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国洲

1977年5月，我正式提升为军队干部。三年多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实现了人生的梦想。家里人得到我提干的消息后，妈妈日夜牵挂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也对我的进步赞不绝口。接着，又传来二弟准备报考公务员的消息，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招录国家公务员，真正是千年不遇的天赐良机。我写信鼓励二弟积极准备参加考试，希望他能够“金榜提名”。

俗话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即使考不上，也要试一试。二弟是高中毕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还没有怎么败坏，社会主流还是好的，因此，我觉得二弟通过考试被录取的机率还是很大的，所以，我对他的期望值很高。

可是，时隔不久，二弟给我写信说，他不参加考试而准备结婚了，得知二弟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我当时很生气，写信对他进行了批评，可是，二弟的心意已定，我再怎么说，也无济于事了。

二弟高中毕业后，为什么没有参加高考上大学，他没有说明原因，我也从来没有跟他探讨过这件事，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至今仍然还是个迷。二弟回到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久，便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再后来他又当上了大队会计及民兵连长等职务。

于是，二弟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出于各自的目的，整天围绕二弟的身边转，有的为了捞点好处；有的为了混顿吃喝；有的则居心不良，企图取而代之。二弟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人，又继承了父母亲的基因，为人实诚，不攻心计，不搞阴谋，不会拉帮结派，不会搞歪门邪道，耳根又软，轻信人言。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心叵测。

由于心理未设防线，又架不住别人的几句奉承，很容易把周围的人都当成了知己，无话不说，无事不谈。特别是有时几杯烧酒下肚，更是心门大开，把自己对个别人和个别事的感受象“竹筒倒豆子”一般，全部亮给了别人。要知道“人心隔肚皮”，“秦桧也有俩相好”，这个社会什么时候都少不了那些两面三刀、口蜜腹剑、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的人。二弟在酒桌上的酒话，人家放下筷子，转身就向当事人“告密”，引起人家的记恨，时刻等待“秋后算帐”。所以，二弟当了一辈子干部，严格来讲，仍还没有“入流”，还没有读懂“官经”。

二弟对待那些所谓的朋友，可以说是真诚相待，倾其所有，平时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东西，宁可自己不吃，也忘不了让他们吃上喝上。譬如，他从东北二姑娘家回来时带点“海货”，也不忘与“朋友”分享；甚至还自掏腰包，带着“朋友”千里迢迢的到东北二姑娘家旅游。

二弟家的院子里有几棵果树，每到果实成熟的季节，总有人想要“分一杯羹”，那些人进院后。屋也不进，招呼也不打，伸手就摘果子，其动作和神态比在自己家里还坦然。摘完果子，有时连个招呼都不打，提着袋子扬长而去。

那时我回老家的次数并不多，每年至多也就二、三次，但是，如果赶上果实成熟的季节，这种场景我看到不止一次。记得二弟生病的头一年，又到了李子成熟季节，二弟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吃李子，一块热闹几天。我回去后，发现李子树上有一枝果子，因枝杈“朝阳”长的特别喜人。二弟和二弟媳妇说，等我回承德时，让我摘上给孩子们吃。

可是，第二天，家里来了本村的一位熟人，说特意摘李子来了。二弟指着那枝准备给我的李子，说：“那枝长的好，你摘那枝吧。”为了表示诚意，他还主动搬出一个梯子，让人家摘个够。二弟为人实在，可见一般。我不是心疼那些李子，只是觉得二弟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确实有些“傻”。在二弟交友的问题上，我简直操碎了心。以他的性格和行为，我担心有人会利用他的弱点算计他，把他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前些年，我们俩每次见面或电话沟通，我都要不厌其烦的叮嘱他：该怎样当干部，该怎样处理问题，干好自己份内的事，该自己管的事要管，不该管的事不管，不要让人“当枪使”；要提防什么样的人，要善于识别好人和坏人，不要把什么人都当成“亲人”；要管住自己的嘴，不是谁的饭都可以吃，等等。二弟对我的嘱咐基本上都是“嗯嗯啊啊”，有时觉得他是在应付我，不由得跟他发脾气，话有时说的也很难听。

