊和爱情。

此后，高元贵历任冀鲁豫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共冀南区委民运部部长、财经委员会主任，冀南行署副主任。

1949年，高元贵受组织的派遣南下武汉，在中原临时政府担任一些重要的领导工作。

随着全国解放，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由战争型转入建设性，高元贵也积极的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一些老同事回忆，高元贵刚正不阿，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坚决抵制上级领导的错误政策。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高元贵屡次遭受排挤，甚至降职调用，但他却从来没有怨言，不管什么工作岗位，职务高低，一如既往的勤勤恳恳地工作。

子女回忆，好像从来没见过高元贵情绪低落过，总是精神饱满、乐观豁达的迎接每一天，愉快的工作，开心的生活。他最小的孩子高晓力，小时候无意间听到高元贵和母亲的谈话，大意是：在兰州工作期间，高元贵基本已被一些地方领导内定为右派或右倾，并上报中组部，高元贵在战争年代的老领导听到风声，急忙向中央组织系统提名，把他调往北京工作，才躲过这场大劫难。

1958年，高元贵调往北京，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担任了北京地质学院的党政一把手。这段时间也是他由革命工作者向教育家的角色转换的过程。他到1976年离开教育系统时已年近七旬。

在职期间，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进步，在业务上创造条件让他们出成果，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教职员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对于犯过错误的师生，他总是用满腔热情融化他们心中的冰块，不计前嫌认真地给他们落实政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在政治上保护他们。

十八年风风雨雨中，他团结和依靠广大师生员工艰苦奋斗, 从建校时的3个系、4个专业，在校生310人，发展到60年代前期的8个系、21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6000余人。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分布在全国生产、科研、教学和管理第一线。

“刻苦钻研、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严肃活泼”是高元贵为他所领导的院校确定的校风。学院也正是以这种优良的校风闻名于北京市的高校之林。他自己身体力行，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实践着这种优良的作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所领导的学院成为64所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专业学院。

“文革”其间，高元贵被打倒、批斗、抄家，进“牛棚”“干校”劳动改造，但始终没有改变他坚定的信念。在学校外迁的最困难时期，他与广大的教职员工风雨同舟。他虽身处逆境，但不畏风险，据理力争，带头给中央写信，客观反映实际问题，迁往“三线”的学院，终于又迁往大城市建校，并在北京留下了部分师资，为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高元贵非常平易近人，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人缘极好，他们都昵称高元贵为“老夫子”。1992年11月，在学校庆祝建校40周年的大会上，当84岁高龄的高元贵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时，全场数千名师生员工（北京部分）和校友起立欢呼鼓掌长达五六分钟之久。

高元贵行政八级，妻子行政十级，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工资收入可谓颇丰，但夫妻俩仍坚持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

1958年，高元贵调任北京，组织安排他全家入住城区一个幽静的四合院。院中有几个花池和几十个花盆，里面种的是牡丹、芍药、月季、菊花等，高元贵抽空带孩子们动手，全部改种成扁豆、丝瓜、苦瓜、南瓜、黄瓜和葫芦等蔬菜，花盆全部种上了小辣椒。在那蔬菜供应短缺、匮乏的年代，全家因此经常能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菜蔬。很多老同志串门临走时，总会采摘带回一些。

院子里还栽有三棵香椿、两架葡萄、两棵柿子、几棵大石榴。当硕果挂枝头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

在生活上高元贵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不许任何人搞特殊化。高晓力十来岁时，高元贵就要她自己动手洗衣服，并告诉家政服务人员，子女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许帮忙干。他和妻子都有专车，高元贵规定，子女私事一律不许使用。

高元贵为人非常简朴、善良、慈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夫妻俩的工资合起来高达500元，比一般职工家庭收入要高近十倍。但他要求子女在吃穿上向一般水平看齐，过普通人家的日子。

高晓力说，小时候，每当开饭，家里每人两个碗，到厨房打上一碗饭、一碗菜，端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吃，就和吃食堂一样，从来没有摆过家宴。高晓力最小，总是穿哥哥剩下来的衣服，掉色了就染一染，破了就补一补。她上初中时，衣服全是旧的，而且大部分衣裤都是带补丁，当时在班里也是少见。面对同学们异样的眼光，她也学会了承受。上初三时，她用自己攒下的几元零用钱，买了一件蓝色咔叽布外衣，穿在身上，心里别提有多开心。

高元贵夫妻每月把省吃俭用节省下的钱全部寄往他们曾经战斗过的鲁西农村，接济亲友，帮助他们度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当时鲁西农村非常穷，有些地方粮食都不够吃的。

因而，所谓的高薪，家里其实所剩无几。以至后来，被抄家三次，次次都被人嫌穷，还一再追问高家子女，在北京有没有第二个家，真叫人啼笑皆非。

1979年高元贵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任地质部部级顾问。1983年主动向中央组织部递交离休申请并离休。离休后，但近八十高龄的他跟着广播、电视学习英文、日文，用已颤抖的手坚持写日记和笔记。

1993年2月21日，高元贵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