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国洲
二弟“走了”。2012年11月2日（农历十月初九）晚，二弟国华因肠道梗阻导致肠破裂感染不治而去世，享年65岁。
2021年夏季，二弟发现自己小便疼痛，排尿困难，前往承德市医院就医，经医院检查认为是输尿管癌变，建议进行手术治疗。为了进一步确认病情的严重程度，二弟又前往北京肿瘤医院进行复查，最终确认是癌症无疑。
当时，全国正处于“新冠疫情”严管期间，人员全部被就地封闭，肿瘤医院也不再接收病人住院，所以，二弟的病情被耽误一个月之久。一个月后，二弟终于住进北京肿瘤医院，并通过手术摘除了输卵管和一个肾脏器官，但是，却失去了最佳的手术时机，病灶已经扩散到其它器官。
手术后，二弟一直住在北京大闺女家，身体一度向好，只是前些年做的腰椎手术不成功，给他带来无休无止地痛苦和折磨。为了解除腰部手术的痛苦，二弟又在医院做了腰部“固定钢板摘除手术”。手术时发现:用于固定钢板的8个钢钉，其中有一个是歪斜的，也许正是这个歪斜的钢钉是造成二弟长期痛苦的根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二弟曾因“阑尾炎”发作，在承德市“107”医院住院治疗，且手术摘除了“阑尾”。“107医院”是一个部队的野战医院，隶属北京军区八分部。手术后，二弟因卧床时间过长，造成“肠沾连”。就是因为“肠沾连”，给二弟带来一生的痛苦。
由于病灶发作的原因，二弟一直感觉背部不适，经常用手指揉搓痛点以解除痛苦，竟然将位于病灶处的衣服都揉搓出一道道破痕。平时只要坐下来，他的手就会不由自主的伸到后背去，不停的揉搓那个痛点，时间一长，演变成了习惯动作。
为了找到病痛的原因，我曾经带着他到承德各大医院进行就诊，做了多次的排查，比如:什么“肠镜”检查、“胃镜”检查、“ct”检查、“b超”检查、“核磁”检查，等等，就是找不到病因。前些年，他到北京大医院检查，仍然未能确定发病的原因是什么。
我曾经怀疑可能是“肠沾连”，是“阑尾炎”手术造成的，可是，中国的各级医院并没有检查“肠沾连”的办法，所以，长期以来，二弟就一直忍受着病情的折磨，痛苦的生活着。
2022年秋季，二弟手术后，从北京返回老家，曾经打电话让我回去，想跟我一起多呆上几天。我因为小孙子正在上小学，离家较远，每天需要我接送，所以一直没有成行。这年的春季，二弟从北京回来，我与妻子专程回去看他，每天跟二弟一块吃饭、喝酒、聊天。我见二弟经过治疗，身体逐渐好转，精神状态尚可，觉得他的病也没有什么大事，为他提心吊胆的心情也就放了下来。这次没有回去，虽然心情小有遗憾，但绝对没有想到，这是与二弟的永别。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冰冷的“棺材”里，阴阳两隔，呼唤不应了。
他秋季回到老家时，我曾经劝他和二弟媳妇，这次回来就不要再去北京了，好好的在家养病吧。北京虽然是大都市，繁华热闹，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个人聊天都不容易，不如在家疗养，没事出去找街坊邻居聊聊天，心情会好一些，这样会更有益于身体的康复。可是，天气逐渐转凉后，二弟觉得老家的房子没有住楼房暖和，加之他的小外孙也需要有人照顾，于是，他们夫妇二人又回到北京大女儿家。
时隔不久，二弟跟我视频，告诉我说：“他到北京后，腰部疼痛难忍，每天都要吃止痛药，原来一天吃一次，现在一天吃几次还坚持不住。”他甚至对我说：“大哥，我不想活了，太遭罪了。”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很难受。我劝他说：“别那么想，坚持就是胜利。人病了，心理压力大，心烦时，出去转一转，缓解一下。抽时间，我到北京去看你。”又过了几天，二弟又给我打电话，说：“准备到301医院住院，再次进行化疗。”我说：“好，缺钱不？缺钱，我给你寄去。”他说：“不缺。”我知道二弟刚强，有困难也不好意思跟我说，所以，打完电话后，我通过微信转账，给他寄去一万元钱。
二弟住院后，健康状况明显好转，视频中，我见他红光满面，精神尚可，体重增加了三四公斤，我心里也十分的高兴。十天后，301医院开始为二弟开展“靶向”化疗，二弟感到明显不适，七八天不排大便，肚子胀的非常难度，但是，301医院对二弟不能排便的问题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最终造成肠破裂腹腔感染，直到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也没有向家属说明真相。为了逃避医院和医生的责任，主治医生欺骗家属，让我侄女租用救护车拉回老家等待死亡。侄女给我打电话通报二弟病情后，我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还以为二弟是癌症恶化，主张将二弟送往县医院作最后的救治。县医院诊治后，告知家属，二弟腹腔内有大量脏物，已经不治。当天晚上，二弟死于县医院。
事实证明：二弟的真正死因是因为长时间不排大便，导致肠破裂引起严重感染造成的结果，并非是死于癌症。严格讲，这是二弟的主治医师玩忽职守导致的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安葬二弟后，侄女曾经以医院开具的病历为证据，向301医院有关部门提起申诉，可是，301医院凭借强大的势力，根本无视患者家属的指控，时至今日，控告申诉毫无结果。
