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善，湖南茶陵人。1912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长、团政治委员、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湘赣苏区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8月，红军第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进行长征。不久，湘赣根据地基本上被白军占领，只剩下安福西北的武功山和遂（川）、万（安）、泰（和）等几块小地方了。红军有五个团的地方部队约三干余人，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保持革命阵地，配合主力长征。

敌军以两个主力师第六十三师、第十八师，配以湘赣两省保安团，打着“消灭赤匪”，“消灭根据地”的旗号，向我发动了疯狂的 “围剿”。同时，在城关市镇、交通要道、大小村庄以及山头，到处筑堡垒，设据点，布下了层层的封锁线。

敌人的手段是毒辣的，他们帮地主夺回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强迫“移民并村”，恢复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连坐”。保安团地主武装经常化装四处侦察，在山区见房就烧，见人就抓，稍有反抗就遭枪杀。他们挖空心思，用尽手段企图孤立、饿死红军。

敌人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全面封锁给我部队带来极大的困难。当地群众的心虽然还是红的，但是他们被敌人烧怕了，抢怕了，杀怕了，不敢接近红军。也有许多人认为红军主力走了，共产党靠不住了，没有希望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买不到东西，搞不到粮食，只有发动同志们挖野菜吃，有时连野菜也挖不到，只好饿着肚子。敌人白天黑夜地“围剿”，同志们硬是勒紧裤带子翻山越岭同敌人作战。

此时，一块大洋还买不到半斤盐，有时有钱也无处买。

有一次，部队一星期没有吃到一点东西，刘培善浑身没劲，而敌人在我队伍后面追得正紧。爬山时刘培善的脚一步也登不动了，是战士们轮番把他抬上了山。

1935年1月，湘赣省委同中央联络的唯一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损失了，当即派了共青团省委王书记带十几个同志到赣南找项英、陈毅等同志联系，但中途遭到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

这样，湘赣省委失去了中央的直接领导，要想了解国内外形势和敌人内部情况，还得借助于国民党出版的报纸，有时为了搞到一份报纸，还得跟敌人打上一仗。

严寒、饥饿、疾病和敌人的疯狂进攻，严重地威胁着同志们，战斗与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同志也牺牲了，最为严重的是，省委书记陈洪时、军区参谋长周杰、保卫分局局长刘发云等先后叛变了。

部队五个团的领导干部有的牺牲，有的病死，有的叛变，只剩下三团团长刘培善和五团团长曾开福。后来，曾开福也叛变了。这些叛徒比疯狗还要可恶。他们不仅向敌人供述了我方所有的情况，而且带着敌军，到处搜捕我部队。

叛徒们把何键、熊式辉和他们自己写的劝降信，藏在墙上反动标语或布告的后面，同志见们到敌人的布告就撕，一撕劝降信就落下来了，大家不等看完就把它撕得粉碎，有时还要踩它几脚。

刘培善曾收到何键、熊式辉好多封劝降信，信里说什么“红军主力已被消灭了，根据地已不存在了”，什么“谭余保（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终有一天会杀掉你”，什么“欢迎你来当团长、旅长”，并且可以得到“娇妻美妾”……

刘培善看了信真是好气又好笑，很想写封信痛骂他们一顿，但那样一来自己又暴露了。

敌人残酷的围困，使三千余人的红军武装，到1935年4月时只剩下不到一千人了，第一团更只剩下六个人。部队面临着异常残酷的考验！

对于真正的红军战士来说，敌人愈残酷，愈激起他们的愤怒，更加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在永新的第一团，剩下的六个人是一个班长和五个战士，在黄冈战斗以后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位班长就率领着自己的战士，在山上埋伏了一个多月，打听部队消息。他们冒着千难万险，找遍了部队经常活动的武功山区，转而向西北经莲花找到湖南的攸县地区。

他们白天在森林里隐蔽，夜间走山道赶路，饥食林间野草，渴饮山中清泉，露宿山林，走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同志们。他们衣服破得几乎不能遮体，头发也老长了。这些钢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哼一声的人，见了战友却流了泪。

他们说：“没有共产党我们活不下去！死也要找到党，要跟敌人斗到底！”

见到这样的战士，听了这样的话，越发增强了同志们斗争的信念！未来局势也许更为险恶，但是只要有党，有这样的战士，就没什么可怕的！

茶陵、莲花、安福等县有许多老百姓吃尽了反动派的苦，就跟着队伍走，有许多人还挑着孩子跟着走。部队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动员他们回去，他们说：“生死都要跟你们在一起，共产党消灭不了，红军消灭不了，革命一定胜利！”

但是带着这么多群众跟着，怎么能行军作战呢？经过部队无数次说服动员，又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忘记他们，并发给他们路费，这些革命的群众这才勉强离开了部队。

局面仍然没有打开，环境仍是非常严重，多数同志虽然有坚决革命的意志，但更好地组织起来，还需要有党的坚强领导。

1935年3、4月问，湘赣边区政府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在其他同志支持下，以他为核心组织了新的省委和游击司令部。

在江西的罗汉司与湖南的柏树下之间的一个山上，召开了新省委成立大会，谭余保在会上说：“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有红军主力配合，有大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有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大人民群众，有大山，有森林，我们还有千把个经受过考验的红色战士，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战胜困难，打败敌人，就是一支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些话，像铅字一样印在大家心里！

会后不久，湘赣边区游击司令部收拢了失散的部队，重新整编为两个支队六个大队，以一个多月时间集中力量展开了反动摇、反叛变的斗争。

“不怕死，不动摇，执行党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到底，胜利必属于我们！”新的省委提出的这些口号，很快就成为全体同志的行动指针。根据当时形势，省委决定，不同敌人硬拼，保存有生力量，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创造根据地。

