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中华文明？答案不言而喻，那么中华文明该如何界定？其历史时间该为多久呢？这方面容易引人误解。有很多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人文思想依旧是中华文明为主体的延续传承，中华文明依旧是当今中国社会核心治国思想，实际上大错特错。理由有二：

理由一：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华夏大地就引入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将其培养成为新中国核心的治国思想，这意味着原本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被边缘化，成为了辅助地位；

理由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卜天曾在《世界的重新构造》一书中说道：现代科学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彻底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极大冲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导致了中华文明全方位的重构。这就意味着：科学的到来，将中华文明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已与传统的中华文明大相径庭了。

由此两种理由还可知晓：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科学，他们二者都来源于我们憎恶的西方世界。既然如此憎恶，为何还要引入呢？这是因为此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对现有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且给出了相应的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素质高度提升，这显然给活着的、胸怀天下的人带来了前进的动力；

科学则更不必说，自它诞生的那天起，人类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效率高度提升、生活资料大批量产出，人类探索世界的范围大大加宽，人类的寿命大幅提升……在科技的加持下，人类的目光早已不局限于我们脚下的大地，大到星际穿梭，小到细菌、病毒等微观领域。

但非常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共同点，恰恰也是中华文明先天性存在的不足——缺乏“发展”基因，如此也带来了令历代王朝统治者十分头痛的问题：不论王朝统治者怎么努力，都跳不出300年轮回的王朝周期律，而偏偏每个王朝统治者都有一个“万世为君”的帝国梦。

不论是教导世人“以德为政、以礼为制”的儒家思想，还是以“以令为政、以刑为制”的法家思想，都只有一个目标：维持现有统治秩序不变，统治者制定好规章制度、道德礼法之后，便高枕无忧；老百姓得到行政政令、道德礼法之后，便不能质疑，只能如拉磨的驴一样盲从，这就是圣人们追求的亘古不变的极乐世界。

如儒家大佬们总觉得只要统治者将修德贯彻到底、将礼法弘扬到底，就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一片欣欣向荣的文明之象；法家大佬们总觉得只要政令制定得面面俱到、官吏们执行得毫无差错，整个社会就能如同机器一般有序执行。

事实证明他们太过乐观、太过理想化了。等到国家运转出了问题、老百姓怨声载道活不下去，开始闹起义准备谋反之时，这些中华文明制定者又总是将罪责推脱到执行者身上，老百姓小范围起义，闹得不凶，就判定老百姓是刁民，应予以镇压管教；老百姓大范围起义，闹得很凶时，就又将罪责推到统治者身上，认为他是无道昏君、德不配位。

实际上，他们从没有质疑过他们凭空而想的理论是不是出了问题？是不是太过理想化？是不是涵盖的范围过窄、并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的理论存在先天性不足：缺乏发展基因。不论是孔子还是韩非子，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种理论，都是冲着一个目的：维持现有统治秩序不变，期待现有统治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马克思哲学告诉我们：物质运动是永恒的，这个世界的发展是绝对的。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护现有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就妄想拴住历史前进的步伐，实则是非常愚蠢的。

果不其然，历代封建王朝，不论其开国统治者怎么贤明，怎么汲取前朝灭亡教训，怎么对症下药制定对策，王朝300年一轮回的周期律终究不能幸免。

比如清朝，慑于前朝屡屡出现的后宫干政以及太监干政的问题，清朝统治者提出了“房事不过夜”的残忍制度，也制定了严苛的太监政策，不仅在人数上做了限制，还设置了警示铁牌，对于猖狂的太监给予凌迟处死的决断。

另外清朝汲取前朝奉行“一家独大、华夷之辩”带来的民族矛盾尖锐的弊端，提出了满汉一家、满蒙一家的政策，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大大缓解了民族矛盾。针对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差异大等问题，提出了分片治理、各有不同的管理方式，较以往的一刀切政策大有改进。

只不过纵使清朝如此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最终还是迎来了王朝覆灭的那一天，并且因为鸦片战争一役，背上了“满清误我中华300年”的黑锅。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纵然他们将中华文明学得透透的，对其中的缺项进行了缝缝补补，但依然没有跳出王朝300年轮回的诅咒。主要原因不言而喻，中华文明再怎么缝缝补补，终究先天不足：缺乏发展基因，而西方世界没有中华文明的条条框框，自然发展得如鱼得水。在请入了科学这一尊大佛之后，政治、经济、军事爆棚发展，毫无悬念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而固步自封但又十分庞大的古老中国，自然成为了他们宰割的对象。