二弟生于1958年，那时由于全国解放时间不长，又刚刚经历“抗美援朝战争”，国家百废待兴，农村的生活也很困难。二弟出生后，妈妈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濒临死亡。有一次，妈妈病重奄奄一息，竟然被搭在外屋地的门板上，准备发丧了。当时农村医疗条件非常差，记得十里八乡就有一个瞿姓老中医，住在十几里外的镇上，如果有人真的得了急病，请他治病，一个“来回”需要三四个小时，有时还因为他在外地巡诊，根本就请不到。医生看病后，还要到镇上或者县城去抓药。我们那里距县城约60多里地，那时交通不发达，不仅路况不好，也没有班车等交通工具，步行一个单程就需要10多个小时，等到把药抓回来，人早就不行了。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那时农村还没有普及西药，治病全靠中药，中药的药性慢，对急性病的治疗不能立即见效。我第一次见到西药是二弟得了大脑炎，瞿大夫从药箱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小瓶子，里面装着半瓶白色的药物，瞿大夫见大家好奇，边稀释药物边说：“这是‘大油’，外国的东西，药特别珍贵，不是急病一般不给用。”后来才知道，它叫青霉素，具有很好的消炎作用，尤其是治疗肺结核更有特殊疗效，挽救了许多结核病人的生命。
二弟在襁褓之中，妈妈却得了病重而濒临死亡，她连自己的性命都顾不过来了，哪有什么力气和奶水喂养二弟呀。二弟能够活下来，还是要感谢大姐，是大姐每天用嘴嚼烂玉米面糊糊，一口一口地喂养二弟，维持了他的存活。小时候，二弟因为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加之经常闹病整天哭泣不止，奶奶听后很烦，说他是一个“要帐鬼”，扔了算了。在冬季一个寒冷的夜晚，二弟被放在院子里的柴火垛上，等待死亡的降临。
可以预料，当时如果无人救助，相信二弟一定不会活到第二天的早晨。幸运的是，二弟由于寒冷，哭泣不止，被刚刚睡醒的大姐听到了，大姐毫不犹豫地冲出屋外，将二弟从柴火垛上抱下来，立即送回屋里，放在热炕头上去“焐”。这次，二弟虽然没有冻死，但是经过一冷一热，得了一场大病，浑身烧的象“火炭”一样，经过反复“整治”，二弟最终退了“烧”。也许是命不该绝，二弟还是挺了过来。
二弟身体虚弱，奶奶不待见，妈妈又生了病，父亲一人忙里忙外，照应不瑕。恰好村西王家老俩口，无儿无女，想抱养一个孩子养老送终。主动找到父亲商量，要求把二弟过继给他们。父亲动了心，就把王家的想法告诉全家人，然而，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致表示反对，事情也就搁置下来。其实，要论生活条件，王家的家庭条件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王老头是村里供销社的销售员，一家人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不愁住，日子比谁家过得都轻松。
那时，子女多的家庭生活都比较困难，假如真的把二弟过继给王家，生活一定会比我们过的好。多年来，每当提起这件事，二弟总是不能释怀，埋怨父亲太狠心。其实，他也许错怪了父亲的爱，要知道，世界上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啊！如果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会舍得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给别人呢？我想当时父亲冒出那样的想法，一定是出于无奈，只不过他是一位性格内向的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没有向大家说明白事情的真相而已。
1973年，我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服役于第65军194师581团。那时候，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边境地区经常爆发规模不等的战斗，双方各有损伤。苏联每天叫嚷要侵略中国，全国上下处在战争的恐怖之中。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环境下，当兵就等于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就等于把自己的亲人送上一条生死难料的不归路。母亲担心我再也回来了，整天以泪洗面，甚至一度哭的双眼失明。父亲和母亲出生在旧社会，没有上过学。解放初期，父亲和母亲虽然上过几天识字班，但也只是勉强能够认识自己的名字。在我当兵的日子里，二弟和三弟都在上学，我与家里的联系就是一纸家书，而家书都是二弟以父母的口吻给我写来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