可是，不管我说什么，二弟总是不急不燥，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过份的话。我总指责他办事没有城府，然而，在这一点上，二弟的城府其实比我深，忍性比我好。他之所以对我的态度给予包容，不是因为我说的都对，也不是因为我做的比他还好，只不过我是他的大哥，他给我留一些面子和尊严罢了。

二弟当会计期间，对人家的事，可谓是有求必应，不仅干了份内的事，份外的事也没有少干。镇里布置的工作，村里的大事小事，事事都干在前面。什么架桥铺路、什么建设村娱乐活动广场、什么安装自来水、什么治理大河小河，什么调解村民纠纷、什么跑扶贫项目、什么“红、白”喜事，等等，哪一件事都小不了他出面操持。一年到头只给6000元的工资，还不够外出打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家庭开支全靠弟媳一人每天起早摸黑、辛辛苦苦养的几十头猪维持着，日子过得还不如村里的一般家庭。我曾经劝他别干了，整天为村里的事跑里跑外，顾不上家，家里和地里的活计都推给了女人。

当干部几十年，自己付出的很多很多，理解的人说一声“人还不错”，不理解的人则躲在背后骂娘，你图个什么呢！可是，二弟真的放不下村里的乡亲，愿意以德报怨，为村里人服务。农村的村支书“官”不大，但一般都很霸道，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平时村里的难事和得罪人的事都让二弟处置，自己则在镇上招揽工程，闷头发大财。为此，二弟就被人家当做“出气筒”，稍不如意就骂不绝口，或者上门闹事，想方设法的要整他。

三年前，村里换了新会计，二弟被人从会计的职位上“拿下来”，有的人觉得时机来了，串通乡里的干部收拾二弟。有一天，那个乡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专程到二弟家抄家。那帮人进门后，先将二弟的手机没收，然后开始翻箱倒柜，态度十分嚣张。二弟没有经过这么大的“阵仗”，任由他们胡作非为。那帮人折腾个“六够”，什么收获也没有，出门扬长而去，却给二弟国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事后，二弟打电话给我汇报情况，我说：“他们搜家前，出示什么证件没有？”二弟说：“没有。”我说：“他们出示立案通知没有。”二弟说：“没有。”我说：“进门不出示证件，搜查没有立案通知，这是滥用权力，是违法行为。你可以告他们去。”几天后，侄女从北京回来，帮助处理这件事，找到镇党委书记，反映了情况，并声明如果不给二弟一个说法，就将非法抄家的事提供给北京的新闻媒体予以曝光。镇领导惧怕事情闹大，交出了所谓的举报信，结束了一场闹剧。

自从二弟不当村干部后，先前那些“酒肉朋友”也一哄而散，很少与二弟来往。那个整天围在二弟身边转来转去，饭好了端起碗就吃，好东西相中了就拿的朋友，甚至因借二弟的钱不还，催要时翻了脸，与二弟完全断绝了来往。我再回去时，二弟曾经的那些朋友基本上见不到了，即使在路上碰见时，表现出来的热度也下降了好几分。更有甚者，在二弟去世的葬礼上，平时那些所谓的朋友没有一个人露面。甚至，二弟一生忠心耿耿扶佐的那个人，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如今，二弟去世快要一年了。我每到闲暇时，总是不知不觉的想到他。因他不再人世，我再回老家时，也没有了往日的快乐心情，心里不由的产生一种悲伤的情感。我和二弟是一奶同胞，我们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但是，平时免不了心心念念。二弟去世后，我一直想写一篇悼念的文章，可是，一直也没有下笔，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二弟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没有象英雄人物那样，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但是，二弟的一生也不可谓不够精彩，他几十年为村里的老百姓服务，用兢兢业业来形容并不夸张。象这样无私奉献的人，恐怕全中国也找不出多少来。不过，由于立场，身份，地位和利益不同，任何一个人的作为，要想得到人们百分之百的赞同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一位举世闻名，功勋卓著，一心为民，心系百姓的人，逝世之后，也遭到一些阴险小人的诬蔑和中伤，可见人心之叵测。二弟遭受个别人的非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谨以此文作为纪念二弟逝世一周年的祭文。愿二弟在“天堂”里能够找到自己的真正朋友，每天生活的快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