省委和游击司令部率领一个支队，在茶陵、攸县、酃县、醴陵地区活动；刘培善率领一个支队，以武功山为依托，在永新、莲花、萍乡、安福、宜春地区活动。两支力量背靠背展开活动，从省委负责同志起，党政军所有同志，都穿着便衣下乡做群众工作。

敌军实力超过我数十倍，根据地全被敌人占领了，要在白色恐怖下发动群众真是不容易。同志们白天在山中休整，晚上下山工作。

经过一年左右的艰苦工作，局面逐渐打开，不仅有党的组织，而且有工会，有农会了。

1937年1、2月间，根据地逐渐扩大，两个支队整编为湘赣红军独立一团。刘培善率领团部和三个连，在莲花、茶陵、宁冈边界地区发动群众。那里是同井冈山区连在一起的老根据地，当地大部分群众被反动派“移”到大村镇上去了，有小部分还隐蔽在山区。群众生活很苦，因此部队最初不在当地买米买菜，而从其他根据地筹粮进山。

部队在山上发现了一些土地革命初期游击队驻过的破棚子，就仿造了一些作为营房驻了下来。像过去主力红军在时一样，部队变为工作队，分散下山，挨家挨户进行工作，有时候，还将打土豪得到的粮食、物资救济贫苦群众，同志们宁肯少吃一点，甚至不吃。

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九龙村，部队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做群众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被敌军赶到平原大村去的也先后回来了。他们说：“红军没有走，共产党还在这里坚持哪！有了你们，就有了依靠，革命一定要胜利，天下还是咱穷人的！”

因为我方长期分散做群众工作，敌人以为我部队已被消灭，就把主力先后撤走了。而我部队内部经过整顿，更为巩固团结了。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提高部队战斗力，省委决定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群众很支持红军，所以情报及时。部队常在没有月亮的晚上甚至雨夜袭击敌人的薄弱据点，小股敌人出动，就打伏击，一二十分钟解决战斗，打完就走。

湘赣边区的群众不但养育了红军，而且在生死关头上给与了支持。

1936年秋的一个夜晚，下着大雨，有个农民向我方报告，说安福县长正在严田区“视察”，此外，还讲了敌人兵力的配备情况。

我三个连由群众带路，立即从车田、东谷、杨梅之间的根据地出发，在山中小路上手牵手急行军八十里，奔袭严田。部队靠近敌人据点时，许多群众帮助红军找梯子，把梯子悄悄靠在区公所的高墙上。我战士爬上梯子，翻过墙头时，敌人还在睡大觉呢。

这一仗消灭了地主武装一百多人，打掉了一个区公所，打死了县长，活捉了区长。到天亮时，红军已带着俘虏离开严田二十多里了。

这年冬的一个黄昏，又是根据群众的报告，我四个连一夜走了一百多里，奔袭吉安县的官田，在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以后，就在区公所里打电话给英村的地主武装，说：“区长明天要到英村视察工作，届时你们要整队欢迎。”

部队行了一夜军，又打了一仗，顾不得饥饿和劳累，又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

天亮后，我三个连押着俘虏在后，一个连换上了缴获的敌军军装，由连长刘别生率领，大摇大摆，开向英村。数十名列队欢迎的敌军还没有来得及鸣号迎接，就让我军缴了械，两批俘虏碰到一起，惊奇得互相瞪大眼睛，莫名其妙。有些家伙还不信来的是红军，说：“红军已不存在，要有，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这样一打，影响扩大了。

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的湘赣人民，坚决站在红军一边。敌军一出动，群众就跑来报告。敌军把我部队困在山上，群众就把粮食送上山来。他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维护革命。

莲花县有个妇女名叫王桂莲，是个党员。敌人两次抓她带路搜山，她明知部队在东山，却故意把敌人带到西山，领着敌人在山中爬上爬下兜圈子。敌人捆她、踢她、打她、羞辱她，可是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敌人活生生地割去她的乳房，把她折磨死了。湘赣边区不知有多少群众为了支援红军，维护革命而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西安事变后，湘赣省委同中央仍然没有联系。敌人阴谋在我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之前消灭红军，因此又集中了十几个保安团进行“围剿”。

三年中，敌人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根据地却不断扩大。红军实际不到一千人，敌人却风传有一万人。

后来，情况有了好转，部队不仅可以白天活动，而且在山上还修了“营房”。“营房”是自己动手造的，用竹子搭架，杉树皮盖顶做墙。还在山上开了操场，设了“列宁室”，办墙报，唱红军歌曲，上军事课、政治课。

三年来，部队没有穿过棉衣、盖过棉被，冷得厉害的时候，集合起来跑跑步，活动一下，或烧起火来取暖。生活一直很艰苦，但是大家却愉快地在这里战斗着、工作着、学习着。

1937年10月，陈毅奉党中央命令来到湘赣边区，代表中央将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他看了部队的“营房”、操场、“列宁室”，看部队的一切都是继承着红军的传统，高兴地点头微笑。

当红军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离开湘赣边区的时候，许多村庄的群众扶老携幼，送到村外，流着眼泪，拉着同志们的手，舍不得大家走。有些老妈妈好容易弄到了一些吃的，直往同志们手里塞。

同志们要离开几年来养育自己、共同战斗的亲人，也是依依不舍。部队出发了，老人们迈着艰难的步子，还在后面紧跟着，不断地嘱咐：“你们打败了鬼子可要回来呀！不要忘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